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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作翻译是一种常见的翻译现象。在我国的翻译史上有着积极地作用，本文从古代佛经译场制度，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和《毛泽东选集》英译对我国翻译史上的合作翻译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并从当今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分析了合作翻译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 合作翻译 时代必然性
【Abstract】Co-translation is quite commonly seen，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First，we will take a review and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co-translation i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They are the Ancient Translation Center of Buddhist Scripture，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West from the Opium War to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Then analyze the inevitable tread of co-translation in today’s world.
【Key Words】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Co-translation； Inevitable Tread
2009年国际译联（FIT）发布的国际翻译日庆祝的主题是“合作翻译”的内容，该主题明确提出了：“译者苦心孤诣，独铸辉煌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它要求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来关注我们强调合作翻译的原因和方式”。
综观中西翻译史，我们可以发现合作翻译是一种常见的翻译现象。从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到西方世界的《圣经》翻译，从科技翻译、政治翻译到文学翻译，合作翻译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国内目前只有少数几位学者撰文对该课题进行过专题研究。尤其不容忽视的是，时至今日，某些译家和学者对合译仍然持一种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有鉴于此，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很有必要。因篇幅限制，本文要对中国翻译史上几次翻译高潮中的典型的传统合译模式进行的描述与分析。
一、中国翻译史上的合作翻译
1.古代佛经译场制度。佛经翻译起于东汉末年，到唐朝达到高峰。我国译经，从东汉时一起就采用了“译场”方式，即多人通力合作，在严格的分工制度下从事佛经翻译。译场发展到唐代，在吸收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创设了比较完备的译场组织制度。据《续高僧传》记载，唐朝译场职位共有十种，大体如下：（1）译主，精通梵华两文，主要负责宣读佛经原本，并讲解其意义。（2）笔受，负责将译主所宣讲的佛经原本译成汉文记录下来。 （3）度语，或传语，就是口头翻译。 （4）证梵本，即将译好的初稿与梵文原文进行校对，检查。（5）润文，即润饰和修饰译文，以使所译经文更加流畅，便于阅读与传授经义。（6）证义，为译主的助手，负责审阅所译经文的文义，检查是否有错误之处，以保证质量。（7）梵叹，反复诵读所译经文，以使所译经文琅琅上口便于诵读。（8）校勘，佛经翻译完毕，与原稿校阅，以防抄错。（9）监护大使，负责监督译经的一般事务。（10）证字，主要是负责汉语里的生僻、异体字的甄别和筛选。
佛经译场制度从不同层面上保证了文字的纯正与流畅，从而保证了译经的准确性及表达的地道性。古代佛经译场制度的组织之严谨、分土之精细、责任之明确、对人才培养之重视，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的合作。明末清初科技文献的翻译多采用口述加笔受的翻译模式。众所周知，16世纪以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耶稣传教士为了传播西方文明，纷纷来华。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基本不具备坦然接受西人文化的语境，而利玛窦等人的汉语文字水平及中国文化修养尚不足以保证他们能够出色地单独完成外译汉翻译工作，于是他们只好寻求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帮助，以顺利地把西方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这种翻译模式基本还属于“西译中述”，即西人口译中国人笔记。客观地讲，这种合作模式无疑是“开中国思想革新之先河，启中国学术前进之门户”的目标在明末清初能够实现的关键一环。若非如此，仅仅依靠利玛窦等西人一己之力，他们的努力是很难成功的。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中的合作。这一次的翻译高潮始于鸦片战争止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翻译工作提到了 “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高度，这一时期也多采用了“中西合译”的形式，英国的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鸦片战争以后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帅同文馆、光学会等都有多部合作译着问世。
到了林纾，“西译中述”演变为“中译中述”，并且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绩。林纤精通古文，却不谙西文，但自《巴黎茶花女遗事》后，先后与魏易、陈家麟、曾宗巩等近20余名口译者合作翻译了百余种外国文学作品。在林纾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时人在翻译时也纷纷效仿“林纾模式”，为外国文学进入国人视野推动中国文学乃至社会的进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4.《毛泽东选集》英译中的合作。《毛泽东选集》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于是重大政治资料，《毛泽东选集》对翻译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规模也更加庞大。《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包括徐永焕，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郑儒箴等名流学者，也有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冀朝鼎等党内干部。前者多承担翻译，后者在工作之余负责审稿。至于说翻译的过程，无论是初期亦或是后期，也都空前复杂。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初译、改稿、核稿、初定稿、外国专家通读、提出修改意见、再次改稿、交由主持者裁夺、集体通读校勘、解决疑难问题、最后定稿、打印、校对等一整套流程。如遇重大问题翻译小组不能定夺时，甚至还要请毛泽力、亲自解决。由此可见，与其它翻译相比，《毛泽东选集》的英译相当繁杂，其间的谨慎、曲折、琐细是普通翻译无法比拟的。但《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巨大成功，就是给众多的译家的辛勤工作最大的回报，也是对合作翻译这一翻译形式的最大肯定。 二、合作翻译当今的时代必然性
