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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以后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我在陈官庄被俘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层层上解到滕县的一个解放军官大队时，许多俘虏军官包围着我，要我证实杜聿明是否被俘？邱清泉是否被击毙或自杀？李弥是否取道青岛装扮成商人逃跑？包围着我问长问短的，有归我直接指挥过的特务、宪兵、炮兵、工兵等直属部队的团长、团副。我知道这批直属部队的军官们之所以这么认真的来询问，是由于他们与杜、邱、李都有过历史关系，这种惺惺惜惺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笑的是他们以为我平日与杜、邱、李三人的关系和接触多一些，情况也了解得多，实际上溃军在土崩瓦解中，各自逃命作鸟兽散，我所了解的情况，也不会比他们多。我只好将突围临近的情况说了一通，关于要由我证实的，只好老老实实的答复为不知，而且还肯定的说，诸君不必着急，请注意共产党方面报纸的报道，一定会据实公布的。果然不几天，我们从读报学习中得到了全部的了解。
杜聿明与我在战场上先后被俘，最初都关押在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我于被俘后，由连队层层上解，一直送到山东邑都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团部，编入高级组，学习了两个多月。以后转移到济南城郊的白滩头，在此地约学习了一月光景，又将我们解送济南城内一所解放军的图书馆内。
1949年9月前后某日，在图书馆的一位警卫战士对我说：“你们的头头今日坐吉普车到团部，与起义将领陈明仁、李明灏两将军去见面，是毛主席批准的。你是他的参谋长，所以我告知你。”我从这位战士语气中，第一次了解杜关押的地点是与我同一处，不过没有彼此见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举行后不到几天，又是那位战士，忽然之间为我送来10盒骆驼牌美国香烟，并说是你们的头头杜聿明赠给你的，请打收条给我。我决没有想到杜先生会隔墙相赠香烟给我，而且香烟不是国产的，是美国军人平日最爱吸的骆驼牌，不免使我下意识的想到此公守住了他不变的岗位，可敬可佩！那位送来香烟的战士，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他在一旁带着冷笑说：“听说，这种美国香烟，是杜聿明的弟弟自上海带来的，上海才解放不久呀……”由于这时我与杜的思想意识相同，竟在人民欢天喜地的过开国盛典时，不赠其他礼物，偏偏要赠美国香烟，也就可窥知他的用心了。同时我又想到他的处境与我相同，并未享受到解放军官的宽大待遇，而是分别隔离的看守中。
1954年夏，我这时已从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转移到了北京功德林监狱看守所多年。有一天，我向外窥探，看到了杜聿明先生。不久因为全国战犯大集中于北京，杜和我同样是要集中的400余人之一，他被宣布为特级战犯。杜与我七年未见面了，因大集中得到了见面的机会，彼此的欣慰是难以描述的。我记得在众目睽睽下，都在寒暄相问。
也就是这次大集中后的第三天，我们放风遇着杜，他不言不语的望着我，似乎有话要说的样子。于是，我主动地向他说：“老哥的身体能熬到今天实在不易。”他含着冷笑答复说：“你问我的健康吗？是活一天算一天。我所想到的是一个死字，只有一死才能报答校长培植的大恩。我被俘后抱大石猛击头颅不死，肾脏炎、脊髓炎重病当死不死，留此残生何益。”他说完长叹一声就走开了。
相隔一天，他与我又见面了。他忽然向我说：“我很奇怪，陈子良（陈明仁将军的别号）这位铁牛一般的硬骨头汉子，早在1949年9月前后，我被押在济南时，他与李明灏一道，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来见过我。一见面他仍然以部下对长官的陆军礼节对待我这个阶下之囚。这次在见面的谈话中，也不曾有劝降或大讲马列主义的一套论调……看来，他完全是以私情来探问。我之感到奇怪的地方，是深知他对校长之忠、反共之坚，在黄埔学生中是首屈一指的战将，为何会在长沙起义投降？难道他的起义投降是假的吗？”我说：“我看陈子良的起义没有半点假，从报纸报道中的情况来看，他必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起义的。老哥！你将长沙和平起义的这件大事，只奇怪到子良一人的身上，而没有奇怪到比子良更重要的元老程潜先生的名下呢？这位元老在长沙临起义时还在说，‘我的骨头烧成灰，始终都是不变的国民党党员。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像这么顽石一般的元老都点头了，倡导和平起义了，这其中必有大道理在，值得你我深思反省呀！”杜听完我的话，无限欣然地拍着我的肩说：“你看得对也说的对，我的眼光只看到黄埔同学的小圈子上，没有看到全国大势所趋上。子良的起义比之程颂公的起义，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一点也不奇怪了。”我又补上一句说：“记得你邀请我就任副参谋长时，颂公曾批评你迷信武力，没有吸取在东北的失败教训，并指出国民党军的机械化部队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起不了作用的……他甚至是警告我说，‘你要记住，这次到徐州去当心做俘虏’。言犹在耳，记忆如昨。由这些简短的谈话来看，可想见颂公的起义决非偶然。”我的话说到此，杜沉思久之，并又绕树三匝的走了一阵，才从容地向我说：“你、我今天的谈话是交心，是很有意义。我对颂公之言一点不知，当年你来徐州到差时，为何不向我谈谈呢？我不能不怪你了。”我干脆地答复说：“你也用不着怪我，由于我对当年颂公之言并不以为然，听不进耳，甚至是在内心埋怨他，为我到差前浇冷水。你、我当年思想感情颇相同相容，就是说了，你可能也会听不入耳，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将颂公端出的一盆冷水，在自己的头上不愿浇又浇到您的头上呢！”杜听完后，一阵苦笑，但又说：“颂公老谋深算，料敌如神，令人钦敬。而你确也深入骨髓地把我看成顽石了。”
1956年1月至1957年间，杜聿明每每放风到花圃中，总是感慨丛生。有一天，他当着我将手一挥，注视着团团转地在作健身活动的王陵基、范汉杰、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李仙洲、黄维、陈长捷、刘嘉树、张淦、王凌云、曾扩情、庞镜塘、康泽、孙渡等等一批国民党中的文官武将，不胜感慨地对我说：“我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你看，这么多的文官武将，以往是东、西、南、北各霸一方，多么难得见面，可是今天同一命运，都作了釜底游魂、瓮中之鳖。800万武装部队都被打垮，共产党这张大网，真可以说是一网打尽。”杜说到此，停了一会又说：“不瞒你说，共产党人讲唯物主义，不相信鬼神迷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我活到50多了，却深信一些古谚俗语，说透了世情，不可不信，例如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之中自有主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等。这些常听常说的话，实在令人深省！我自幼就在老父的督促下，读了许多史书，解放后，也读过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纵观我国二千余年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我认为中国历朝的兴亡史，凡属是最后失败逃亡在国外的，很难有卷土重来、可以复国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不过只是豪语而已。我看漏网之鱼，侥幸逃到台湾去的，又能存在几天呢？我看校长一世英名，已被无情的历史所葬送。”我对待他如此慨叹犹有恋旧之言，诚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我也曾反躬自问，像杜的恋旧，甚至存在复辟思想，对蒋介石的个人迷信一时打不破等等，都不是奇怪的事；也敢武断地料想到被杜注视中的，这曾各霸一方的文官武将们，虽然被俘经过了长期的思想改造，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可是对恋旧二字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的。因而，我在重不得轻不得地回答时，脑子里立刻蹦出程颂老先生所教诫我的一句话——“我看，还是程颂老说的对，‘人心是被延安抓去了’。人心的向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国民党的失败。”杜对我此言，默不作答，看来是有所深思地离开了寝室。不料事隔数天之后，他对我说：“打完球，有要事与你谈谈。”我以为真的有什么要事与我谈，照例地引他到花园中的宝塔松下去谈。他说：“打球打累了，要谈的话只有两句。你昨天说了那么多，我回去想清楚了，颂老之言，一语破的。”
傍徨中的进步
战犯大集中不久，在功德林看守所中成立了俱乐部。俱乐部大致与学校中学生自治会这样的组织相似，目的在促进战犯们发挥民主精神，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重点在辅导学习、加速思想改造，争取朝着新生道路上迈进。
在俱乐部这一机构中，成立了由犯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推定学委之一的庞镜塘负责图书室的筹备工作。庞原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由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是国民革命军中干过多年政工的老手，由他负责筹备一个图书室，不到半个月就基本上筹备好了。除了战犯们的私人图书集中到图书室供大家阅览之外，由公家采办了许多新图书，琳琅满目，摆满书架，确实是思想改造的最好指南。
有一天，杜聿明邀我到图书室找庞大个子（庞镜塘的绰号）去借书。我从图书目录中找到《联共（布）党史》，这是我在多年前阅读过的一部好书。杜将图书目录东翻西翻的，不知要借哪一部才好。他问我说：“《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本书如何？”我说：“大可一读，最好还加借一本《人民公敌蒋介石》，两书对着读，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在学习小组会上学习过两年，得益匪浅。另外，还有一部好书《四大家族》，我们也曾学习过一年多。”杜说：“我不曾学习过，也不知道这样的书名，一听你说出的书名，我就头痛了，还能看内容嘛……”我赶忙安慰他并解释说：“老哥说的一点不错，我们初学这几部书时，也曾头痛过，认为是共产党的宣传品，蛊惑人心，是侮辱人的书，思想有抵触。康泽为了学习这几部书，气得多天吃不下饭。黄维为了学这几部书，与人打过架，打得头破血流……其实并不是共产党规定非学不可，而是要我们平心静气客观地追求真理，不通就不通，有理说理，以理服人。我们后来终于在真理的面前低了头，越学越有兴趣，大家思想得到统一，是非分明，胸中也就无成见了。”杜是一个很虚心好学的人，经过我的一番解释之后，便将我介绍给他的几部书都借走了，后来还听说借走了《社会发展史》以及几部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著作。
杜聿明于1956年五一节在墙报上写出了第一篇文章，标题是《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感想》。他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的写满了36开纸的两页。杜是一位虚心谨慎的人。他写出第一张墙报稿后，先将草稿送给我和庞镜塘看过，征求意见，一再的问标题妥不妥当？文字有没有毛病？要我们为之改正。后来墙报贴出之后，从墙报负责人陈远湘到围观墙报者，一致地称赞是一篇读书心得，联系理论和实际好。作为五一节的纪念庆祝这个伟大的意义来说，也是很妥当的。他在墙报中这么说：“我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从猴子到人，才懂得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本身这个伟大的意义……人类社会本来是平等的，由于阶级社会的存在，便划分为两个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地主是剥削农民的。旧社会的政权和枪杆子，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工具……我懂得了这个大道理，也就开始懂得我前半生是干的什么，更进而懂得今天庆祝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伟大意义。”杜的墙报自从贴出之后，由于围观的人多，赞赏的人多，领导和干部也来细读并表示称赞。杜在大家热烈的反映下，反而感到不好意思，甚至是腼腆的连对墙报望都不敢望的就走过了。
