摘 要：伊朗电影突破文化和宗教的限制，凭借朴素平实的电影文本完成了对国家形象的解构与建构，导演们在传统宗教教义与全球现代文化冲击的夹缝中寻求新的诉求方式与表达形式，实现了对自我的含蓄表达与社会现实的委婉批判。本文分别从审查制度、叙事策略及文化思考三方面对电影审查进行论述，试图分析伊朗虽然处于严苛的审查制度之下却不断拍出经典之作的原因，并且与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进行分析，进而寻求可取之处。
　　关键词：审查；叙事策略；分级制度
　　一、严苛的审查机制：宗教至上
　　1979年，当巴列维王朝被霍梅尼的铁蹄从历史上一脚踏进历史尘埃时，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就早已注定了其在今天都让世界为之诧异的电影审查机制的形成。法律条文上的种种规制将伊朗电影的自由钉在了死刑柱上，但总有举着火把的英雄趁着黎明最黑暗的时刻冲破 荆棘为雅利安人民甚至全世界献上最使人动容的精神食粮。
　　在宗教意识凌驾于政治法规和人性本能之上的社会现状里，伊朗电影面临的现实语境就是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将决定电影的存亡，在宗教意识统领一切的大语境之下，伊朗电影的审查标准简单来说，即电影内容应符合伊斯兰教义。为此，伊朗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详细的规定，如：在电影内容上，不可以表现与政治和宗教有关的感敏内容，非剧情必须，不可出现“大胡子男人”的反面形象；在女性形象上，女性出现在银幕上，必须要黑袍遮头遮身，即使是影片中的女性是在自己的私人空间，只要是出现在大屏幕上，除了手和脸之外的皮肤裸露都是不允许的；在夫妻之间，非夫妻的男女牵手在伊朗被视为罪行，所以，在银幕上，即使是扮演夫妻的演员也不可以牵手，更不用说亲密的行为了。《一次别离》的女主角蕾拉·哈塔米因与戛纳电影节主席吉尔·雅各布在电影节开幕式上互相亲吻脸颊的行为在伊朗引起轩然大波，伊朗的强硬派人士向伊朗司法部提出诉讼，要求对蕾拉·哈塔米处以公开鞭笞的处罚。
　　在这里，政治成为宗教的附庸，电影成为宗教宣传教义和驯化人民的工具，伊朗电影没有因为伊斯兰革命而重获新生，反而深陷入了伊斯兰什叶派们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泥潭。
　　二、隐晦的叙事策略：曲线救国
　　电影的话语权掌握在审查者的手中，伊朗的电影审查者们拥有高明的剪辑技术，不过这种剪辑不是对电影的創作与升华，而是一种阉割，对人性欲望的彻底隔离。但在这种枷锁下，总有不安于为政府拍宗教宣传片和“垃圾”电影的导演，他们曾离开国门到世界各地求学，回国后另辟蹊径，在层层禁忌下以“儿童电影”为开端为伊朗电影的新生打开了一条狭窄的缝隙。伊朗导演们一方面巧妙的在琐碎庸俗的日常生活中隐藏着戏剧性与悬念，引人入胜，一方面又紧扣现实主义影片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在与主流意识形态斗智斗勇下达成“曲线救国”的心愿。
　　儿童和琐碎的日常成为伊朗电影的主题，通过展现纯粹的儿童世界和呈现底层人民或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来完成导演对社会现状的隐晦批判，贾法·帕纳西，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阿斯哈·法哈蒂等导演为这一隐晦的叙事策略作出了巨大贡献。贾法·帕纳西在被禁止拍片禁止出国的情况下转行去开出租车，利用出租车上的镜头拍下与乘客的对话，剪辑成一部半纪录式的电影《出租车》，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乘客正代表了形形色色的伊朗人，由此呈现出了的最真实的社会状况和国民观点。阿斯哈·法哈蒂则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他对这一阶级以电影的方式施以关怀，《一次别离》中处于伊朗现实国情中迷茫焦虑的纳德与西敏便是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对于故土——伊朗深沉而又无所适从的情感其实是导演内心真实的写照，这些融合了中西方矛盾与传统现代矛盾的特殊人群，在现代教育下认识到宗教教义的不完善，但在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下想逃离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通过平实而庸常的镜头展现的淋漓尽致。而作为伊朗新现实主义电影先驱的阿巴斯更是通过儿童电影的方式完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委婉抗议，另外还有帕纳西的《白气球》，马基迪的《小鞋子》等等，都是通过对儿童世界的关注来寻求对现实的关照与表达。
　　在这种近乎苛刻的制度要求下伊朗却不断有让世界都为之动容的作品出现，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伊朗导演们的不懈与坚持，他们没有因为制度原因而放弃对电影艺术的探索，而是凭借着对于电影的热爱与诚挚，不断探索适合国情符合制度的表达风格和表述方式，在这一点上，是中国电影人极其值得学习的地方。
　　三、中国电影的生存境遇
　　审查制度一直也是中国电影人无法避过的话题，中国影人们将目前烂片成山的现象归咎于中国没有实行电影分级制，但官方在2017年3月11日实施的《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对于电影分级只字未提，这使得很大一部分人觉得中国电影分级无望。 其实在早年间中国曾实行过电影分级制度，但只是简单的将电影分为“普通级”与“少儿不宜”两级，但渐渐的，这种“少儿不宜”级反倒成了电影宣传的一个噱头，而不再是一个标准，比如1989年王进导演的《寡妇村》，在上映时打出的宣传标语是“非常好看，少儿不宜”，这种渐渐跑偏了的分级制度使得中国的审查制度以维护社会和市场为由存在至今，无法撼动。审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创作者的自由空间，他们关注的重点不再只是这部影片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思考，而是能否过审，很多影片为了过审在片中强行讨好国家，为人物按上不太合适的正能量帽子，而不是按照正常的人性反映进行创作。这种审查制度下，中国的影片愈发尴尬。
　　但伊朗的审查制度比中国的更为严苛，为何伊朗却频现佳片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伊朗找到了适合自己民族性和国民性的表达方式，它没有站在宗教的对立面，而是在它的大环境下进行不违背宗教教义的自我表达，即完成了对社会现状的批判，又使得东西方国家欣然接受这种思想的传达。另外，伊朗能够流传在外的使人们耳熟能详的，必然是精品，中国也有风行世界的影片，且不提功夫片，近些年中，《卧虎藏龙》《饮食男女》《英雄》《霸王别姬》《活着》等影片都在不断的为西方世界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因为，中国电影人不必过分贬低中国市场，而是应该在这种基础上，对当下的状况进行自我反思。
　　因此，中国电影人不应该一边完全将烂片横行的原因怪罪于审查制度，一边毫不走心的拍着不好笑的喜剧片迎合观众、讨好市场，一味的关注票房，也不应该坐以待毙，等着“分级制度”的实行，而是应该像伊朗电影一样探索出一条符合当下国民意识和社会现实的道路，化被动为主动，等到国民思想基础和上层建筑能够匹配时（这个时间段会很长），相信在全球化浪潮下，分级制的到来也就不远了。
　　结语
　　当宗教教义与人性本能发生冲突时，是该对传统的宗教教义进行彻底的维护和遵从，还是应该遵循自然人性本能维护人类的尊严与需求，这是伊朗电影永远都争执不休的问题，但好在他们找到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而中国电影也应该放下抱怨与吐槽，脚踏实地的将目光放置到电影本身，关照现实，终究也会实现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