合作翻译在中国的翻译史上，出现最多的是对于典籍的翻译，由于其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传播广泛，再加之典籍的内容丰富，知识涉猎繁多，非一人之力可能将其翻译完善。所以合作翻译便成为其最现实完备且有效率的方法。
千百年来，在传统观念中，翻译一直被视作为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或活动。一本书，一本字典，笔，纸还有灯下孤独的身影，或苦思冥想，或奋笔疾书---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对译者工作的最鲜明生动的写照。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电脑，互联网，翻译软件等科技新成就的不断涌现，译者的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笔和纸不见了，代之的是电脑的鼠标，键盘和屏幕；字典不见了，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电子词典，和瞬间即可显示的各种解释； 书也不见了，代之的是网络下载的原作电子版。但最重要的变化是“人”（译者）的变化：他不再是单独的一个人了，尽管你看见的也许仍然是一个人面对着电脑，但他很可能是与好几个人同时从事一本书的翻译，而借助网络互相交流。他所使用的电子词典，网络词典也是也是别人的成果，类似古代译场中其他若干角色。所以当代的译者是借助因特网，电脑翻译软件才能实现的合作翻译。而这样的情形是普遍且真实的。正如谢天振教授所说：我们今天的翻译已经从书房进入到了作坊，对翻译史而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翻译的职业化时代了。（《东方翻译》2009年第二期）
总之，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合作翻译模式都是客观存在的，有时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的存在。通过对中国翻译史上典型的合译范例深入细致的描述与分析，我们也初步了解了合作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积极作用，也对合译产生了更为清晰的理解与认识。相信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合作翻译是必然的，我们所要做的是要借鉴历史上合作翻译的模式和制度，并深入思考悉心研究在当代的社会背景，科学技术和人际关系下的新的合作翻译模式，以及如何在具体应用中改进和提高翻译的效率和质量。
参考文献：
[1]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2]谢天振.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J].中国翻译，2012（1）.
[3]谢天振.翻译：从书房到作坊[J].东方翻译，2009（2）.
[4]刘杰辉.中国传统合作翻译模式描述及分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9（3）.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 合作翻译 时代必然性
【Abstract】Co-translation is quite commonly seen，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First，we will take a review and make an analysis of the co-translation i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They are the Ancient Translation Center of Buddhist Scripture，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West from the Opium War to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Then analyze the inevitable tread of co-translation in today’s world.
【Key Words】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Co-translation； Inevitable Tread
2009年国际译联（FIT）发布的国际翻译日庆祝的主题是“合作翻译”的内容，该主题明确提出了：“译者苦心孤诣，独铸辉煌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它要求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来关注我们强调合作翻译的原因和方式”。
综观中西翻译史，我们可以发现合作翻译是一种常见的翻译现象。从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到西方世界的《圣经》翻译，从科技翻译、政治翻译到文学翻译，合作翻译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国内目前只有少数几位学者撰文对该课题进行过专题研究。尤其不容忽视的是，时至今日，某些译家和学者对合译仍然持一种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有鉴于此，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很有必要。因篇幅限制，本文要对中国翻译史上几次翻译高潮中的典型的传统合译模式进行的描述与分析。
一、中国翻译史上的合作翻译
1.古代佛经译场制度。佛经翻译起于东汉末年，到唐朝达到高峰。我国译经，从东汉时一起就采用了“译场”方式，即多人通力合作，在严格的分工制度下从事佛经翻译。译场发展到唐代，在吸收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创设了比较完备的译场组织制度。据《续高僧传》记载，唐朝译场职位共有十种，大体如下：（1）译主，精通梵华两文，主要负责宣读佛经原本，并讲解其意义。（2）笔受，负责将译主所宣讲的佛经原本译成汉文记录下来。 （3）度语，或传语，就是口头翻译。 （4）证梵本，即将译好的初稿与梵文原文进行校对，检查。（5）润文，即润饰和修饰译文，以使所译经文更加流畅，便于阅读与传授经义。（6）证义，为译主的助手，负责审阅所译经文的文义，检查是否有错误之处，以保证质量。（7）梵叹，反复诵读所译经文，以使所译经文琅琅上口便于诵读。（8）校勘，佛经翻译完毕，与原稿校阅，以防抄错。（9）监护大使，负责监督译经的一般事务。（10）证字，主要是负责汉语里的生僻、异体字的甄别和筛选。