有一次，在学习小组座谈会上，讨论斯大林发起的号召全世界人民和平签名运动问题，杜聿明与宋希濂之间发生过一次口头上的冲突。宋在发言中强调和平签名运动的作用，认为：“只要和平签名运动能够不断地扩大，便可制止战争，维护世界永久和平，对美帝国主义这样的霸权国家，不必畏惧，定可制服。”杜在发言中认为：“要准备两手，和平签名运动是一手；还得准备武力，以战止战的一手；如果只依靠和平签名运动来对付疯狂的战争贩子是不够的。”杜的发言，立即遭到了宋的反驳，认为“是唯武主义者，是迷信武力的反动本质在作祟”。这么一来，反驳得杜面红耳赤，认为宋有意打击他，讽刺他，使人面子放不下。杜一下学习课，便到我的第三学习组来找我，除了将双方争执的经过向我说了一通之外，而且认为自己是理直气壮的。他以抗美援朝为例，说：“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敢打这场大战，难道依靠和平签名运动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吗？这就是我提出的以战止战的证明。宋荫国（荫国是宋希濂的别号）使我太难堪了，我准备要向领导申述……”我一见到杜气冲冲的神态，便料到与宋希濂间的矛盾不小。理论的争执如何，是非曲直何在，都是不足道的，问题在两人之间的官僚架子、军阀作风养成的面子下不来，那就非同小可了。同时我还了解到，杜自被俘后，多年来没有参加过集体学习，对待共产党提倡的“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条，是一窍不通的。我如此摸透了杜的心理状态，也就针对他的情况婉转地说：“您多年来没有参加过集体学习，这是要得到补课才好，我们一直没有脱离过集体学习，然后才知道集体学习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凡遇到各种形式的座谈讨论会，人多口杂，见仁见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是常有的事，不可抱着自以为是的态度，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甚至批评得尖锐的意见都得静心地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一贯提倡民主讨论的精神，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我以为你与宋的争论不下，可能两方都有自己说的看法，不容许人家不同的意见。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首先是学习的态度的问题，其次才是穷求真理的问题。我曾看到许多不习惯于集体学习的，老是与人对立唱反调，这不是学习态度问题又是什么呢？您对待和与战要作两手准备的论点，我看来是对的。但单纯的依靠武力、迷信武力，那就可能是错的。如果将两手作辩证的统一运用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如果将两手准备对立起来，甚至是互相抵消，也可能是错误的。”我的话还不曾说完，杜先生听了我的言论，面有喜色，他直接了当地坦诚说：“我们谁懂得多少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是面子放不下呀！今后我一定要好好改正，要好好地从集体学习中来改造自己。” 杜聿明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新解释，是战犯大集中到功德林以后。杜在政府的帮助下，已与他在海外侨居的妻子曹秀清取得了通信联系。这是杜被俘改造以来的最大安慰。由于他知道我在集邮，便剪下了自海外通信中的邮票赠给我。与此同时，他告知我说：“我不但与秀清取到了联系，她还为我寄来了老母逝世、在台湾举行追悼会的多帖照片，请你看看寄来的照片，也许有你能认识的朋友。”我正在细看照片时，他涔涔泪落，一片孝心，令我非常感动。我多番致以吊唁之意，他才收泪，忽然问我说：“老兄看过京剧《辕门斩子》那出戏没有？焦赞、孟良大骂杨六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原来认为自己战败被俘，觅死不得，有负校长‘不成功便成仁’的教导。我虽未死，确也日夜锥胸难安，生不如死。你是深知我的心态的，故敢坦诚相告。此次大集中后初次见面时，仍抱必死之念。可是集体学习半年多来，对愚忠之死的念头已经打破，我不但不求一死以报，反而要活得更有意义，于是我对焦孟大骂杨六郎的四语，也有了新的体会。我不能为一人之死而愚忠，为一姓之死而尽孝。仁也义也，也必须如此来区别。对待忠奸贤佞也必须如此来区别。扩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为公为人民，无处不是大公无私，无处不是代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之所以人心为护者在此，其必然成功者在此。我想到只要戴罪图功，真正脱胎换骨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其忠也就是为人民之大忠，其孝也就是为人民的大孝，其仁也就是为人民的大仁，其义也就是为人民的大义。当然，戏剧中的四骂，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却又与我的旧思想毒素本质相同，今后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批判。”
大集中后，通过在北京一系列的参观学习，特别是五一、十一两次到天安门前观礼学习，公安部的领导煞费苦心，为战犯们在公安部大门、南池口搭好观礼台，节日凌晨前，就将我们送到公安部图书馆休息。开始游行检阅的前半小时，我们便喜出望外地端坐在观礼台上，所有花团锦簇的游行队伍，都必须由我们俯览的观礼台前经过。还在改造中的战犯享受到如此宽大待遇，是出乎战犯们所想像之外的，战犯们感动得喜泪盈眶，山呼万岁，杜聿明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杜聿明的特点，是他每每有了重要的思想联系时，不愿在小组会上来谈，但愿向他平日认为最谈得来的人谈。因而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谈到：“我现在正在清洗我对共产党怀恨和仇视的心，反过来要建立对共产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爱。我被俘后，以怨报德，已到了顽固不化。第一、我被俘后自杀不死，又在重病中，共产党始终对我优待，不惜医药抢救我的生命，人道主义的照顾，无微不至。可是七八年来，我怀疑共产党是在我的身上耍手段，用软化政策……我通过参观学习，遍问了由全国各地集中到北京的战犯们，才彻底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是一贯的，既不是耍手段，也不是对我独厚。我进而了解到，共产党对待日本战俘、美国战俘、印度战俘，莫不如此。第二，我从集体学习、自我阅读书报中，体验出一个思想改造上的根本问题。改造战争罪犯，是属于改造整个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改造思想并不意味着消灭肉体，而是要改造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敌视社会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的思想……毛泽东主席说过，‘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根本的改造’。我对这句话，初读是不测高深的，细读之后，才与自己清洗怀恨仇视的心理联系起来。因为毛泽东主席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总的说来，我要将我的坏思想暴露出来，然后才能彻底地清除掉。”
1951年夏，我与康泽在室里话家常，杜聿明走来参与一同闲谈起来。康将自美国寄来的家属照片给我和杜看，杜也掏出他的家属照片给康看。两人都同心相应地说，如果有新生之日，一定要将家属接回大陆定居，中国人应该住中国，落叶要归根。我插入说：“我的家属自台湾逃归大陆了，生活的很好，我非常希望两位说到做到。”康接着说：“我在医院中疗养，与孙楚住在一间病室，两人谈天说地，越谈越近。孙有一个孙女与我的大儿子康仲谋同岁，受的教育也差不多。我已经与孙楚说好了，等到我的儿子归国来探望我，我一定提出康、孙两家联姻，结为秦晋。孙楚的年龄比我大10多岁，只要儿女年岁相当，结亲后我就是比他晚一辈也是愿意的。”杜听完哈哈大笑说：“老哥可谓太操心了，儿子还未归国探亲，就为他联姻择配。现在是新社会，婚姻应该由儿女双方自由作主，不是父母可以包办的时候了。”康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听杜这么一说，顿时不高兴起来，因而反驳说：“儿女都那么年轻不懂事，不包办又怎么办？横竖我与孙楚已经说定了，被俘之身，别的事无权作主，儿子的事也不能由我作主吗？”杜感到对康难以应付，扯着我的衣袖打圆场地说：“好呵！我们等着吃喜酒呀！”遂与我不欢而散地离开了。我通过这一次议婚事的闲聊，不免暗暗地在惊服杜先生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
进步中的虚怀若谷
大集中后，杜聿明编入第一学习组，同组的有宋希濂、康泽、陈长捷、邱行湘、杨伯涛、廖耀湘、陈林达等人。我是编入第三学习组，同组的有庞镜塘、牟中珩、林伟俦、贾毓芝、沈蕴存、卢福生、郭旭、梁培璜等人。杜的特点，凡属是他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或考虑尚不成熟的问题，他绝对不会在组内学习时提出，同组的人除了廖耀湘、陈林达两人外，他守口如瓶，连半句话也不肯露出来。可是一到了第三组，几乎无论什么话都向我谈，其次就是向庞镜塘谈。我的记忆中他在大集中学习半年到一年中，曾提出了两个思想不通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他说，“第一个问题，是组内多数人的发言中，痛骂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也就等于根本没有抗日。我对这样昧良心不顾事实的说法，思想不通，绝对地不能随声附和，甘作应声虫。”
“第二个问题，是读了曾做过天津市社会局长的胡梦华所写的一篇墙报稿。他说‘汪精卫是亲日卖国的大汉奸，蒋介石同样是亲美卖国的大汉奸，汪、蒋同流合污，一丘之貉，是在演双簧’……这样的论调，是将秦桧与岳飞相提并论，是非不分，我的思想不通，而且气愤，为何像这样的墙报，公然会张贴出来？”
接着，杜针对第一问题反驳道：“我并不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论调。我对这样的论调，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指出了蒋介石三次反共高潮铁一般的事实，在理服人，原来思想上不通的已经通了。我认为根本上否定了抗日，这是不对的。试问上海八一三鏖战三月，我军伤亡近百万之众，敌人伤亡数字也是很大的，迫使其逐次增兵，三次撤换大将，感天地而泣鬼神的浴血苦战，中外皆知的事实并未否定；台儿庄大捷，连毛泽东著作中也是称赞的，谁能否定掉？我亲自在昆仑关消灭敌寇一个旅团的大捷，也是中外皆知的，这是事实，怎么能否定呢？” 廖耀湘恰好也在我组闲聊，他听了杜的反驳，说：“您驳得很有理，事实就是如此。我认为谁说出根本否定抗日二字，都是闭着眼睛瞎说。”由于我没有表态，杜捅了我一下，问我的看法如何。
我被迫答复说：“从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我基本上同意您与廖的意见。不过在小组讨论会上，常常会发现不少的人抱宁左毋右的态度，他们以为说得过左过火些，就是争取靠拢了政府，靠拢了人民，靠拢了共产党。同时我还了解领导上对待学习、特别是在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从来不轻易做出结论。领导上是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家不断地提高认识论的理论水平，寻求真理，经过反复的讨论，哪怕就是再左或过右的问题，久而久之，都是能够得到答案，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至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假积极，口不由心发谬论的，久而久之，也就在真理愈明的情况下，在雪亮的群众眼睛下，不得不自行揭发自行批判。”我说到此，杜欣然开朗起来，他很自然地说：“学习是为寻求真理，还得讲求学习的方法，一听不同的意见，急躁发火是没有用的。”我们经过这么一谈，杜竟将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收回不谈了……我立即感到杜有一种虚怀若谷的精神，从后来无数事实的印证，他确实是难得的真正寻求真理的人。
与李政道博士一同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博士，杜聿明并不知道他是自己的乘龙快婿，直到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自上海来到北京，亲自到功德林来会见亲家杜聿明时，两亲家才第一次见了面。于是乎两亲家初次见面的喜讯，在战犯们中传开了，不少的人都为杜有了这么一个国际知名的学者女婿而祝贺。我也是为之祝贺者之一。廖耀湘忽来我的学习室悄悄地告知我说：“不知怎么的，杜的亲家来了，本来是令人高兴的事，杜光亭先生（杜聿明字光亭）反而背上了包袱，不知缘故何在？”我答复说：“不要忙，过些时候他会主动找我们谈的，甚至还会征求我们的意见，说出他的心事的。”廖不以为然的说：“你又不是诸葛亮，且看下回分解。”便走开了。
果然，事隔一日不到，杜找我到图书馆去谈谈。我以为他是为了借书来邀我，没有想到我所估计的这么快兑现了。杜向我说：“杨振宁的父亲来到北京探望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儿女亲家的私事，而是出自他爱国主义的大事。他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只是他以亲家的身份来探望我，我才知道这门亲事。当然，我为我的爱女致礼有了这么一个好丈夫而引为安慰！但是亲家来的目的，是为了与我合作，以期将杨振宁博士在学术的成就及才能，用于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他是很希望我有所为力，并在两天后给他答复。我考虑到杨振宁是台湾和美国培植出来的人才，与我素不相识，我对女儿致礼的思想情况，一无所知。我又考虑到我的妻子和儿女们，不在台湾即在美国，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今后怎样安排？我尚在囹圄之中，已经没有颜面见人，如果我再去挖台湾的墙脚，未免就难以为人了。至于对我妻和儿女的安全、生活出路等等，也不能不考虑到。大家一个劲地为我祝贺，领导上对我的期望也很大，谁又知道我正陷入苦恼之中。请你为我考虑一下，要怎么才能使我心之所安。”说着说着，几乎要掉下眼泪而擦拭起来。我立即感到杜提出的问题严重，随随便便答复他是不应该的，于是说：“容我考虑一番，并与廖耀湘、庞镜塘研究后再贡献我们的意见。”
