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在长期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后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一、歷史的终极问题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递进和延续的，断层的出现只是漫长和短暂的对比差异，内在的不绝如缕才是常态，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最终探索。
今天我们可以以一种后知后觉的“上帝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一直就有，但系统阐述不强，多层视角分析不够。如《过秦论》、《六国论》、《封建论》、《贞观政要》等，历史上的有名的“隆中对”，相当程度上是对大势的合纵连横性的分析，是典型的帝王将相论。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条河，这是时间连续性的必然作用。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带来阶段性的划分。基础性工作正确了，理论体系才能站住脚。我们经常说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从相关的研究来看，同西欧封建的对比来看，典型的封建社会是周时期，因为那时才有“封土建国”，由此产生限制的权利和义务，派生出民主的先进萌芽，其主要矛盾是封国之间的矛盾，似乎和普通人关系不大。
但在马克思主义传人前，各种社会主要矛盾还处于“不完全破解”状态。洋务运动还是停留在古中国，关注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维新变法改动的是制度层面，但没有触动核心根本，没有找到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自然谈不上对社会全方位的触动。其失败有历史的必然性。乃至发展到后来真可谓“国不知其民，民不知其国”，中国人更为关心的安居乐业，至于谁是统治者大抵是无关紧要的。
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框架内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其理论本质与现实基础，外在表现是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与时俱进是其鲜明特征。
1921年，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进入了崭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阶段，宏观上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微观上说是“理论—实践—理论”。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小结，时间跨度一百年，是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
这一“百年探索”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划分态势，贯穿其中的是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大——八大）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矛盾，是反帝反封，我们所熟知的“三座大山”，历史任务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通俗地说是“站起来”。其中存在一个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效衔接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经历了同陈独秀“二次革命”和王明“毕其功于一役”错误路线的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无缝衔接。所以“百年探索”三个阶段的划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时间维度可以从一大到八大。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八大——十八大）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矛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熟知的是“改革开放”、“发展才是硬道理”，历史任务是实现繁荣富强，通俗地说是“富起来”。其中存在着前后“两个三十年。”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二者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不是互为否定的关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十八大以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历史任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通俗地说是“强起来”。
三、三次历史性飞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社会主义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在一个农业国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这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设想。十月革命后，俄国成为第一个成功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的经验要求，苏俄道路被复制到中国。出现了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固定化、符号化为一种教条，执着不变，囿于其中，为其所限，成为一种思维上的保守。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是想当然正确的，但在当时却是在经历了历史的反复，是倍加艰辛的一个长期过程。这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必然。深刻、完整、统一认识的形成必须根源于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这需要付出成本。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的孤立认识，集中体现在对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机械认同，即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红色割据十年，1931年开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纠错模式”。“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毛泽东对长征的论断。胜利不是靠撤退完成的。其中自然流露的豪情来源于对中国革命方向的确立，那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到1942年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七届二中全会，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现实结合的观念在全党牢固树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国人一般重视直觉、内省，重先验理性与伦理精神，导致中西方在社会发展理论方面的存在系统性差异。我们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更多的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没有实现经验和理性的结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在现在看来，即使是牵强的考证，所能够得到的仍然是散见于经典中的语句，由此借助现代理论进行派生，原初性的系统阐述并不多见，能够形成谱系化社会理论更少。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有效对接的成体系的中国思路——毛泽东思想，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救亡的任务中蕴含了最深广意义的启蒙。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一种政权更替带有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鲜明特征——渗透到社会所有方位的深刻社会大变革。
这一飞跃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二是改革开放。也就是我们说的“两个三十年”。这个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提供了一些认识的原则和方法，而没有作出具体的阐述。怎么办？实际上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党的八大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一认识在实践中是出现了反复的，现在看来是解决矛盾的“速胜论”在起作用。经济工作出现失误，归结到人的因素，“革命”的思想就重新占据了上风，于是就有了阶级斗争中心论的十年文革。
社会的发展如果有历史的、正在进行的观照是幸运的。如中日两国在19世纪变法的对比，其现实意义在今天仍是研究的热点。中苏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更是一个鲜明的参照物让中国不断地调整。苏共建党伊始，列宁便强调必须重视理论创新。他认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但苏共未能继承列宁这一思想，反而将其教条化。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到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寻找依据，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缺乏对外界的灵活反应，无法回应时代课题，进而丧失了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在理论创新中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到重大挫折，其影响直至今日。
1997年，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02年，十六大党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07年，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2012年，十八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道写入党章。形成的是一种多层面，由多个具体理论形态共同组成、有共同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关键词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幸福感、获得感，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达的是关注人的需求的主流回归，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注解。
考察十八大以来的热词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三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飞跃的“预热”和“粗线条勾勒”，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办法、中国气派、中国精神，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了由生存到富强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归纳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使命延续，成为习以惯之的“立体化”常态，向更高一级并具备无限空间的美好生活前行。
新时代的飞跃“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四、终结“历史没有终结”
历史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动过程有效证明，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中国位置过去有，今天有，将来有，从来都有。
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古中国“亲亲及远”的组织形式，十里不同俗，各个宗法社区容易出现断裂，是中国近代以来一盘散沙的一个理论根源。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视角下的组织化形成，对国家民族深层次的认同，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的具体化关注，这一认识的完成，仍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发展的过程，上升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伴随整个进程的始终。实现国家大历史和个人小历史的有效结合。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成功不是有备而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种有备而来，之后才能像谷粒一樣，充满重量和力量。“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纵观整个20世纪的过去和21世纪的未来，在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实践中，从来没有一蹴而就，永远是负重前行！我们可以这样说——最深刻的思想来自中国，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实践也来自中国。中国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时代，同时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作者单位为鸡东县委党校）
