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这次行程，并非一时冲动。这个念头，可以追溯到我二十三四岁。我常常梦见我开着车，载着我的孩子去旅行。
　　停药是个疯狂的决定
　　2007年12月，我因为早期肝硬化住进解放军第三○二医院。
　　“肝硬化”这三个字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死神”的宣判———我的父亲、伯父都死于肝患，24岁时我又检查出携带乙肝病毒，可终于还是逃不过命运的捉弄。
　　2008年8月，在例行的B超检查中，我检查出腹部腹水，即肝硬化腹水。肝硬化腹水意味着“失代偿期”，也就是说，我随时可能被死神带走。那天，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甚至想到要去求助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的某个“很灵”的算命先生。
　　我常没头没脑地问儿子小高：“爸爸会死吗？”小高总是坚定地摇头，笃定地告诉我：“不会，我爸不可能死的！”
　　我18岁那年，父亲病倒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也不止一次地问我这句话。我的回答几乎和小高的一模一样。可事实总是很残酷。父亲去世，那种刻骨铭心的悲痛，我体会过，我不想让年幼的小高像我一样。
　　每天一把一把地吃药，吃药的同时又要喝很多水，我的胃只有这么大，药和水占据了这么多的空间，直接导致我吃不了太多的饭，吃不下饭又哪来的营养供给康复所需呢？而且，药物进入身体后需要肝脏来分解，也就是说药物在治疗肝脏的同时很有可能也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做出停药这个疯狂的决定，我自己也忐忑不安。可是转念一想，我已经吃了很久的药了，药物并没有减轻我的病情，停药无非两种结果：第一，迅速死掉；第二，随着辅助方法的运用、肝脏负担的减轻，身体可能渐渐进入良性循环状态。有50%的希望，对我来说，已经非常具有诱惑力了。
　　在停药后的第26天清晨，我至今都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发生的所有细节。以往每天早上醒来嘴里都是浓浓的血腥味儿，吐到马桶里，能将马桶里的水染成红色。而那天早上嘴里却没有一丝血腥味儿，我对着马桶吐了一口，居然全是唾沫，血没有了。
　　儿子休学去旅行
　　2009年6月下旬，在我出院十个月、停止服药九个月后，复查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腹水消失、门脉高压消失、肝区大面积的、弥漫性的结节在减小、脾脏在回缩。主治医生面对这个检查结果都感到吃惊。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就告诉自己：是时候了，该出发了，让二十三四岁时的那个梦成真吧！
　　我回到家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学校给小高办理休学手续。听完我的故事，校长无法认同我的做法。当然最终校长还是看在我们是老同事的份儿上，同意了小高的休学申请。
　　我把出发时间定在了2009年8月9日，星期天。不用上学做功课，还能到处去玩，小高对我的旅行计划很期待，满腔热情地和我一起准备行程所需的装备。
　　上午10点39分，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总里程表，表针指向12316公里。车启动了，汽车义无反顾地带着我们向前奔跑，我惶恐、不安的心情却渐渐安定下来。我将手伸出窗外，真切地感受到风呼呼划过指间，听到汽车的轰鸣声震动着我的神经。活着真好！
　　在旅行中成长
　　离开沈阳，我们的下一站是内蒙古。出发前，我让小高收拾好行李。
　　“爸爸，我昨天那件T恤你放哪儿了？”小高把床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
　　我有些不快，這孩子丢三落四的毛病一直改不了。“你的东西自己要收拾好，说了多少次。你只有15分钟时间收拾东西。我可不会等你。”被我批评后小高也十分不高兴：“我昨天就放在床头了，就是找不着。你就不能帮我找找？”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果断拒绝了。小高赌气似的，衣服也不找了，气呼呼地上了车。
　　一路无言，到了赤峰。我们两个人气都没消，也没有心情游览赤峰，住了一夜后直接去了克什克腾草原。
　　坐在克什克腾的草原上，看着满山坡的牛羊悠闲地吃着青草，蚂蚱在草丛中撒着欢儿地蹦来跳去，蓝天下白云优雅地游动，我和小高也放松了自出发以来一直紧绷的神经，微风拂面，耳边不时传来牛羊的叫声，好像心中所有的不快都随风飘散了。
　　忽然间，小高哈哈大笑。
　　“有什么好笑的事？”我好奇地问。
　　“是糟糕的事。”说完，小高又大笑起来，“我们今天早上在赤峰洗的四件衣服都落在赤峰宾馆的房间里了。”
　　我一听，刚消散的气又升上来了，有些生气：“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
　　“哈哈哈，我们都坐在克什克腾的草原上了，这里距离赤峰二百多公里，难道我们还能因为这四件衣服回赤峰吗？反正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事情了，后悔和郁闷也没有用，何必去纠结呢？”小高又开怀大笑起来。
　　如果这事发生在从前，小高一定是愁眉苦脸的，会闷闷不乐好几天，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乐观豁达。说来也怪，孩子的情绪很快就感染了我，让我霎时间怒气全消。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世界是由问题、麻烦和困难组成，关键是我们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用积极的心态或是消极的心态来处理事情，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的结果也将因此而不同。”此时此刻，我想让小高明白，积极的生活态度能提升一个人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