我与廖、庞研究的结果，第一，当时是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是由于抗美援朝一战的大胜，打破了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伸张了中国人的志气，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国内建设成就，中外皆知，决非旧社会可比。像这样的大好形势，杨振宁夫妇不可能不知道，而有所向往。此其一。杜对杨振宁博士的回国作出贡献，认为是挖台湾的墙脚，这是由于观点立场尚在台湾四大家族的一边，而不是在祖国6亿人民的一边。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追求新生道路上的绊脚石。争取杨博士为建设祖国、造福于6亿人民以至于子孙万代，又有什么不好呢？挖墙脚只要挖得有理，就应该下决心去挖。此其二。为了妻子及儿女们的生活前途及安危的问题，当然要注意，更重要的问题是要争取他们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这才是最可靠的生活出路和远大的前程。此其三。我们研究的方案中，还曾具体地提出，要杜与其亲翁杨武之教授分工合作，杜的任务是争取其妻及其子女回国，杨的任务是争取其子的回国。实际上都是为了动员杜、杨联姻的家族回国服务。我们研究出上述方案，详细地告知了杜，谈了两个钟头，杜表示完全同意。相隔三天，他欢天喜地的与亲家第二次见了面，而且很快地向领导上写了报告，订了《人民画报》按期寄到美国，以供女婿女儿阅读，以期多多了解祖国建设的新貌。不久，女婿经过瑞士，向他写了热情洋溢的来信，又寄来了一只最新式的原子表。杜原来引以为忧为虑的思想顾虑扫清了。
杜聿明自比为坐井观天的一只蛙。自从全国战犯大集中到北京之后，打破了单身独处的生活方式，加强了集体学习，这对于战犯们自觉争取新生道路，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杜聿明单身独处生活多年，在自我学习改造上，是远远不如集体学习的好，这是无可讳言的。杜了解到这一情况，不免就有一种学习上不如人的自卑感。反映在他的内心，下意识地逢人便说“是坐井观天的一只蛙”，以后成为他自谦的一句口头禅。
大集中一年后，在墙报中出现了由第一组墙报通讯员陈林达所写的一篇报道墙报，标题是《201同学受到表扬三天三晚没有睡好觉》。他在那篇墙报上一起笔就朴素地说：“201（杜的编号）同学本日凌晨起床后对8号说，由于我连日来争取在花圃、菜圃浇了水，打扫寝室、学习室、图书室的清洁卫生，而且还不算是我一个人干的，像这样的轻微劳动，不料竟受到了领导上、同学们的好评和表扬。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解放7年来的第一次。我很感动，感动得很，连续三天都没有睡好觉，我是高兴得如此，我读过列宁号召星期天参加义务劳动的讲话。他身体力行地亲自带头，但又是以普通劳动者的一员参加了义务劳动。他在文章中说了许多感动人、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话，我并不能都记得起来，唯有其中‘不劳动者不得食’一语，是金石之言，包括了一个伟大真理。我在初解放时，每每听到有人指责地主、资本家，也包括了军阀、官僚等等都是剥削阶级、是寄生虫、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我是很抵触的，是听不入耳的。不但只是思想上抵触而已，反而认为大丈夫就应该高高在上，是不屑于来干牛马一般的劳动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错误的思想，也是多么危险的思想。‘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句金石名言，划清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界线，也划清了谁是寄生剥削、谁应该翻身当家作主的界线。由于我初步地懂得列宁说出的伟大真理，我就应该当作指路明灯，自觉地争取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来改造好自己。我之所以在受到表扬之后，反而三天三晚睡不好觉的缘故，是由于我将列宁的名言，思前虑后，联系到我的前半生走过的剥削寄生、作威作福的罪恶道路。同时又受宠若惊，深思熟虑到争取新生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甚至是很艰苦的，要针针见血的向旧我开火，向旧我不断地批判斗争。” 这篇墙报稿，虽然是一篇不满千字的记录，也正如同纪念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那篇墙报稿贴出一样，轰动了全体战犯。大家纷纷围观细读，把贴墙报的胡同都堵塞住了。我完全理解，包括我自己在内，总觉得杜这位旧军人在认真思想改造上，值得学习，值得尊敬。当然，也有极少数不愿进步的害群之马，在一旁冷言冷语，说些怪话也是有的，这是无损于真理的毫末的。
在劳动中的表现。从修理喷雾器说起。自抗美援朝以来，战犯管理所曾添置了背式的喷雾器两具。为了预防与消除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施放细菌战的毒害，管理员们几乎天天都轮流到室内外喷洒药物，这是我熟悉的事。两具喷雾器用到停战以后，直到战犯大集中之后，才改为战犯们在花圃菜圃中使用，由邱行湘负责保管。有一天，他大喊大叫，说喷雾器两具都坏了，修也修不好，送到市面上去修，也非三五天不可。管理员接过去修也修不好，看情况非送到市面修理店。杜聿明听到要送外面修，便主动地伸手，要求准许他拆散检查一下，然后由他负责修理。管理员同意了，不料战犯们中竟有人不同意，甚至是冷言冷语的打击杜的一股热情。邱行湘是管理喷雾器的，对杜也信得过，不再顾及人多口杂的意见，交给杜拆修。杜在朝阳的胡同里，小心翼翼将拆散的零件放在报纸上，一件件的察视，足足地辛苦了半天的时间，经他找出喷雾器坏的原因，全在抽送打汽的一块橡胶失去了作用，同时又检查了另一喷雾器的毛病也是如此。他在胡同的垃圾里东找西找，找到一块合用的薄橡胶，很顺利的将两具喷雾器修好了。我记得与杜多年搞过机械部队的郑庭笈向我说过：“光公连一部坦克都能拆散装好，听听发动机的声音，便可找出毛病何在。修好喷雾器就不奇怪了。”
扎拖把受到了表扬。当年，功德林集中了400多全国各地来的战犯，一共分了10多个小组，每逢搞清洁卫生运动，使用的扫帚、拖把很多。单就拖把来说，在市面上去采购，就需要动用一笔购置费用。杜聿明为了节约这笔开支，便向领导上建议，谓缝纫室有一堆边角布筋无用，是扎拖把的好材料，废物利用，可为公家节约一笔开支，他愿意承担扎拖把的任务，并无须同学们的帮忙。所缺的是一卷铅丝和拖把柄，请领导上供给。领导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也供给了铅丝等物。杜跑遍了我们活动的胡同，连同领导上送来的，共找到了30多个拖把柄，和一大捆废布，便工作起来。他愉快地哼着陕北调，对待前来帮忙的人表示感谢，自早到晚辛苦了一整天，扎成了35只拖把，笑咪咪地捆抱着送到管理员办公室。管理员们看到眼里喜在心里，一再地表扬201同学：“为公家做了一件好事，按市价估算，为公家节约了140元的开支，在市面上每只拖把值4元钱。节约的意义固然很大，更难得的是劳动态度好，是值得政府人员和同学们学习的好傍样。”杜仍然是谦虚地说：“这点劳动算什么！”
对缝纫室的贡献。1956年的夏天，为了筹划过冬准备冬衣，管理所的领导决定动员战犯们成立一个缝纫室，将400多战犯们准备冬衣的任务承担下来。由战犯们自行报名参加，按预定计划分工合作去做。缝纫室的成立，分成机工和手工两大部分，报名的非常踊跃，连平日从来没有拿过针线的，也报名参加，边学边干。
杜聿明是第一个报名参加机工的，接着报名要参加机工的有王泽溶、梁培璜、沈醉等人。管理员将四部陈旧不堪的胜斯缝纫机交给了杜聿明。杜虽未经政府人员指定他做机工组的组长，事实上也就是当仁不让地开始了工作。沈醉是杜的好助手，两人都心灵手巧，不怕脏不怕累，将陈旧的机器擦拭一新。王泽溶能打机器，不会修理保养。梁培璜是一个热心人，打机器是初学，修机器则不敢沾边。杜比沈多一门长处是会设计裁剪。后来了解，他并不曾专门学习过，而是在家庭里及当装甲兵团长时，日积月累学来的。
杜向领导上建议，表示要将全部战犯管理所的冬衣都包下来。他说，为了节约，辛苦一些是应该的。杜的倡导得到了全体战犯们的支持，可以说杜表现在缝纫工作上是干劲冲天的。杜的实际工作的重点是机工，由于他积极认真地干，无形中带动了全体。因为机工组共计不过三、四人，手工组以韩浚为正副组长，这个组报名参加的共达30余人之多。现在记得姓名的有黄维、李九思、陈士章、王秉钺、张鸿文、林伟俦、沈蕴存、庄村夫、黄淑、岳烛远、章微寒、陈林达、徐远举、汪宪等人。杜不但在设计剪裁上有独到之处，对分工组织劳动力的配合协调上，也是值得赞许的。原定计划在两个半月内完成计划，结果提前超额完成，得到好评。
生活作风和操守
杜聿明于1948年冬至1949年在秦城一年的劳动锻炼中，与我同编在一个劳动队，即第四队。这个队的成员有严翊（担任学习负责的联系）、张鸿文（担任生活负责的联系）、李益智（担任劳动负责的联系）、文强（担任墙报通讯及文娱活动负责的联系），其余的都是没有固定职务的，有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梁培璜、高建白、林伟俦、沈蕴存、王秉钺等12人。我与杜在劳动锻炼的一整年中，彼此了解有所加深，对杜的生活作风和操守，也进一步的得到了解。兹概括举出数例来谈。
1.杜对政府交给的任务是不折不扣的，也是表里一致的。战犯管理所由上而下地布置过一次写旧社会历史材料的任务，这项任务既是对思想转变、是否靠拢人民的一种考验，也是接受思想改造者一种自我争取的途径。我是个中人，了解到战犯们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视为畏途而不愿动笔。凡在旧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是顾虑重重，能逃避就逃避。杜可能也是经过如此的过程的，但在这一次的任务布置下来以后，他非常积极，伏案埋头地写，不止于将个人的任务完成，且唯恐写得有所遗漏。更难得的是，在这个临时成立的小组中，他自觉地起了带头的模范作用。
2.杜常常向同在思想改造中的国民党战犯们说：“要真正的改造好思想，首先要从生活方式改起，要改得向工农兵的生活标准看齐。”他的这种言论，一度引起战犯们的反驳，认为他是在唱高调，在哗众取宠，说得好听。没有想到在秦城农场劳动一月两月之后，任何对他不满、反驳的人，无不口服心服的，一致认为他是一位说到做到的实干家。表现在劳动上，他不怕脏、不怕臭、不怕累，一点官僚架子也没有。在燕山头挖鱼鳞坑，是一项较重的体力劳动，领导上号召量力而行，没有指标和定额，干多少算多少，有病体弱和年岁大的，根本上就免除了这项劳动。杜是多病体弱的一个，领导上本来就免除了他上山挖鱼鳞坑的任务，可是他自告奋勇非争取要干不可。领导上在他一再的请求下，照顾到他的积极性的发挥，便要他试着去干。我这一次是与他合作挖一个鱼鳞坑，一人挖，一人清泥土。我的体力自问强于他，便商量由我挖，由他清泥土。不料他没有干上10分钟，便要与我对调。他掌握十字镐和鹤嘴锄，都比我熟练，一镐一锄地挖的深，工效大。我前后左右一看，除了邱行湘被大家公认为特等劳动力，挖得快、效率高之外，其他较杜年轻的，瞠乎其后。我不知他是怎样来的这股冲天干劲，对他五体投地地折服。以后凡是在农场劳动过的，也是众口一词的为他的实干精神所折服。 3.杜聿明具有助人为乐的美德。兹举出几件说来平常细微末节的，但做来很不容易做到的事。特别是杜这样不平常的人物，简直令人视为奇迹。
第一，战犯集中北京之后，其中有一位年岁最老、军阶上将、高度近视眼的王陵基，有现代化的保险刀片，他刮不了胡子。他自己动手时，刮得满面鳞伤还刮不干净。杜聿明看在眼里，对王的年迈和笨手不灵十分同情，便二话没说，主动为王刮胡子，有时除了沈醉帮忙刮过几次之外，其余都是杜包办了。王喜做打油诗，曾经写过一首赠杜，在战犯们中传为美谈：“上将何无用，胡须闹满腮。杜兄本能手，刮得换新胎。”
第二，废物利用巧安排，皆大欢喜。当杜在缝纫室工作时，本来缝纫活不轻，已够忙碌的了。但他逢人便问，有没有破旧不用的毛线、绒线衣服，他可废物利用。经过他的精心设计剪裁，改为背心、手套、袜子、睡帽等物，既节约了金钱，还显得美观大方。他不嫌麻烦地设计剪裁好，还得上机器缝好。究竟一共干了多少件，我不知道，战犯们绝大多数都有他的改造品。我一件破旧的毛线衣，经过他设计，改为三副手套、三顶睡帽，我分赠廖宗泽、陈林达，自己留一份，一直用到我特赦后，还视为难得的纪念。
第三，大集中后的战犯中有一位两广监察使邢森洲，他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年岁最高，资格很老，孙中山先生委任他做过南洋华侨中的宣抚使。他平日与杜聿明很谈得来，由于高度的近视（近视眼镜一千多度），行动不便，经常要人搀扶。杜对此人特别关心，从厕所到寝室，以及每天的放风散步，人家叫杜作邢的拐杖，搀扶着行走，从不嫌麻烦。
从上面所列举的有关生活作风，可以窥见到杜为人的操守是有教养的，也是很严肃不苟的。例如他对人，无论是对上中下的各种关系，始终保持有礼貌、不骄不躁的态度。作为旧社会过来的人，是颇为难见的。例如他对父母的孝敬，这是与他相处稍久的朋友部属都很称赞的。他对早就去世的父亲念念不忘，对老母赡养唯恐有失，精神上唯恐其不爽。他一自外归，必先入母室问安而后做其他的事，与母亲同席，他就如同孺子一般侍奉进膳。席上并不是以珍馐相敬，而是保持陕北家常风味，淡素之食为主，我是多次共席而知此情的。例如杜对其妻曹秀清的爱情，青梅竹马，到白头偕老，糟糠结发，始终如一。至于杜的家庭，虽历数代的繁衍，升沉豪薄有所不同，但能保持一贯俭朴的家风。杜律己很严，节俭朴实，能紧守以终。有人谓杜挥金如土，任意动用公款。我了解决非自奉，决非贪鄙，而是用于事业之开支，越轨之处可能有之，因一己之私则非事实。
