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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法制”到“法治”
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质的飞跃。从刀治到水治的转变是法理念的巨大跨越。“法制”着重强调静态的法律制度以及将这种静态的法律制度运用到社会生活中的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秩序价值。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制”所强调的秩序价值不一定建立在正当性价值之上。中外历史上，所谓的“法制”曾被少数人用作镇压人民以维护其腐朽统治政权的工具，如曾经被德国纳粹政权作为种族灭绝暴行的工具。而“法治”一词则蕴涵了法律调整社会生活的正当性，它要求社会生活的法律化，要求维护公民的自由；“法治”符合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要求，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交往活动具有了可预测性和确定性，也使人们的正当要求有了程序化、制度化的保证，增强了社会成员的安全感。由此，“法制”的目标是“法治”，我们所追求的法制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就是实现“法治”的过程，亦即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实际上，在人类法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今天，其含义本身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现代化的法治“意味着的不只是单纯的法律存在”，而是“法律的统治”；法治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是一种价值取向。
由是观之，法治是指依据法律治理。社会主义法治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方略，与人治相对的治国理论、原则、制度和方法。法治明确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性。法治是众人之治，在我国，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协调和统一。法治的中国一切国家机关、各政党、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和全体公民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显示了法律介入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在全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必须依法办事；法治还表达了法律调整社会生活的正当性。法治与专制对立与民主联系，维护公民自由，符合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要求。所以在当今中国建立法治，具有空前的意义，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正确抉择。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进行的宪法修正就明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这一修宪，让法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国家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法治的思想条件
要实现我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我们认为，最基本的要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和权利本位的思想条件。
首先，法律至上，他是指法律在社会规范中具有最高权威，所有的社会规范都必须符合法律的精神，法律成为评判一切涉法性社会问题的最高权威。在时空上，“在人治时代，不存在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只是法治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人们通过协商赋予了法律以至高无上的理性。”在价值上，法律至上是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否定，它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真正的法治社会中，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主张法律至上即是主张人民意志至上。法律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承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便是承认和尊重客观规律。其次，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平等，就是承认所有的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因而，应当按照无差别对待的原则来向每个权利主体分配同等的基本权利，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参与社会合作。平等不等于平均；平等是一种机会上的平等和法律主体资格上的平等，而不是一种结果上的平等。笔者认为，实际上，权利平等是平等权的核心，立法不平等就不会有法律实施的平等。法治国家的平等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平等，是反特权的平等，是市场主体公平之争的平等。离开了权利平等，就不是法治国家了，而是特权化的封建性质的国家。因此，在构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要保障人们追求公平的权利的平等，这才是最大的公平。
第三，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公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尤其是权利的制约。权力制约是相对于权力至上而定的，而权力至上的思想根源则是“为政在人”的贤人政治观念，实践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须被滥用，权力制约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规定，确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权力服从法律。
权力制约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原则的总称，其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导致出现了一个不依附于土地、国家、教会、而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私人自治的领域。社会成员本身获得了私人意义上的“市民”和“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两种身份。一方面，他们为了培养独立和健全的人格，保留“自律”的充分空间，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我利益，要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并在此过程中监督、制约、评判政府和公共权力活动的合法性。同时，因为参与能力和参与环境的局限，导致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的二元对立，为了保证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脱离人民的掌控，所以也必然要寻求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近现代法治的实质和精义在于控权，即对权力在形式和实质上的合法性的强调，包括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和法律的制约。法律的制约是一种权限、程序和责任的制约。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规定，界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权利服从法律。也就是说，一切治国之权力都必须依法取得、依法行使并被依法评价和监督。第四，权利本位。所谓权利本位，有两层基本涵义：其一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其二是指在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权力之所以必须是有限的，就在于它来源于人民；法律义务的设定必须处于维护相应的法律权利或公众利益的需要并经过必备的法律程序通过。由此，我们的结论是，权利本位范式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应当是：“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由权利制约。”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类型，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形式，国家权力之所以必须是有限的，就在于它来源于人民。因此法律义务的设定，必须出于维护相应的法律权利或公众利益的需要，并经过必备的法律程序通过。
参考文献：
[1]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沉思[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96-398.