佛经译场制度从不同层面上保证了文字的纯正与流畅，从而保证了译经的准确性及表达的地道性。古代佛经译场制度的组织之严谨、分土之精细、责任之明确、对人才培养之重视，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的合作。明末清初科技文献的翻译多采用口述加笔受的翻译模式。众所周知，16世纪以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耶稣传教士为了传播西方文明，纷纷来华。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基本不具备坦然接受西人文化的语境，而利玛窦等人的汉语文字水平及中国文化修养尚不足以保证他们能够出色地单独完成外译汉翻译工作，于是他们只好寻求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帮助，以顺利地把西方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这种翻译模式基本还属于“西译中述”，即西人口译中国人笔记。客观地讲，这种合作模式无疑是“开中国思想革新之先河，启中国学术前进之门户”的目标在明末清初能够实现的关键一环。若非如此，仅仅依靠利玛窦等西人一己之力，他们的努力是很难成功的。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中的合作。这一次的翻译高潮始于鸦片战争止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翻译工作提到了 “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高度，这一时期也多采用了“中西合译”的形式，英国的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鸦片战争以后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帅同文馆、光学会等都有多部合作译着问世。
到了林纾，“西译中述”演变为“中译中述”，并且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绩。林纤精通古文，却不谙西文，但自《巴黎茶花女遗事》后，先后与魏易、陈家麟、曾宗巩等近20余名口译者合作翻译了百余种外国文学作品。在林纾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时人在翻译时也纷纷效仿“林纾模式”，为外国文学进入国人视野推动中国文学乃至社会的进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4.《毛泽东选集》英译中的合作。《毛泽东选集》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于是重大政治资料，《毛泽东选集》对翻译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规模也更加庞大。《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包括徐永焕，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郑儒箴等名流学者，也有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冀朝鼎等党内干部。前者多承担翻译，后者在工作之余负责审稿。至于说翻译的过程，无论是初期亦或是后期，也都空前复杂。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初译、改稿、核稿、初定稿、外国专家通读、提出修改意见、再次改稿、交由主持者裁夺、集体通读校勘、解决疑难问题、最后定稿、打印、校对等一整套流程。如遇重大问题翻译小组不能定夺时，甚至还要请毛泽力、亲自解决。由此可见，与其它翻译相比，《毛泽东选集》的英译相当繁杂，其间的谨慎、曲折、琐细是普通翻译无法比拟的。但《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巨大成功，就是给众多的译家的辛勤工作最大的回报，也是对合作翻译这一翻译形式的最大肯定。 二、合作翻译当今的时代必然性
合作翻译在中国的翻译史上，出现最多的是对于典籍的翻译，由于其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传播广泛，再加之典籍的内容丰富，知识涉猎繁多，非一人之力可能将其翻译完善。所以合作翻译便成为其最现实完备且有效率的方法。
千百年来，在传统观念中，翻译一直被视作为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或活动。一本书，一本字典，笔，纸还有灯下孤独的身影，或苦思冥想，或奋笔疾书---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对译者工作的最鲜明生动的写照。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电脑，互联网，翻译软件等科技新成就的不断涌现，译者的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笔和纸不见了，代之的是电脑的鼠标，键盘和屏幕；字典不见了，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电子词典，和瞬间即可显示的各种解释； 书也不见了，代之的是网络下载的原作电子版。但最重要的变化是“人”（译者）的变化：他不再是单独的一个人了，尽管你看见的也许仍然是一个人面对着电脑，但他很可能是与好几个人同时从事一本书的翻译，而借助网络互相交流。他所使用的电子词典，网络词典也是也是别人的成果，类似古代译场中其他若干角色。所以当代的译者是借助因特网，电脑翻译软件才能实现的合作翻译。而这样的情形是普遍且真实的。正如谢天振教授所说：我们今天的翻译已经从书房进入到了作坊，对翻译史而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翻译的职业化时代了。（《东方翻译》2009年第二期）
总之，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合作翻译模式都是客观存在的，有时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的存在。通过对中国翻译史上典型的合译范例深入细致的描述与分析，我们也初步了解了合作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积极作用，也对合译产生了更为清晰的理解与认识。相信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合作翻译是必然的，我们所要做的是要借鉴历史上合作翻译的模式和制度，并深入思考悉心研究在当代的社会背景，科学技术和人际关系下的新的合作翻译模式，以及如何在具体应用中改进和提高翻译的效率和质量。
参考文献：
[1]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2]谢天振.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J].中国翻译，2012（1）.
[3]谢天振.翻译：从书房到作坊[J].东方翻译，2009（2）.
[4]刘杰辉.中国传统合作翻译模式描述及分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