他获得特赦以后，从事文史工作，又是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依然节俭不苟，竟至背筐拾马粪，打扫厕所、食堂、马路等等，凡公益之事，无不视为己事，干的彻底认真。
在改造世界观中不断前进
自1956年1月10日起，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时止，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为加速大家的思想改造，曾安排过多次参观学习。正如公安部十三局局长姚伦所说的“百闻不如一见”，通过多次有系统有组织的参观学习，对思想改造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杜聿明不放弃任何参观学习的机会。他特赦后曾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过，又曾到过革命圣地延安、韶山、井岗山等地参观学习过，对他思想上起的作用，是可想见的。按杜自己的话说：“我必须通过难得的参观学习，集中到把世界观改造好。否则，怎么叫脱胎换骨的改造。”他还常说：“参观学习是新旧社会对比的最好课程。从人民来说，是忆苦思甜，从我们战犯来说，便是忆罪思恩。”我是在杜于1959年特赦前一同多次参观学习的一个，我举出有关的事例，也是当年一同参观学习的战犯们所共知的事。
其一、1957年9月，集中在北京的战犯们，曾到北京、天津、东北、武汉等地参观学习。
我记得一次参观到了沈阳市，辽宁省公安厅招待我们住在中山路临街的一所四层楼的招待所内。也就是我们到达沈阳的次日凌晨，王耀武起床后在临街的窗前作深呼吸运动，他伸头向窗外凝视了一阵，忽惊疑不语地走近我的床前，拉着我向临街的窗外看。不看则已，一看才发现临街一处变电所的水泥地上，用粉笔画了一只高大的铁笼子，铁笼子里面画了大大小小一群虎，其中有只大虎，还在张牙舞爪，神态毕肖。画师颇有才华，不类偶然出现的街头游戏之作。此事一阵风似地惊动了楼上楼下许多战犯们。大家都是将目光注视到窗外，内心的紧张是可想见的。杜聿明与我不在一个寝室，当然也是一个很敏感的人。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待群虎图，是抱非常抵触的情绪，有的说“组织我们来参观，简直是侮辱”，有的说“应该立即擦掉”，有的说“应立即驱散老百姓围观”等等。杜看了之后，紧张了一阵，却又冷静下来，既无不悦之色，也没有发过牢骚。究竟他是怎样的态度，大家是摸不到底的。这次参观的领导自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很快地便布置了一次座谈会，其目的是想澄清一下抵触的情绪。在座谈中，不少的人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想法，将十分抵触的情绪暴露出来，有的则言不由衷的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有的则守口如瓶，一言不发。大家集中注意的是，要看杜聿明这象征性的大虎如何表态？
杜发言的大意是如此：“我看马路上这幅群虎图是画得好，我不懂艺术，艺术价值怎样，可作不出评价。我之说画得好，好在对我们的思想改造敲响了警钟，唤起我们对待历史罪行，永远也不能忘记。尤其是我过去在东北疯狂地打内战，反共反人民，难道不是群虎图一般的凶恶吗？我们今天参观学习到了当年穷凶极恶的东北，难道不应该忏悔反省吗？连日本战犯都能通过思想改造，匍匐认罪，痛哭流涕，难道我们是铁石心肠，毫无人性吗？”杜说完如此一段话，含着忏悔的泪水。
其二、也就是在这次大参观中，我们到了长春市。有一天，安排游览参观市容。首先亲历其境的所在，是一座宫殿式的高楼大厦，是日本未投降前溥仪兴建皇宫打好的基础，钢骨水泥的架子都打好了，由于日本战败投降才没有完工。东北解放后，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建为地质局的办公大楼，长春的市民则称之为地质宫。我们一行登堂入室，参观得很仔细，根据讲解员所说明的，都一一的记入参观笔记本之内。杜聿明是笔记最勤最详的一个。回到招待所座谈参观感想时，杜在发言中，深刻的以改造皇宫建筑与改造思想实际联系起来。他说：“今天的参观学习对我很有启发，皇宫改建为地质宫，是由旧改新，是废物利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大翻身作主的象征……联系到自我的思想改造，也正如由旧改新、废物利用一样，只要一心向人民、向社会主义，下苦工夫改造好，便可以弃恶从善，由无用变为有用。不过皇宫与地质宫的改造，它是随人的思想改造而改造，它本身是没有思想的。人是有思想的，不能随人们的思想改造而改造，例如用木头加工改造成桌子凳子椅子等物，都可由人的思想设计而做成、或改造好。改造人就不是这么容易。我深深体验到，要彻底改造好人的思想，千言万语归结为依靠自觉。” 对“文化大革命”的领悟
1975年3月19日宣布特赦全国最后一批战犯，我是这次特赦中的一个。杜聿明曾到前门饭店访问过我与黄维等人。他穿的很朴素，小心翼翼地与我们谈话，一看就知有思想上的顾虑。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熬过了10年，对外间的真实情况急欲有所正确的了解，故对杜东问西问的。他吱吱唔唔的，不欲有所相告。这是他谨慎的态度，是可理解和原谅的。
自从“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以后，我也看到一些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文件，已经有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而才又与杜谈到他在前门饭店访问我们时所不敢谈的问题。他概括地说：“我对‘文化大革命’最初并不理解，作为一场大革命运动，我唯一的想法，是坚决的要求自己经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如不经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就过不了改造世界观的关。”
“后来眼看敬爱的刘少奇主席被打倒了，许多党政军的高级负责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几乎被一扫而光，扣上的大帽子是‘走资派’，这就令我不解，可又不敢说。爱国人士几乎都成了臭老九，挨批挨斗，难以幸免。我感到这样反常不近情理的‘革命’，我是由惊疑而抱否定的态度。我安慰我的妻子，要她不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都必须相信中国共产党到底。这样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局面，决不会长久的，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扫清少数野心家造成的污浊。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自取灭亡，我算是看对了，也是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既能改造好旧中国，必定能建设好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
杜又为我祝福说：“你们虽然是最后一批特赦的，这明明是受到‘十年浩劫’的影响，否则，你们在10年前就会得到新生的。不过在‘十年浩劫’中，在社会上的遭遇不如在保险箱（指战犯管理所）里安全无事。”
当选第五届人大代表
杜聿明、溥杰两人由全国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在上海市被提名选为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这一喜讯，首先是接到上海方面友人的来信才知道的。这时在北京的文史专员中，却认为是十分光荣的事。我曾前往东四前厂胡同5号杜的住址表示热烈的祝贺。谁知当我到达时，已是宾朋满座，都是为了祝贺而来。杜被团团围住，你一言、我一语地为他祝贺，都感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好，爱国人士不论出身及被否定的历史如何，凡属是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的人，与工农兵出身的国家干部同等待遇，一视同仁。
杜聿明从容地含笑说：“我对诸位前来祝贺非常感激，当然首先要感激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给予我无上的光荣！回忆我与溥仪、范汉杰、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等6人，由文史专员被特邀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已经是出乎意外。‘四人帮’粉碎后，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恢复了青春和工作。我这一次被选、被特邀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我何德何能肩此重任呢！又怎么能领受诸位盛情盛意的祝贺呢！除了感到惭愧之外，内心中要集中表达的是：感谢中国共产党。”
旁听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1980年11月20日上午，忽然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旁听组11月8日的通知，邀请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杜建时、郑庭笈、文强、沈醉、杨伯涛、黄益三、李以勖等7人为代表，于当日午后3时到历史博物馆礼堂旁听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会。我们如时到达，坐在我们前面的，便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人。当我们眼看到林、江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一个个被押到被告席上，审判大会显得庄严肃穆，浩然正气充塞其间。
次日，我在全国政协礼堂邂逅杜光亭先生，我问他对于昨日参加旁听审判大会的观感如何。他笑而不言，且反问我的感想怎样。于是我将上文中写到的那些观感说了出来，他频频点首，表示有所同感。接着他又挽着我坐下，十分感慨地谈到审判的事。他说：“我曾经对你谈过，对‘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摸底，虽然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人民日报》、《红旗》等重要报刊上，出现了对‘文化大革命’贬为‘十年浩劫’的名词，我感到是公平合理的四字评语，但又感到还不是法律上的定论，而内容也全不知……通过昨天旁听，聆听了长达万余言的起诉书，也就可窥全豹了。虽然起诉书是具体的控告林、江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种种滔天罪行，还不算是全面的作出结论，我坚信中国共产党中央一定会引为殷鉴，进一步作出拨乱反正的结论的。”
弥留时的杜聿明
1981年4月21日，杜聿明因旧病复发，在首都医院已卧病多时。我曾经要我的小儿定中代我去探望，并送去一份《华侨日报》。小儿归来告知我，谓杜伯伯的病有反复，近几天又重了。送去的报纸我读了几则新闻给他老人家听，他在昏迷中，我就没有读了。我听到如此情况，顿时感到是病危，忙赶到医院去探望。我坐在病榻前，未敢惊动他，指望等到清醒时再谈话。我默默的静坐约一小时之后，他似乎清醒一些了，睁开眼睛一见到我坐在身边，未说话就兴奋起来，问我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不叫醒他。他又断断续续地向我说到，“爱女致礼由美国经日本购来了一种瑞典产的名茶，虽然价昂，对治疗肾脏病、澄清尿水中的毒素是有灵验的”。他又伸出两臂给我看，谓治疗的方法，要动手术等等。我是一个没有医药常识的，听来也就要懂不懂。我唯恐他兴奋过度，多次要求他少说话，要说也休息一下再说。后来他又说：“你叫你的小儿送来的报纸，我听到为我念的几则新闻，其中有关荫国兄在美的一则，与台湾某报打官司，我看是不必要的。他是我们思想改造中属于优秀的一个，他决不会生活在那么腐臭的资本主义国家。我知道他到香港、旧金山、纽约等地，见到了不少的黄埔同学，为统一祖国大业一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桂庭、镜如兄等也是了解的，我希望他载誉而归。”
我再一次地制止他继续说下去，并与他握手告别，他却不让我走，如是又相对默坐了一会。终于他含着热泪向我说：“我知道我的痼疾是好不了。爱女找来的药，只能救急，不能根治，我与你见面一次就少一次了。党和政府领导不惜医药，尽一切可能来抢救我的生命，我是三生有幸、三生不忘的。”
最后他又说：“我妻秀清比我大两岁，明年就是80高龄了。她已向我表示，爱国要爱到底，要继承我的大志，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子女继承大志，为台湾回归祖国，争取早日完成统一大业作出贡献。我已经叮嘱她在我去世后，定居祖国，永远定居祖国。桂庭、镜如是我的同期老友，你与庭笈也是我的老友、老同事，当然还有众多的黄埔同学，希望如同我在世一样，多多的照顾她、看看她。”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没有再说下去了。我报之以惜别之情告辞而出。这是杜先生第一次昏迷复醒后的谈话。
杜聿明先生第二次昏迷不醒，5月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