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质的飞跃。从刀治到水治的转变是法理念的巨大跨越。“法制”着重强调静态的法律制度以及将这种静态的法律制度运用到社会生活中的过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秩序价值。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制”所强调的秩序价值不一定建立在正当性价值之上。中外历史上，所谓的“法制”曾被少数人用作镇压人民以维护其腐朽统治政权的工具，如曾经被德国纳粹政权作为种族灭绝暴行的工具。而“法治”一词则蕴涵了法律调整社会生活的正当性，它要求社会生活的法律化，要求维护公民的自由；“法治”符合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要求，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交往活动具有了可预测性和确定性，也使人们的正当要求有了程序化、制度化的保证，增强了社会成员的安全感。由此，“法制”的目标是“法治”，我们所追求的法制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就是实现“法治”的过程，亦即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实际上，在人类法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今天，其含义本身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现代化的法治“意味着的不只是单纯的法律存在”，而是“法律的统治”；法治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是一种价值取向。
由是观之，法治是指依据法律治理。社会主义法治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方略，与人治相对的治国理论、原则、制度和方法。法治明确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性。法治是众人之治，在我国，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协调和统一。法治的中国一切国家机关、各政党、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和全体公民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显示了法律介入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在全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必须依法办事；法治还表达了法律调整社会生活的正当性。法治与专制对立与民主联系，维护公民自由，符合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要求。所以在当今中国建立法治，具有空前的意义，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正确抉择。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进行的宪法修正就明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这一修宪，让法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国家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法治的思想条件
要实现我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我们认为，最基本的要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利平等、权力制约和权利本位的思想条件。
首先，法律至上，他是指法律在社会规范中具有最高权威，所有的社会规范都必须符合法律的精神，法律成为评判一切涉法性社会问题的最高权威。在时空上，“在人治时代，不存在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只是法治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人们通过协商赋予了法律以至高无上的理性。”在价值上，法律至上是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否定，它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真正的法治社会中，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主张法律至上即是主张人民意志至上。法律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承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便是承认和尊重客观规律。其次，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平等，就是承认所有的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因而，应当按照无差别对待的原则来向每个权利主体分配同等的基本权利，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平等的法律地位上参与社会合作。平等不等于平均；平等是一种机会上的平等和法律主体资格上的平等，而不是一种结果上的平等。笔者认为，实际上，权利平等是平等权的核心，立法不平等就不会有法律实施的平等。法治国家的平等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平等，是反特权的平等，是市场主体公平之争的平等。离开了权利平等，就不是法治国家了，而是特权化的封建性质的国家。因此，在构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要保障人们追求公平的权利的平等，这才是最大的公平。
第三，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公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尤其是权利的制约。权力制约是相对于权力至上而定的，而权力至上的思想根源则是“为政在人”的贤人政治观念，实践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须被滥用，权力制约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规定，确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权力服从法律。
权力制约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原则的总称，其存在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导致出现了一个不依附于土地、国家、教会、而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私人自治的领域。社会成员本身获得了私人意义上的“市民”和“公”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两种身份。一方面，他们为了培养独立和健全的人格，保留“自律”的充分空间，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满足和实现自我利益，要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并在此过程中监督、制约、评判政府和公共权力活动的合法性。同时，因为参与能力和参与环境的局限，导致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的二元对立，为了保证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脱离人民的掌控，所以也必然要寻求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近现代法治的实质和精义在于控权，即对权力在形式和实质上的合法性的强调，包括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和法律的制约。法律的制约是一种权限、程序和责任的制约。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规定，界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权利服从法律。也就是说，一切治国之权力都必须依法取得、依法行使并被依法评价和监督。第四，权利本位。所谓权利本位，有两层基本涵义：其一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其二是指在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权力之所以必须是有限的，就在于它来源于人民；法律义务的设定必须处于维护相应的法律权利或公众利益的需要并经过必备的法律程序通过。由此，我们的结论是，权利本位范式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应当是：“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由权利制约。”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类型，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形式，国家权力之所以必须是有限的，就在于它来源于人民。因此法律义务的设定，必须出于维护相应的法律权利或公众利益的需要，并经过必备的法律程序通过。
参考文献：
[1]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沉思[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96-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