一、歷史的终极问题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递进和延续的，断层的出现只是漫长和短暂的对比差异，内在的不绝如缕才是常态，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最终探索。
今天我们可以以一种后知后觉的“上帝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一直就有，但系统阐述不强，多层视角分析不够。如《过秦论》、《六国论》、《封建论》、《贞观政要》等，历史上的有名的“隆中对”，相当程度上是对大势的合纵连横性的分析，是典型的帝王将相论。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条河，这是时间连续性的必然作用。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带来阶段性的划分。基础性工作正确了，理论体系才能站住脚。我们经常说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从相关的研究来看，同西欧封建的对比来看，典型的封建社会是周时期，因为那时才有“封土建国”，由此产生限制的权利和义务，派生出民主的先进萌芽，其主要矛盾是封国之间的矛盾，似乎和普通人关系不大。
但在马克思主义传人前，各种社会主要矛盾还处于“不完全破解”状态。洋务运动还是停留在古中国，关注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维新变法改动的是制度层面，但没有触动核心根本，没有找到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自然谈不上对社会全方位的触动。其失败有历史的必然性。乃至发展到后来真可谓“国不知其民，民不知其国”，中国人更为关心的安居乐业，至于谁是统治者大抵是无关紧要的。
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框架内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其理论本质与现实基础，外在表现是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与时俱进是其鲜明特征。
1921年，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进入了崭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阶段，宏观上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微观上说是“理论—实践—理论”。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小结，时间跨度一百年，是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
这一“百年探索”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划分态势，贯穿其中的是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大——八大）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矛盾，是反帝反封，我们所熟知的“三座大山”，历史任务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通俗地说是“站起来”。其中存在一个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效衔接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经历了同陈独秀“二次革命”和王明“毕其功于一役”错误路线的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无缝衔接。所以“百年探索”三个阶段的划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时间维度可以从一大到八大。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八大——十八大）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矛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熟知的是“改革开放”、“发展才是硬道理”，历史任务是实现繁荣富强，通俗地说是“富起来”。其中存在着前后“两个三十年。”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二者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不是互为否定的关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十八大以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历史任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通俗地说是“强起来”。
三、三次历史性飞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社会主义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在一个农业国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这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设想。十月革命后，俄国成为第一个成功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的经验要求，苏俄道路被复制到中国。出现了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固定化、符号化为一种教条，执着不变，囿于其中，为其所限，成为一种思维上的保守。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是想当然正确的，但在当时却是在经历了历史的反复，是倍加艰辛的一个长期过程。这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必然。深刻、完整、统一认识的形成必须根源于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这需要付出成本。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的孤立认识，集中体现在对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机械认同，即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红色割据十年，1931年开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纠错模式”。“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毛泽东对长征的论断。胜利不是靠撤退完成的。其中自然流露的豪情来源于对中国革命方向的确立，那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到1942年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七届二中全会，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现实结合的观念在全党牢固树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国人一般重视直觉、内省，重先验理性与伦理精神，导致中西方在社会发展理论方面的存在系统性差异。我们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更多的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没有实现经验和理性的结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在现在看来，即使是牵强的考证，所能够得到的仍然是散见于经典中的语句，由此借助现代理论进行派生，原初性的系统阐述并不多见，能够形成谱系化社会理论更少。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有效对接的成体系的中国思路——毛泽东思想，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救亡的任务中蕴含了最深广意义的启蒙。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一种政权更替带有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鲜明特征——渗透到社会所有方位的深刻社会大变革。
这一飞跃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二是改革开放。也就是我们说的“两个三十年”。这个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提供了一些认识的原则和方法，而没有作出具体的阐述。怎么办？实际上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党的八大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一认识在实践中是出现了反复的，现在看来是解决矛盾的“速胜论”在起作用。经济工作出现失误，归结到人的因素，“革命”的思想就重新占据了上风，于是就有了阶级斗争中心论的十年文革。
社会的发展如果有历史的、正在进行的观照是幸运的。如中日两国在19世纪变法的对比，其现实意义在今天仍是研究的热点。中苏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更是一个鲜明的参照物让中国不断地调整。苏共建党伊始，列宁便强调必须重视理论创新。他认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但苏共未能继承列宁这一思想，反而将其教条化。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到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寻找依据，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缺乏对外界的灵活反应，无法回应时代课题，进而丧失了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在理论创新中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到重大挫折，其影响直至今日。
1997年，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02年，十六大党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07年，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2012年，十八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道写入党章。形成的是一种多层面，由多个具体理论形态共同组成、有共同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关键词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幸福感、获得感，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达的是关注人的需求的主流回归，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注解。
考察十八大以来的热词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三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飞跃的“预热”和“粗线条勾勒”，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办法、中国气派、中国精神，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了由生存到富强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归纳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使命延续，成为习以惯之的“立体化”常态，向更高一级并具备无限空间的美好生活前行。
新时代的飞跃“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四、终结“历史没有终结”
历史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动过程有效证明，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中国位置过去有，今天有，将来有，从来都有。
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古中国“亲亲及远”的组织形式，十里不同俗，各个宗法社区容易出现断裂，是中国近代以来一盘散沙的一个理论根源。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视角下的组织化形成，对国家民族深层次的认同，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的具体化关注，这一认识的完成，仍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发展的过程，上升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伴随整个进程的始终。实现国家大历史和个人小历史的有效结合。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成功不是有备而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种有备而来，之后才能像谷粒一樣，充满重量和力量。“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纵观整个20世纪的过去和21世纪的未来，在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实践中，从来没有一蹴而就，永远是负重前行！我们可以这样说——最深刻的思想来自中国，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实践也来自中国。中国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时代，同时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作者单位为鸡东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