（摘自《民国高端群像》，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我在陈官庄被俘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层层上解到滕县的一个解放军官大队时，许多俘虏军官包围着我，要我证实杜聿明是否被俘？邱清泉是否被击毙或自杀？李弥是否取道青岛装扮成商人逃跑？包围着我问长问短的，有归我直接指挥过的特务、宪兵、炮兵、工兵等直属部队的团长、团副。我知道这批直属部队的军官们之所以这么认真的来询问，是由于他们与杜、邱、李都有过历史关系，这种惺惺惜惺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笑的是他们以为我平日与杜、邱、李三人的关系和接触多一些，情况也了解得多，实际上溃军在土崩瓦解中，各自逃命作鸟兽散，我所了解的情况，也不会比他们多。我只好将突围临近的情况说了一通，关于要由我证实的，只好老老实实的答复为不知，而且还肯定的说，诸君不必着急，请注意共产党方面报纸的报道，一定会据实公布的。果然不几天，我们从读报学习中得到了全部的了解。
杜聿明与我在战场上先后被俘，最初都关押在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我于被俘后，由连队层层上解，一直送到山东邑都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团部，编入高级组，学习了两个多月。以后转移到济南城郊的白滩头，在此地约学习了一月光景，又将我们解送济南城内一所解放军的图书馆内。
1949年9月前后某日，在图书馆的一位警卫战士对我说：“你们的头头今日坐吉普车到团部，与起义将领陈明仁、李明灏两将军去见面，是毛主席批准的。你是他的参谋长，所以我告知你。”我从这位战士语气中，第一次了解杜关押的地点是与我同一处，不过没有彼此见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举行后不到几天，又是那位战士，忽然之间为我送来10盒骆驼牌美国香烟，并说是你们的头头杜聿明赠给你的，请打收条给我。我决没有想到杜先生会隔墙相赠香烟给我，而且香烟不是国产的，是美国军人平日最爱吸的骆驼牌，不免使我下意识的想到此公守住了他不变的岗位，可敬可佩！那位送来香烟的战士，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他在一旁带着冷笑说：“听说，这种美国香烟，是杜聿明的弟弟自上海带来的，上海才解放不久呀……”由于这时我与杜的思想意识相同，竟在人民欢天喜地的过开国盛典时，不赠其他礼物，偏偏要赠美国香烟，也就可窥知他的用心了。同时我又想到他的处境与我相同，并未享受到解放军官的宽大待遇，而是分别隔离的看守中。
1954年夏，我这时已从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转移到了北京功德林监狱看守所多年。有一天，我向外窥探，看到了杜聿明先生。不久因为全国战犯大集中于北京，杜和我同样是要集中的400余人之一，他被宣布为特级战犯。杜与我七年未见面了，因大集中得到了见面的机会，彼此的欣慰是难以描述的。我记得在众目睽睽下，都在寒暄相问。
也就是这次大集中后的第三天，我们放风遇着杜，他不言不语的望着我，似乎有话要说的样子。于是，我主动地向他说：“老哥的身体能熬到今天实在不易。”他含着冷笑答复说：“你问我的健康吗？是活一天算一天。我所想到的是一个死字，只有一死才能报答校长培植的大恩。我被俘后抱大石猛击头颅不死，肾脏炎、脊髓炎重病当死不死，留此残生何益。”他说完长叹一声就走开了。
相隔一天，他与我又见面了。他忽然向我说：“我很奇怪，陈子良（陈明仁将军的别号）这位铁牛一般的硬骨头汉子，早在1949年9月前后，我被押在济南时，他与李明灏一道，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来见过我。一见面他仍然以部下对长官的陆军礼节对待我这个阶下之囚。这次在见面的谈话中，也不曾有劝降或大讲马列主义的一套论调……看来，他完全是以私情来探问。我之感到奇怪的地方，是深知他对校长之忠、反共之坚，在黄埔学生中是首屈一指的战将，为何会在长沙起义投降？难道他的起义投降是假的吗？”我说：“我看陈子良的起义没有半点假，从报纸报道中的情况来看，他必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起义的。老哥！你将长沙和平起义的这件大事，只奇怪到子良一人的身上，而没有奇怪到比子良更重要的元老程潜先生的名下呢？这位元老在长沙临起义时还在说，‘我的骨头烧成灰，始终都是不变的国民党党员。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像这么顽石一般的元老都点头了，倡导和平起义了，这其中必有大道理在，值得你我深思反省呀！”杜听完我的话，无限欣然地拍着我的肩说：“你看得对也说的对，我的眼光只看到黄埔同学的小圈子上，没有看到全国大势所趋上。子良的起义比之程颂公的起义，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一点也不奇怪了。”我又补上一句说：“记得你邀请我就任副参谋长时，颂公曾批评你迷信武力，没有吸取在东北的失败教训，并指出国民党军的机械化部队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起不了作用的……他甚至是警告我说，‘你要记住，这次到徐州去当心做俘虏’。言犹在耳，记忆如昨。由这些简短的谈话来看，可想见颂公的起义决非偶然。”我的话说到此，杜沉思久之，并又绕树三匝的走了一阵，才从容地向我说：“你、我今天的谈话是交心，是很有意义。我对颂公之言一点不知，当年你来徐州到差时，为何不向我谈谈呢？我不能不怪你了。”我干脆地答复说：“你也用不着怪我，由于我对当年颂公之言并不以为然，听不进耳，甚至是在内心埋怨他，为我到差前浇冷水。你、我当年思想感情颇相同相容，就是说了，你可能也会听不入耳，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将颂公端出的一盆冷水，在自己的头上不愿浇又浇到您的头上呢！”杜听完后，一阵苦笑，但又说：“颂公老谋深算，料敌如神，令人钦敬。而你确也深入骨髓地把我看成顽石了。”
1956年1月至1957年间，杜聿明每每放风到花圃中，总是感慨丛生。有一天，他当着我将手一挥，注视着团团转地在作健身活动的王陵基、范汉杰、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李仙洲、黄维、陈长捷、刘嘉树、张淦、王凌云、曾扩情、庞镜塘、康泽、孙渡等等一批国民党中的文官武将，不胜感慨地对我说：“我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你看，这么多的文官武将，以往是东、西、南、北各霸一方，多么难得见面，可是今天同一命运，都作了釜底游魂、瓮中之鳖。800万武装部队都被打垮，共产党这张大网，真可以说是一网打尽。”杜说到此，停了一会又说：“不瞒你说，共产党人讲唯物主义，不相信鬼神迷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我活到50多了，却深信一些古谚俗语，说透了世情，不可不信，例如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之中自有主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等。这些常听常说的话，实在令人深省！我自幼就在老父的督促下，读了许多史书，解放后，也读过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纵观我国二千余年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我认为中国历朝的兴亡史，凡属是最后失败逃亡在国外的，很难有卷土重来、可以复国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不过只是豪语而已。我看漏网之鱼，侥幸逃到台湾去的，又能存在几天呢？我看校长一世英名，已被无情的历史所葬送。”我对待他如此慨叹犹有恋旧之言，诚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我也曾反躬自问，像杜的恋旧，甚至存在复辟思想，对蒋介石的个人迷信一时打不破等等，都不是奇怪的事；也敢武断地料想到被杜注视中的，这曾各霸一方的文官武将们，虽然被俘经过了长期的思想改造，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可是对恋旧二字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的。因而，我在重不得轻不得地回答时，脑子里立刻蹦出程颂老先生所教诫我的一句话——“我看，还是程颂老说的对，‘人心是被延安抓去了’。人心的向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国民党的失败。”杜对我此言，默不作答，看来是有所深思地离开了寝室。不料事隔数天之后，他对我说：“打完球，有要事与你谈谈。”我以为真的有什么要事与我谈，照例地引他到花园中的宝塔松下去谈。他说：“打球打累了，要谈的话只有两句。你昨天说了那么多，我回去想清楚了，颂老之言，一语破的。”
傍徨中的进步
战犯大集中不久，在功德林看守所中成立了俱乐部。俱乐部大致与学校中学生自治会这样的组织相似，目的在促进战犯们发挥民主精神，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重点在辅导学习、加速思想改造，争取朝着新生道路上迈进。
在俱乐部这一机构中，成立了由犯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推定学委之一的庞镜塘负责图书室的筹备工作。庞原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由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是国民革命军中干过多年政工的老手，由他负责筹备一个图书室，不到半个月就基本上筹备好了。除了战犯们的私人图书集中到图书室供大家阅览之外，由公家采办了许多新图书，琳琅满目，摆满书架，确实是思想改造的最好指南。
有一天，杜聿明邀我到图书室找庞大个子（庞镜塘的绰号）去借书。我从图书目录中找到《联共（布）党史》，这是我在多年前阅读过的一部好书。杜将图书目录东翻西翻的，不知要借哪一部才好。他问我说：“《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本书如何？”我说：“大可一读，最好还加借一本《人民公敌蒋介石》，两书对着读，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在学习小组会上学习过两年，得益匪浅。另外，还有一部好书《四大家族》，我们也曾学习过一年多。”杜说：“我不曾学习过，也不知道这样的书名，一听你说出的书名，我就头痛了，还能看内容嘛……”我赶忙安慰他并解释说：“老哥说的一点不错，我们初学这几部书时，也曾头痛过，认为是共产党的宣传品，蛊惑人心，是侮辱人的书，思想有抵触。康泽为了学习这几部书，气得多天吃不下饭。黄维为了学这几部书，与人打过架，打得头破血流……其实并不是共产党规定非学不可，而是要我们平心静气客观地追求真理，不通就不通，有理说理，以理服人。我们后来终于在真理的面前低了头，越学越有兴趣，大家思想得到统一，是非分明，胸中也就无成见了。”杜是一个很虚心好学的人，经过我的一番解释之后，便将我介绍给他的几部书都借走了，后来还听说借走了《社会发展史》以及几部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著作。
杜聿明于1956年五一节在墙报上写出了第一篇文章，标题是《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感想》。他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的写满了36开纸的两页。杜是一位虚心谨慎的人。他写出第一张墙报稿后，先将草稿送给我和庞镜塘看过，征求意见，一再的问标题妥不妥当？文字有没有毛病？要我们为之改正。后来墙报贴出之后，从墙报负责人陈远湘到围观墙报者，一致地称赞是一篇读书心得，联系理论和实际好。作为五一节的纪念庆祝这个伟大的意义来说，也是很妥当的。他在墙报中这么说：“我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从猴子到人，才懂得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本身这个伟大的意义……人类社会本来是平等的，由于阶级社会的存在，便划分为两个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地主是剥削农民的。旧社会的政权和枪杆子，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工具……我懂得了这个大道理，也就开始懂得我前半生是干的什么，更进而懂得今天庆祝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伟大意义。”杜的墙报自从贴出之后，由于围观的人多，赞赏的人多，领导和干部也来细读并表示称赞。杜在大家热烈的反映下，反而感到不好意思，甚至是腼腆的连对墙报望都不敢望的就走过了。
