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人能够预料到今年全球最引人注目的两起恐怖袭击，会分别发生在新西兰和斯里兰卡。通过对这两起恐怖袭击的细节进行洞察，同时通过对过往的回顾，可以分析出我们所面临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如何演变。
　　出乎之前的判断，极端右翼主义已经很明显地演变成了更显著的国际性威胁，而伊斯兰极端主义现在已经具备了在全球任意地区发动打击的能力。印尼的“伊斯兰国”分子，甚至在网络上点名要在近期对华人华侨发动袭击。
　　拉法埃洛·潘图奇（Raffaello Pantucci）是知名反恐专家，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过汉语，其所供职的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是一个致力于尖端国防和安全性研究的独立智库。目前他还在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激进主义研究中心等处任职。
　　就如何认识当前全球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打破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相互报复的循环，建立日常化机制来管控恐袭风险等问题，《南风窗》专访了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RUSI）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拉法埃洛·潘图奇。

恐怖主义新形态

　　南风窗：有人说，斯里兰卡连环恐袭的发生，是逊尼派伊斯兰极端主义与西方极端右翼恐怖主义之间已经形成“恶性循环”的重要证据。这种说法成立吗？能否据此展开未来的预测？
　　拉法埃洛·潘图奇：这两种恐怖主义互相形成的恶性循环，是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演变出的一种新形态。
　　斯里兰卡恐袭发生后的几天，通过开源信息检索法，可以发现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都有佯动。比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伊斯兰国”分子，在社交网络上都释放出了他们也要发动类似袭击的口头威胁。现在还很难判断其中到底有哪些威胁是单纯的口头威胁但不会付诸实施，又有哪些威胁会最终演变成真正的恐怖袭击。
　　相对来讲，一部分威胁仍然是可预测的。比如，在斯里兰卡发生惨绝人寰罪行的那个复活节周末，“伊斯兰国”还对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实施了袭击。我们一直担忧后两个国家会遭到与“伊斯兰国”有关的袭击。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新西兰和斯里兰卡，一些模糊的信号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勾勒出这类威胁的先兆。
　　比如，虽然新西兰一向被认为面临的威胁非常小，但在澳大利亚政坛上，极右翼势力的抬头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由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政治上的联动性，所以新西兰所面临的威胁是从澳大利亚发出来这一点，并不完全出人意料。虽然几乎不可能在具体的袭击发生前就事先知晓，但从澳大利亚主流话语里越来越令人厌恶的仇外言论这一背景中，抛出这样一场骇人的极右翼袭击，也并非那么令人奇怪。
　　目前在欧洲和北美的网络上，我们也监控到了非常类似的极右翼恐怖主义思潮的崛起。与新西兰恐袭事件同等规模的大屠杀再次上演，只是时间问题。
　　斯里兰卡的案例有些不同，其面临的传统威胁主要还是民族冲突和宗教暴力事件，其中大多数也和该国数十年的内战有关。但斯里兰卡也曾有一部分人离开本国，尝试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去参加“伊斯兰国”。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在战区滞留很长时间。问题是，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拥有一定逊尼派穆斯林人口的国家一样，斯里兰卡也面临着穆斯林极端化和“伊斯兰国”渗透的问题。

预判威胁变难了

　　南风窗：这次在斯里兰卡搞袭击的人，有的家境和学历都很不错，从小接受世俗精英教育，甚至在海外留学。这些衣食无忧的国家精英，怎么会变成恐怖分子？
　　拉法埃洛·潘图奇：是的，他们中有两个是斯里兰卡“香料大王”之子，有一个是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读过书，拿到了硕士学位。
　　这些人往往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比较高，但在本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或者族群矛盾下，作为一个相对弱势的种群，他们如果想在这个国家获得更高的上升渠道，是相对困难的。他们更容易出现一种焦虑感和挫折感，会受到“伊斯兰国”的引诱。
　　现在既然“伊斯兰国”丧失了大本营，这些人也就越来越将目光投向其他领域。激进的冲动仍然存在，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们通过寻求在当地发动袭击来满足这种冲动。
　　基于这种“圣战士”回流或出境受阻的现象来研判，世界各地的不少国家最终都可能面临类似的问题。约100个国家都曾有公民尝试加入“伊斯兰国”，这意味着它们都可能面临“圣战士”回流或本地作案的威胁。现在很难了解的是，是否能在其他国家轻易复制与斯里兰卡恐袭同等规模的袭击。