有一次，在学习小组座谈会上，讨论斯大林发起的号召全世界人民和平签名运动问题，杜聿明与宋希濂之间发生过一次口头上的冲突。宋在发言中强调和平签名运动的作用，认为：“只要和平签名运动能够不断地扩大，便可制止战争，维护世界永久和平，对美帝国主义这样的霸权国家，不必畏惧，定可制服。”杜在发言中认为：“要准备两手，和平签名运动是一手；还得准备武力，以战止战的一手；如果只依靠和平签名运动来对付疯狂的战争贩子是不够的。”杜的发言，立即遭到了宋的反驳，认为“是唯武主义者，是迷信武力的反动本质在作祟”。这么一来，反驳得杜面红耳赤，认为宋有意打击他，讽刺他，使人面子放不下。杜一下学习课，便到我的第三学习组来找我，除了将双方争执的经过向我说了一通之外，而且认为自己是理直气壮的。他以抗美援朝为例，说：“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敢打这场大战，难道依靠和平签名运动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吗？这就是我提出的以战止战的证明。宋荫国（荫国是宋希濂的别号）使我太难堪了，我准备要向领导申述……”我一见到杜气冲冲的神态，便料到与宋希濂间的矛盾不小。理论的争执如何，是非曲直何在，都是不足道的，问题在两人之间的官僚架子、军阀作风养成的面子下不来，那就非同小可了。同时我还了解到，杜自被俘后，多年来没有参加过集体学习，对待共产党提倡的“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条，是一窍不通的。我如此摸透了杜的心理状态，也就针对他的情况婉转地说：“您多年来没有参加过集体学习，这是要得到补课才好，我们一直没有脱离过集体学习，然后才知道集体学习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凡遇到各种形式的座谈讨论会，人多口杂，见仁见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是常有的事，不可抱着自以为是的态度，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甚至批评得尖锐的意见都得静心地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一贯提倡民主讨论的精神，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我以为你与宋的争论不下，可能两方都有自己说的看法，不容许人家不同的意见。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首先是学习的态度的问题，其次才是穷求真理的问题。我曾看到许多不习惯于集体学习的，老是与人对立唱反调，这不是学习态度问题又是什么呢？您对待和与战要作两手准备的论点，我看来是对的。但单纯的依靠武力、迷信武力，那就可能是错的。如果将两手作辩证的统一运用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如果将两手准备对立起来，甚至是互相抵消，也可能是错误的。”我的话还不曾说完，杜先生听了我的言论，面有喜色，他直接了当地坦诚说：“我们谁懂得多少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是面子放不下呀！今后我一定要好好改正，要好好地从集体学习中来改造自己。” 杜聿明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新解释，是战犯大集中到功德林以后。杜在政府的帮助下，已与他在海外侨居的妻子曹秀清取得了通信联系。这是杜被俘改造以来的最大安慰。由于他知道我在集邮，便剪下了自海外通信中的邮票赠给我。与此同时，他告知我说：“我不但与秀清取到了联系，她还为我寄来了老母逝世、在台湾举行追悼会的多帖照片，请你看看寄来的照片，也许有你能认识的朋友。”我正在细看照片时，他涔涔泪落，一片孝心，令我非常感动。我多番致以吊唁之意，他才收泪，忽然问我说：“老兄看过京剧《辕门斩子》那出戏没有？焦赞、孟良大骂杨六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原来认为自己战败被俘，觅死不得，有负校长‘不成功便成仁’的教导。我虽未死，确也日夜锥胸难安，生不如死。你是深知我的心态的，故敢坦诚相告。此次大集中后初次见面时，仍抱必死之念。可是集体学习半年多来，对愚忠之死的念头已经打破，我不但不求一死以报，反而要活得更有意义，于是我对焦孟大骂杨六郎的四语，也有了新的体会。我不能为一人之死而愚忠，为一姓之死而尽孝。仁也义也，也必须如此来区别。对待忠奸贤佞也必须如此来区别。扩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为公为人民，无处不是大公无私，无处不是代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之所以人心为护者在此，其必然成功者在此。我想到只要戴罪图功，真正脱胎换骨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其忠也就是为人民之大忠，其孝也就是为人民的大孝，其仁也就是为人民的大仁，其义也就是为人民的大义。当然，戏剧中的四骂，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却又与我的旧思想毒素本质相同，今后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批判。”
大集中后，通过在北京一系列的参观学习，特别是五一、十一两次到天安门前观礼学习，公安部的领导煞费苦心，为战犯们在公安部大门、南池口搭好观礼台，节日凌晨前，就将我们送到公安部图书馆休息。开始游行检阅的前半小时，我们便喜出望外地端坐在观礼台上，所有花团锦簇的游行队伍，都必须由我们俯览的观礼台前经过。还在改造中的战犯享受到如此宽大待遇，是出乎战犯们所想像之外的，战犯们感动得喜泪盈眶，山呼万岁，杜聿明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杜聿明的特点，是他每每有了重要的思想联系时，不愿在小组会上来谈，但愿向他平日认为最谈得来的人谈。因而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谈到：“我现在正在清洗我对共产党怀恨和仇视的心，反过来要建立对共产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爱。我被俘后，以怨报德，已到了顽固不化。第一、我被俘后自杀不死，又在重病中，共产党始终对我优待，不惜医药抢救我的生命，人道主义的照顾，无微不至。可是七八年来，我怀疑共产党是在我的身上耍手段，用软化政策……我通过参观学习，遍问了由全国各地集中到北京的战犯们，才彻底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是一贯的，既不是耍手段，也不是对我独厚。我进而了解到，共产党对待日本战俘、美国战俘、印度战俘，莫不如此。第二，我从集体学习、自我阅读书报中，体验出一个思想改造上的根本问题。改造战争罪犯，是属于改造整个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改造思想并不意味着消灭肉体，而是要改造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敌视社会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的思想……毛泽东主席说过，‘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根本的改造’。我对这句话，初读是不测高深的，细读之后，才与自己清洗怀恨仇视的心理联系起来。因为毛泽东主席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总的说来，我要将我的坏思想暴露出来，然后才能彻底地清除掉。”
1951年夏，我与康泽在室里话家常，杜聿明走来参与一同闲谈起来。康将自美国寄来的家属照片给我和杜看，杜也掏出他的家属照片给康看。两人都同心相应地说，如果有新生之日，一定要将家属接回大陆定居，中国人应该住中国，落叶要归根。我插入说：“我的家属自台湾逃归大陆了，生活的很好，我非常希望两位说到做到。”康接着说：“我在医院中疗养，与孙楚住在一间病室，两人谈天说地，越谈越近。孙有一个孙女与我的大儿子康仲谋同岁，受的教育也差不多。我已经与孙楚说好了，等到我的儿子归国来探望我，我一定提出康、孙两家联姻，结为秦晋。孙楚的年龄比我大10多岁，只要儿女年岁相当，结亲后我就是比他晚一辈也是愿意的。”杜听完哈哈大笑说：“老哥可谓太操心了，儿子还未归国探亲，就为他联姻择配。现在是新社会，婚姻应该由儿女双方自由作主，不是父母可以包办的时候了。”康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听杜这么一说，顿时不高兴起来，因而反驳说：“儿女都那么年轻不懂事，不包办又怎么办？横竖我与孙楚已经说定了，被俘之身，别的事无权作主，儿子的事也不能由我作主吗？”杜感到对康难以应付，扯着我的衣袖打圆场地说：“好呵！我们等着吃喜酒呀！”遂与我不欢而散地离开了。我通过这一次议婚事的闲聊，不免暗暗地在惊服杜先生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
进步中的虚怀若谷
大集中后，杜聿明编入第一学习组，同组的有宋希濂、康泽、陈长捷、邱行湘、杨伯涛、廖耀湘、陈林达等人。我是编入第三学习组，同组的有庞镜塘、牟中珩、林伟俦、贾毓芝、沈蕴存、卢福生、郭旭、梁培璜等人。杜的特点，凡属是他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或考虑尚不成熟的问题，他绝对不会在组内学习时提出，同组的人除了廖耀湘、陈林达两人外，他守口如瓶，连半句话也不肯露出来。可是一到了第三组，几乎无论什么话都向我谈，其次就是向庞镜塘谈。我的记忆中他在大集中学习半年到一年中，曾提出了两个思想不通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他说，“第一个问题，是组内多数人的发言中，痛骂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也就等于根本没有抗日。我对这样昧良心不顾事实的说法，思想不通，绝对地不能随声附和，甘作应声虫。”
“第二个问题，是读了曾做过天津市社会局长的胡梦华所写的一篇墙报稿。他说‘汪精卫是亲日卖国的大汉奸，蒋介石同样是亲美卖国的大汉奸，汪、蒋同流合污，一丘之貉，是在演双簧’……这样的论调，是将秦桧与岳飞相提并论，是非不分，我的思想不通，而且气愤，为何像这样的墙报，公然会张贴出来？”
接着，杜针对第一问题反驳道：“我并不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论调。我对这样的论调，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指出了蒋介石三次反共高潮铁一般的事实，在理服人，原来思想上不通的已经通了。我认为根本上否定了抗日，这是不对的。试问上海八一三鏖战三月，我军伤亡近百万之众，敌人伤亡数字也是很大的，迫使其逐次增兵，三次撤换大将，感天地而泣鬼神的浴血苦战，中外皆知的事实并未否定；台儿庄大捷，连毛泽东著作中也是称赞的，谁能否定掉？我亲自在昆仑关消灭敌寇一个旅团的大捷，也是中外皆知的，这是事实，怎么能否定呢？” 廖耀湘恰好也在我组闲聊，他听了杜的反驳，说：“您驳得很有理，事实就是如此。我认为谁说出根本否定抗日二字，都是闭着眼睛瞎说。”由于我没有表态，杜捅了我一下，问我的看法如何。
我被迫答复说：“从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我基本上同意您与廖的意见。不过在小组讨论会上，常常会发现不少的人抱宁左毋右的态度，他们以为说得过左过火些，就是争取靠拢了政府，靠拢了人民，靠拢了共产党。同时我还了解领导上对待学习、特别是在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从来不轻易做出结论。领导上是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家不断地提高认识论的理论水平，寻求真理，经过反复的讨论，哪怕就是再左或过右的问题，久而久之，都是能够得到答案，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至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假积极，口不由心发谬论的，久而久之，也就在真理愈明的情况下，在雪亮的群众眼睛下，不得不自行揭发自行批判。”我说到此，杜欣然开朗起来，他很自然地说：“学习是为寻求真理，还得讲求学习的方法，一听不同的意见，急躁发火是没有用的。”我们经过这么一谈，杜竟将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收回不谈了……我立即感到杜有一种虚怀若谷的精神，从后来无数事实的印证，他确实是难得的真正寻求真理的人。
与李政道博士一同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博士，杜聿明并不知道他是自己的乘龙快婿，直到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自上海来到北京，亲自到功德林来会见亲家杜聿明时，两亲家才第一次见了面。于是乎两亲家初次见面的喜讯，在战犯们中传开了，不少的人都为杜有了这么一个国际知名的学者女婿而祝贺。我也是为之祝贺者之一。廖耀湘忽来我的学习室悄悄地告知我说：“不知怎么的，杜的亲家来了，本来是令人高兴的事，杜光亭先生（杜聿明字光亭）反而背上了包袱，不知缘故何在？”我答复说：“不要忙，过些时候他会主动找我们谈的，甚至还会征求我们的意见，说出他的心事的。”廖不以为然的说：“你又不是诸葛亮，且看下回分解。”便走开了。
果然，事隔一日不到，杜找我到图书馆去谈谈。我以为他是为了借书来邀我，没有想到我所估计的这么快兑现了。杜向我说：“杨振宁的父亲来到北京探望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儿女亲家的私事，而是出自他爱国主义的大事。他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只是他以亲家的身份来探望我，我才知道这门亲事。当然，我为我的爱女致礼有了这么一个好丈夫而引为安慰！但是亲家来的目的，是为了与我合作，以期将杨振宁博士在学术的成就及才能，用于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他是很希望我有所为力，并在两天后给他答复。我考虑到杨振宁是台湾和美国培植出来的人才，与我素不相识，我对女儿致礼的思想情况，一无所知。我又考虑到我的妻子和儿女们，不在台湾即在美国，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今后怎样安排？我尚在囹圄之中，已经没有颜面见人，如果我再去挖台湾的墙脚，未免就难以为人了。至于对我妻和儿女的安全、生活出路等等，也不能不考虑到。大家一个劲地为我祝贺，领导上对我的期望也很大，谁又知道我正陷入苦恼之中。请你为我考虑一下，要怎么才能使我心之所安。”说着说着，几乎要掉下眼泪而擦拭起来。我立即感到杜提出的问题严重，随随便便答复他是不应该的，于是说：“容我考虑一番，并与廖耀湘、庞镜塘研究后再贡献我们的意见。”
我与廖、庞研究的结果，第一，当时是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是由于抗美援朝一战的大胜，打破了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伸张了中国人的志气，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国内建设成就，中外皆知，决非旧社会可比。像这样的大好形势，杨振宁夫妇不可能不知道，而有所向往。此其一。杜对杨振宁博士的回国作出贡献，认为是挖台湾的墙脚，这是由于观点立场尚在台湾四大家族的一边，而不是在祖国6亿人民的一边。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追求新生道路上的绊脚石。争取杨博士为建设祖国、造福于6亿人民以至于子孙万代，又有什么不好呢？挖墙脚只要挖得有理，就应该下决心去挖。此其二。为了妻子及儿女们的生活前途及安危的问题，当然要注意，更重要的问题是要争取他们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这才是最可靠的生活出路和远大的前程。此其三。我们研究的方案中，还曾具体地提出，要杜与其亲翁杨武之教授分工合作，杜的任务是争取其妻及其子女回国，杨的任务是争取其子的回国。实际上都是为了动员杜、杨联姻的家族回国服务。我们研究出上述方案，详细地告知了杜，谈了两个钟头，杜表示完全同意。相隔三天，他欢天喜地的与亲家第二次见了面，而且很快地向领导上写了报告，订了《人民画报》按期寄到美国，以供女婿女儿阅读，以期多多了解祖国建设的新貌。不久，女婿经过瑞士，向他写了热情洋溢的来信，又寄来了一只最新式的原子表。杜原来引以为忧为虑的思想顾虑扫清了。
杜聿明自比为坐井观天的一只蛙。自从全国战犯大集中到北京之后，打破了单身独处的生活方式，加强了集体学习，这对于战犯们自觉争取新生道路，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杜聿明单身独处生活多年，在自我学习改造上，是远远不如集体学习的好，这是无可讳言的。杜了解到这一情况，不免就有一种学习上不如人的自卑感。反映在他的内心，下意识地逢人便说“是坐井观天的一只蛙”，以后成为他自谦的一句口头禅。
大集中一年后，在墙报中出现了由第一组墙报通讯员陈林达所写的一篇报道墙报，标题是《201同学受到表扬三天三晚没有睡好觉》。他在那篇墙报上一起笔就朴素地说：“201（杜的编号）同学本日凌晨起床后对8号说，由于我连日来争取在花圃、菜圃浇了水，打扫寝室、学习室、图书室的清洁卫生，而且还不算是我一个人干的，像这样的轻微劳动，不料竟受到了领导上、同学们的好评和表扬。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解放7年来的第一次。我很感动，感动得很，连续三天都没有睡好觉，我是高兴得如此，我读过列宁号召星期天参加义务劳动的讲话。他身体力行地亲自带头，但又是以普通劳动者的一员参加了义务劳动。他在文章中说了许多感动人、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话，我并不能都记得起来，唯有其中‘不劳动者不得食’一语，是金石之言，包括了一个伟大真理。我在初解放时，每每听到有人指责地主、资本家，也包括了军阀、官僚等等都是剥削阶级、是寄生虫、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我是很抵触的，是听不入耳的。不但只是思想上抵触而已，反而认为大丈夫就应该高高在上，是不屑于来干牛马一般的劳动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错误的思想，也是多么危险的思想。‘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句金石名言，划清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界线，也划清了谁是寄生剥削、谁应该翻身当家作主的界线。由于我初步地懂得列宁说出的伟大真理，我就应该当作指路明灯，自觉地争取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来改造好自己。我之所以在受到表扬之后，反而三天三晚睡不好觉的缘故，是由于我将列宁的名言，思前虑后，联系到我的前半生走过的剥削寄生、作威作福的罪恶道路。同时又受宠若惊，深思熟虑到争取新生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甚至是很艰苦的，要针针见血的向旧我开火，向旧我不断地批判斗争。” 这篇墙报稿，虽然是一篇不满千字的记录，也正如同纪念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那篇墙报稿贴出一样，轰动了全体战犯。大家纷纷围观细读，把贴墙报的胡同都堵塞住了。我完全理解，包括我自己在内，总觉得杜这位旧军人在认真思想改造上，值得学习，值得尊敬。当然，也有极少数不愿进步的害群之马，在一旁冷言冷语，说些怪话也是有的，这是无损于真理的毫末的。
在劳动中的表现。从修理喷雾器说起。自抗美援朝以来，战犯管理所曾添置了背式的喷雾器两具。为了预防与消除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施放细菌战的毒害，管理员们几乎天天都轮流到室内外喷洒药物，这是我熟悉的事。两具喷雾器用到停战以后，直到战犯大集中之后，才改为战犯们在花圃菜圃中使用，由邱行湘负责保管。有一天，他大喊大叫，说喷雾器两具都坏了，修也修不好，送到市面上去修，也非三五天不可。管理员接过去修也修不好，看情况非送到市面修理店。杜聿明听到要送外面修，便主动地伸手，要求准许他拆散检查一下，然后由他负责修理。管理员同意了，不料战犯们中竟有人不同意，甚至是冷言冷语的打击杜的一股热情。邱行湘是管理喷雾器的，对杜也信得过，不再顾及人多口杂的意见，交给杜拆修。杜在朝阳的胡同里，小心翼翼将拆散的零件放在报纸上，一件件的察视，足足地辛苦了半天的时间，经他找出喷雾器坏的原因，全在抽送打汽的一块橡胶失去了作用，同时又检查了另一喷雾器的毛病也是如此。他在胡同的垃圾里东找西找，找到一块合用的薄橡胶，很顺利的将两具喷雾器修好了。我记得与杜多年搞过机械部队的郑庭笈向我说过：“光公连一部坦克都能拆散装好，听听发动机的声音，便可找出毛病何在。修好喷雾器就不奇怪了。”
扎拖把受到了表扬。当年，功德林集中了400多全国各地来的战犯，一共分了10多个小组，每逢搞清洁卫生运动，使用的扫帚、拖把很多。单就拖把来说，在市面上去采购，就需要动用一笔购置费用。杜聿明为了节约这笔开支，便向领导上建议，谓缝纫室有一堆边角布筋无用，是扎拖把的好材料，废物利用，可为公家节约一笔开支，他愿意承担扎拖把的任务，并无须同学们的帮忙。所缺的是一卷铅丝和拖把柄，请领导上供给。领导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也供给了铅丝等物。杜跑遍了我们活动的胡同，连同领导上送来的，共找到了30多个拖把柄，和一大捆废布，便工作起来。他愉快地哼着陕北调，对待前来帮忙的人表示感谢，自早到晚辛苦了一整天，扎成了35只拖把，笑咪咪地捆抱着送到管理员办公室。管理员们看到眼里喜在心里，一再地表扬201同学：“为公家做了一件好事，按市价估算，为公家节约了140元的开支，在市面上每只拖把值4元钱。节约的意义固然很大，更难得的是劳动态度好，是值得政府人员和同学们学习的好傍样。”杜仍然是谦虚地说：“这点劳动算什么！”
对缝纫室的贡献。1956年的夏天，为了筹划过冬准备冬衣，管理所的领导决定动员战犯们成立一个缝纫室，将400多战犯们准备冬衣的任务承担下来。由战犯们自行报名参加，按预定计划分工合作去做。缝纫室的成立，分成机工和手工两大部分，报名的非常踊跃，连平日从来没有拿过针线的，也报名参加，边学边干。
杜聿明是第一个报名参加机工的，接着报名要参加机工的有王泽溶、梁培璜、沈醉等人。管理员将四部陈旧不堪的胜斯缝纫机交给了杜聿明。杜虽未经政府人员指定他做机工组的组长，事实上也就是当仁不让地开始了工作。沈醉是杜的好助手，两人都心灵手巧，不怕脏不怕累，将陈旧的机器擦拭一新。王泽溶能打机器，不会修理保养。梁培璜是一个热心人，打机器是初学，修机器则不敢沾边。杜比沈多一门长处是会设计裁剪。后来了解，他并不曾专门学习过，而是在家庭里及当装甲兵团长时，日积月累学来的。
杜向领导上建议，表示要将全部战犯管理所的冬衣都包下来。他说，为了节约，辛苦一些是应该的。杜的倡导得到了全体战犯们的支持，可以说杜表现在缝纫工作上是干劲冲天的。杜的实际工作的重点是机工，由于他积极认真地干，无形中带动了全体。因为机工组共计不过三、四人，手工组以韩浚为正副组长，这个组报名参加的共达30余人之多。现在记得姓名的有黄维、李九思、陈士章、王秉钺、张鸿文、林伟俦、沈蕴存、庄村夫、黄淑、岳烛远、章微寒、陈林达、徐远举、汪宪等人。杜不但在设计剪裁上有独到之处，对分工组织劳动力的配合协调上，也是值得赞许的。原定计划在两个半月内完成计划，结果提前超额完成，得到好评。
生活作风和操守
杜聿明于1948年冬至1949年在秦城一年的劳动锻炼中，与我同编在一个劳动队，即第四队。这个队的成员有严翊（担任学习负责的联系）、张鸿文（担任生活负责的联系）、李益智（担任劳动负责的联系）、文强（担任墙报通讯及文娱活动负责的联系），其余的都是没有固定职务的，有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梁培璜、高建白、林伟俦、沈蕴存、王秉钺等12人。我与杜在劳动锻炼的一整年中，彼此了解有所加深，对杜的生活作风和操守，也进一步的得到了解。兹概括举出数例来谈。
1.杜对政府交给的任务是不折不扣的，也是表里一致的。战犯管理所由上而下地布置过一次写旧社会历史材料的任务，这项任务既是对思想转变、是否靠拢人民的一种考验，也是接受思想改造者一种自我争取的途径。我是个中人，了解到战犯们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视为畏途而不愿动笔。凡在旧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是顾虑重重，能逃避就逃避。杜可能也是经过如此的过程的，但在这一次的任务布置下来以后，他非常积极，伏案埋头地写，不止于将个人的任务完成，且唯恐写得有所遗漏。更难得的是，在这个临时成立的小组中，他自觉地起了带头的模范作用。
2.杜常常向同在思想改造中的国民党战犯们说：“要真正的改造好思想，首先要从生活方式改起，要改得向工农兵的生活标准看齐。”他的这种言论，一度引起战犯们的反驳，认为他是在唱高调，在哗众取宠，说得好听。没有想到在秦城农场劳动一月两月之后，任何对他不满、反驳的人，无不口服心服的，一致认为他是一位说到做到的实干家。表现在劳动上，他不怕脏、不怕臭、不怕累，一点官僚架子也没有。在燕山头挖鱼鳞坑，是一项较重的体力劳动，领导上号召量力而行，没有指标和定额，干多少算多少，有病体弱和年岁大的，根本上就免除了这项劳动。杜是多病体弱的一个，领导上本来就免除了他上山挖鱼鳞坑的任务，可是他自告奋勇非争取要干不可。领导上在他一再的请求下，照顾到他的积极性的发挥，便要他试着去干。我这一次是与他合作挖一个鱼鳞坑，一人挖，一人清泥土。我的体力自问强于他，便商量由我挖，由他清泥土。不料他没有干上10分钟，便要与我对调。他掌握十字镐和鹤嘴锄，都比我熟练，一镐一锄地挖的深，工效大。我前后左右一看，除了邱行湘被大家公认为特等劳动力，挖得快、效率高之外，其他较杜年轻的，瞠乎其后。我不知他是怎样来的这股冲天干劲，对他五体投地地折服。以后凡是在农场劳动过的，也是众口一词的为他的实干精神所折服。 3.杜聿明具有助人为乐的美德。兹举出几件说来平常细微末节的，但做来很不容易做到的事。特别是杜这样不平常的人物，简直令人视为奇迹。
第一，战犯集中北京之后，其中有一位年岁最老、军阶上将、高度近视眼的王陵基，有现代化的保险刀片，他刮不了胡子。他自己动手时，刮得满面鳞伤还刮不干净。杜聿明看在眼里，对王的年迈和笨手不灵十分同情，便二话没说，主动为王刮胡子，有时除了沈醉帮忙刮过几次之外，其余都是杜包办了。王喜做打油诗，曾经写过一首赠杜，在战犯们中传为美谈：“上将何无用，胡须闹满腮。杜兄本能手，刮得换新胎。”
第二，废物利用巧安排，皆大欢喜。当杜在缝纫室工作时，本来缝纫活不轻，已够忙碌的了。但他逢人便问，有没有破旧不用的毛线、绒线衣服，他可废物利用。经过他的精心设计剪裁，改为背心、手套、袜子、睡帽等物，既节约了金钱，还显得美观大方。他不嫌麻烦地设计剪裁好，还得上机器缝好。究竟一共干了多少件，我不知道，战犯们绝大多数都有他的改造品。我一件破旧的毛线衣，经过他设计，改为三副手套、三顶睡帽，我分赠廖宗泽、陈林达，自己留一份，一直用到我特赦后，还视为难得的纪念。
第三，大集中后的战犯中有一位两广监察使邢森洲，他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年岁最高，资格很老，孙中山先生委任他做过南洋华侨中的宣抚使。他平日与杜聿明很谈得来，由于高度的近视（近视眼镜一千多度），行动不便，经常要人搀扶。杜对此人特别关心，从厕所到寝室，以及每天的放风散步，人家叫杜作邢的拐杖，搀扶着行走，从不嫌麻烦。
从上面所列举的有关生活作风，可以窥见到杜为人的操守是有教养的，也是很严肃不苟的。例如他对人，无论是对上中下的各种关系，始终保持有礼貌、不骄不躁的态度。作为旧社会过来的人，是颇为难见的。例如他对父母的孝敬，这是与他相处稍久的朋友部属都很称赞的。他对早就去世的父亲念念不忘，对老母赡养唯恐有失，精神上唯恐其不爽。他一自外归，必先入母室问安而后做其他的事，与母亲同席，他就如同孺子一般侍奉进膳。席上并不是以珍馐相敬，而是保持陕北家常风味，淡素之食为主，我是多次共席而知此情的。例如杜对其妻曹秀清的爱情，青梅竹马，到白头偕老，糟糠结发，始终如一。至于杜的家庭，虽历数代的繁衍，升沉豪薄有所不同，但能保持一贯俭朴的家风。杜律己很严，节俭朴实，能紧守以终。有人谓杜挥金如土，任意动用公款。我了解决非自奉，决非贪鄙，而是用于事业之开支，越轨之处可能有之，因一己之私则非事实。