约100个国家都曾有公民尝试加入“伊斯兰国”，这意味着它们都可能面临“圣战士”回流或本地作案的威胁。

　　在斯里兰卡恐袭事件上，当地的政治和安全失败，可能与攻击者的专业程度一樣发挥着作用。但它的确凸显了“圣战士”问题有多么普遍和具传染性，同时凸显了在人们为什么会被“伊斯兰国”的理念吸引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做更多和更精细的研究。
　　南风窗：这次斯里兰卡连环袭击中，至少有40名外国人遇难，其中包括在斯里兰卡度假的丹麦首富一家的三名子女。此刻回想新西兰总理在基督城清真寺恐袭事件后搂抱遇难穆斯林的家属，以及许多新西兰人跪地求宽恕，似乎他们很有先见之明—预防后续遭报复。斯政府现在侧重调查恐袭的国际色彩，而不是像3年前孟加拉国一样内部化处理，这会不会刺激国际冤家？如何预防新一波恐袭？
　　拉法埃洛·潘图奇：对安全方案的提供者来说，这两起袭击的发生，几乎摧毁了之前所有的威胁预判模型。以前可以用来预判威胁的方式方法，现在都需要进行重新设计和重新规划。
　　由于威胁本身的形态在不断演变，当前已经非常复杂的问题只会越来越难以预判。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地将会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外衣，以不同的方式方法继续肆虐。 　　由于使用高科技的门槛越来越低，即使是非常小的极端组织（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都逐渐具备了发动重大袭击的能力。斯里兰卡这类事件可能相对来讲不多，可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危险的主要推力将继续源于少数可预见的意识形态，但袭击所发生的地点很可能会不断刷新我们现有的认知。
　　斯里兰卡恐袭发生后，埃及的教堂与美国的犹太教堂都遭遇了袭击。可以推断，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右翼极端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正在快速感染其他的极端团体，比如海外的反犹太和反华极端分子也被激活。

保护海外中国人

　　南风窗：就像埃航客机空难名单上有8名中国人一样，这次又有多名中国人在斯里兰卡恐袭中遇难，说明中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和利益保护问题空前突出。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拉法埃洛·潘图奇：和斯里兰卡的情况不同，中国国内的治安环境和安全措施较好，因此从中国流窜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的极端分子可能不会选择返回国内作案，而更有可能威胁中国在动荡地区的华人华侨及中资企业。

　　中国2018年的全行业对外投资达到1298.3亿美元，全年出入境人次达到5.6亿人次；现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治安差、当地政府安保能力弱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有中国的利益存在。
　　由于中国公司走向海外的步伐越来越大，这其中既包括稳定的国家也包括不稳定的国家，目前恐怖主义的演变给中国企业制造了巨大的痛点。中国公民在斯里兰卡被害，在阿富汗袭击中被波及，只是大量类似案例的冰山一角。
　　也就是说，中国海外商业活动和公民出境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保护海外利益之综合能力的发展。想要实现应对境外的挑战，其实存在着一定困难；中国驻外企业和出境公民，更多要靠事先规避高风险地区，或者雇用合格的安保力量。

由于使用高科技的门槛越来越低，即使是非常小的极端组织都逐渐具备了发动重大袭击的能力。

　　南风窗：在海外，近些年宗教场所经常遇袭，2017年以来所涉国家就有美国、尼日利亚、埃及、阿富汗、巴基斯坦、菲律宾、新西兰；这些袭击的动因，有同一宗教的极端派杀戮温和派，也有所谓“文明的冲突”，包括“白人至上主义”。你怎么看西方遭受这些袭击后的反应？这种相互报复的循环能打破吗？
　　拉法埃洛·潘图奇：自冷战结束后，伊斯兰极端主義组织对西方发起的长期袭扰，在西方社会上造成了越发严重的对伊斯兰文明的反感。虽然西方主流政治人物，长年以来都刻意避免在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文明的整体之间划等号，但恐怖分子在发动恐怖袭击时的心理动机，是和袭击者的文明归属感密不可分的。
　　对于当前披着不同宗教和文明外衣的恐怖主义之间的对抗，早在上个世纪末，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有详细的阐述。而这两种恐怖主义之间的恶性循环一旦形成，便很难通过各国安全机关现有的反恐措施去打破。即使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对这种循环实现压制，也很难永久性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