他获得特赦以后，从事文史工作，又是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依然节俭不苟，竟至背筐拾马粪，打扫厕所、食堂、马路等等，凡公益之事，无不视为己事，干的彻底认真。
在改造世界观中不断前进
自1956年1月10日起，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时止，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为加速大家的思想改造，曾安排过多次参观学习。正如公安部十三局局长姚伦所说的“百闻不如一见”，通过多次有系统有组织的参观学习，对思想改造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杜聿明不放弃任何参观学习的机会。他特赦后曾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过，又曾到过革命圣地延安、韶山、井岗山等地参观学习过，对他思想上起的作用，是可想见的。按杜自己的话说：“我必须通过难得的参观学习，集中到把世界观改造好。否则，怎么叫脱胎换骨的改造。”他还常说：“参观学习是新旧社会对比的最好课程。从人民来说，是忆苦思甜，从我们战犯来说，便是忆罪思恩。”我是在杜于1959年特赦前一同多次参观学习的一个，我举出有关的事例，也是当年一同参观学习的战犯们所共知的事。
其一、1957年9月，集中在北京的战犯们，曾到北京、天津、东北、武汉等地参观学习。
我记得一次参观到了沈阳市，辽宁省公安厅招待我们住在中山路临街的一所四层楼的招待所内。也就是我们到达沈阳的次日凌晨，王耀武起床后在临街的窗前作深呼吸运动，他伸头向窗外凝视了一阵，忽惊疑不语地走近我的床前，拉着我向临街的窗外看。不看则已，一看才发现临街一处变电所的水泥地上，用粉笔画了一只高大的铁笼子，铁笼子里面画了大大小小一群虎，其中有只大虎，还在张牙舞爪，神态毕肖。画师颇有才华，不类偶然出现的街头游戏之作。此事一阵风似地惊动了楼上楼下许多战犯们。大家都是将目光注视到窗外，内心的紧张是可想见的。杜聿明与我不在一个寝室，当然也是一个很敏感的人。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待群虎图，是抱非常抵触的情绪，有的说“组织我们来参观，简直是侮辱”，有的说“应该立即擦掉”，有的说“应立即驱散老百姓围观”等等。杜看了之后，紧张了一阵，却又冷静下来，既无不悦之色，也没有发过牢骚。究竟他是怎样的态度，大家是摸不到底的。这次参观的领导自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很快地便布置了一次座谈会，其目的是想澄清一下抵触的情绪。在座谈中，不少的人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想法，将十分抵触的情绪暴露出来，有的则言不由衷的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有的则守口如瓶，一言不发。大家集中注意的是，要看杜聿明这象征性的大虎如何表态？
杜发言的大意是如此：“我看马路上这幅群虎图是画得好，我不懂艺术，艺术价值怎样，可作不出评价。我之说画得好，好在对我们的思想改造敲响了警钟，唤起我们对待历史罪行，永远也不能忘记。尤其是我过去在东北疯狂地打内战，反共反人民，难道不是群虎图一般的凶恶吗？我们今天参观学习到了当年穷凶极恶的东北，难道不应该忏悔反省吗？连日本战犯都能通过思想改造，匍匐认罪，痛哭流涕，难道我们是铁石心肠，毫无人性吗？”杜说完如此一段话，含着忏悔的泪水。
其二、也就是在这次大参观中，我们到了长春市。有一天，安排游览参观市容。首先亲历其境的所在，是一座宫殿式的高楼大厦，是日本未投降前溥仪兴建皇宫打好的基础，钢骨水泥的架子都打好了，由于日本战败投降才没有完工。东北解放后，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建为地质局的办公大楼，长春的市民则称之为地质宫。我们一行登堂入室，参观得很仔细，根据讲解员所说明的，都一一的记入参观笔记本之内。杜聿明是笔记最勤最详的一个。回到招待所座谈参观感想时，杜在发言中，深刻的以改造皇宫建筑与改造思想实际联系起来。他说：“今天的参观学习对我很有启发，皇宫改建为地质宫，是由旧改新，是废物利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大翻身作主的象征……联系到自我的思想改造，也正如由旧改新、废物利用一样，只要一心向人民、向社会主义，下苦工夫改造好，便可以弃恶从善，由无用变为有用。不过皇宫与地质宫的改造，它是随人的思想改造而改造，它本身是没有思想的。人是有思想的，不能随人们的思想改造而改造，例如用木头加工改造成桌子凳子椅子等物，都可由人的思想设计而做成、或改造好。改造人就不是这么容易。我深深体验到，要彻底改造好人的思想，千言万语归结为依靠自觉。” 对“文化大革命”的领悟
1975年3月19日宣布特赦全国最后一批战犯，我是这次特赦中的一个。杜聿明曾到前门饭店访问过我与黄维等人。他穿的很朴素，小心翼翼地与我们谈话，一看就知有思想上的顾虑。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熬过了10年，对外间的真实情况急欲有所正确的了解，故对杜东问西问的。他吱吱唔唔的，不欲有所相告。这是他谨慎的态度，是可理解和原谅的。
自从“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以后，我也看到一些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文件，已经有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而才又与杜谈到他在前门饭店访问我们时所不敢谈的问题。他概括地说：“我对‘文化大革命’最初并不理解，作为一场大革命运动，我唯一的想法，是坚决的要求自己经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如不经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就过不了改造世界观的关。”
“后来眼看敬爱的刘少奇主席被打倒了，许多党政军的高级负责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几乎被一扫而光，扣上的大帽子是‘走资派’，这就令我不解，可又不敢说。爱国人士几乎都成了臭老九，挨批挨斗，难以幸免。我感到这样反常不近情理的‘革命’，我是由惊疑而抱否定的态度。我安慰我的妻子，要她不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都必须相信中国共产党到底。这样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局面，决不会长久的，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扫清少数野心家造成的污浊。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自取灭亡，我算是看对了，也是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既能改造好旧中国，必定能建设好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
杜又为我祝福说：“你们虽然是最后一批特赦的，这明明是受到‘十年浩劫’的影响，否则，你们在10年前就会得到新生的。不过在‘十年浩劫’中，在社会上的遭遇不如在保险箱（指战犯管理所）里安全无事。”
当选第五届人大代表
杜聿明、溥杰两人由全国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在上海市被提名选为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这一喜讯，首先是接到上海方面友人的来信才知道的。这时在北京的文史专员中，却认为是十分光荣的事。我曾前往东四前厂胡同5号杜的住址表示热烈的祝贺。谁知当我到达时，已是宾朋满座，都是为了祝贺而来。杜被团团围住，你一言、我一语地为他祝贺，都感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好，爱国人士不论出身及被否定的历史如何，凡属是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的人，与工农兵出身的国家干部同等待遇，一视同仁。
杜聿明从容地含笑说：“我对诸位前来祝贺非常感激，当然首先要感激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给予我无上的光荣！回忆我与溥仪、范汉杰、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等6人，由文史专员被特邀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已经是出乎意外。‘四人帮’粉碎后，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恢复了青春和工作。我这一次被选、被特邀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我何德何能肩此重任呢！又怎么能领受诸位盛情盛意的祝贺呢！除了感到惭愧之外，内心中要集中表达的是：感谢中国共产党。”
旁听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1980年11月20日上午，忽然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旁听组11月8日的通知，邀请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杜建时、郑庭笈、文强、沈醉、杨伯涛、黄益三、李以勖等7人为代表，于当日午后3时到历史博物馆礼堂旁听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会。我们如时到达，坐在我们前面的，便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人。当我们眼看到林、江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一个个被押到被告席上，审判大会显得庄严肃穆，浩然正气充塞其间。
次日，我在全国政协礼堂邂逅杜光亭先生，我问他对于昨日参加旁听审判大会的观感如何。他笑而不言，且反问我的感想怎样。于是我将上文中写到的那些观感说了出来，他频频点首，表示有所同感。接着他又挽着我坐下，十分感慨地谈到审判的事。他说：“我曾经对你谈过，对‘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摸底，虽然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人民日报》、《红旗》等重要报刊上，出现了对‘文化大革命’贬为‘十年浩劫’的名词，我感到是公平合理的四字评语，但又感到还不是法律上的定论，而内容也全不知……通过昨天旁听，聆听了长达万余言的起诉书，也就可窥全豹了。虽然起诉书是具体的控告林、江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种种滔天罪行，还不算是全面的作出结论，我坚信中国共产党中央一定会引为殷鉴，进一步作出拨乱反正的结论的。”
弥留时的杜聿明
1981年4月21日，杜聿明因旧病复发，在首都医院已卧病多时。我曾经要我的小儿定中代我去探望，并送去一份《华侨日报》。小儿归来告知我，谓杜伯伯的病有反复，近几天又重了。送去的报纸我读了几则新闻给他老人家听，他在昏迷中，我就没有读了。我听到如此情况，顿时感到是病危，忙赶到医院去探望。我坐在病榻前，未敢惊动他，指望等到清醒时再谈话。我默默的静坐约一小时之后，他似乎清醒一些了，睁开眼睛一见到我坐在身边，未说话就兴奋起来，问我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不叫醒他。他又断断续续地向我说到，“爱女致礼由美国经日本购来了一种瑞典产的名茶，虽然价昂，对治疗肾脏病、澄清尿水中的毒素是有灵验的”。他又伸出两臂给我看，谓治疗的方法，要动手术等等。我是一个没有医药常识的，听来也就要懂不懂。我唯恐他兴奋过度，多次要求他少说话，要说也休息一下再说。后来他又说：“你叫你的小儿送来的报纸，我听到为我念的几则新闻，其中有关荫国兄在美的一则，与台湾某报打官司，我看是不必要的。他是我们思想改造中属于优秀的一个，他决不会生活在那么腐臭的资本主义国家。我知道他到香港、旧金山、纽约等地，见到了不少的黄埔同学，为统一祖国大业一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桂庭、镜如兄等也是了解的，我希望他载誉而归。”
我再一次地制止他继续说下去，并与他握手告别，他却不让我走，如是又相对默坐了一会。终于他含着热泪向我说：“我知道我的痼疾是好不了。爱女找来的药，只能救急，不能根治，我与你见面一次就少一次了。党和政府领导不惜医药，尽一切可能来抢救我的生命，我是三生有幸、三生不忘的。”
最后他又说：“我妻秀清比我大两岁，明年就是80高龄了。她已向我表示，爱国要爱到底，要继承我的大志，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子女继承大志，为台湾回归祖国，争取早日完成统一大业作出贡献。我已经叮嘱她在我去世后，定居祖国，永远定居祖国。桂庭、镜如是我的同期老友，你与庭笈也是我的老友、老同事，当然还有众多的黄埔同学，希望如同我在世一样，多多的照顾她、看看她。”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没有再说下去了。我报之以惜别之情告辞而出。这是杜先生第一次昏迷复醒后的谈话。
杜聿明先生第二次昏迷不醒，5月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
（摘自《民国高端群像》，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