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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痴迷于研究价格问题，尤其是能源及公用事业价格改革与监管问题。他曾参与多项重大价格政策的研究制定，担任过原国家计委“三峡电价”方案专家组组长，设计国务院批准的《电价改革方案》；他主持的课题成果曾获“国家计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发改委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及我国价格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如今，他依旧保持着低调做事、严谨治学、大胆敢言的作风，他是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杰。
上大学——最幸福的时刻
在国宏大厦第13层电梯口遇到刘树杰时，他正练完乒乓球往办公室走。一身短衣裤运动服，额头、身上都是汗水，“要参加中直机关的比赛，趁中午休息时间练习练习”，他一边跟记者说着，一边走进研究所办公室安排工作。《经济》记者最初感觉他话不多，脸上表情也不丰富。但就是这样一位貌似清淡的人，插队、务农、当兵、进工厂、当公务员、做科研那个年代该有的经历，他似乎都没有落下。
运动过后的刘树杰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完全看不出已年近六旬。我们的交谈从女儿对父亲的评价开始，他说：“我女儿称我为‘末流学者’，常批评我‘心智不成熟’。对此我持鼓励态度，因为以前我们对她管得太严格了，一度影响了孩子的自信心。她上大学后，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法。实践证明，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刘树杰告诉记者，他小学三年级前一直比较叛逆，常被老师点名批评、“找家长”，但这样的教育一点作用都没有。而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一次不经意的表扬对他影响很大。后来老师让他当小组长，使他对学习及对同学的态度和行为都有了彻底的改变。“我当时突然感觉自己是个优秀的孩子，要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刘树杰回忆，小时候家里生活比较艰苦，父母当时教育孩子不说什么大道理，就是鼓励好好念书，做人要正，“人穷志不穷”这句话深入骨髓，影响终身。
1969年底，刘树杰到农村插队，接受3年“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段日子使他对农村生态和农民生活比较了解。随后，19岁的刘树杰报名参军，因为身体素质好，他成为了一名空降兵。在部队的业余时间，刘树杰最愿意看书，也有时间看书，“当时在部队，除了军事训练就是政治学习”。书看得多了就想写东西，进入团报道组后，开始学着写消息、通讯、评论。刘树杰还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看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感而发的，稿子发表在当时的《空军报》。后来，在《光明日报》、《河南日报》等报纸上也曾发表过文章。这段经历对他日后考大学及从事经济研究工作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77年3月，刘树杰退伍，进工厂做了一名钳工——一个月工资39元，是很多人向往的工种。在工厂幸福工作的日子让刘树杰悠然自得起来，“中学老师来给我介绍女朋友，我几乎都心动了”，刘树杰笑着告诉记者，当时没想考大学，就觉得在工厂挺好。但是母亲不同意，说现在“搞对象”太早，坚持让刘树杰复习考大学，甚至声色俱厉地斥其“没出息！”就这样，他才在接近报名截止日时决定报考。“我在车间报名时，在场的人都很惊讶：‘你也考大学？’因为车间所有报考的人中，只有我是真正的工人，别人都是干部或‘以工代干’”。在质疑声中，刘树杰开始发奋备考。“因为只有一个月的复习时间，我只看了一遍数学，从初一的无理数到高三的解析几何，没时间做题。语文、政治、史地等，都没复习，就靠平时积累”，在部队里常看报纸也帮了刘树杰的大忙。他记得地理考试有一道题是“写出所有中东国家的名称”，常看《参考消息》中关于中东战争的报道，使刘树杰能将绝大部分中东国家的名字写出来。凭着日常的积累和考前的刻苦突击，刘树杰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他说，加上妹妹也同时考上了大学，一家出两名大学生——也是父母无尚荣光的时刻。
做学问——
想知道价格是怎么定的
在部队的时候，刘树杰曾读过徐禾的《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有的东西懂了，有的似懂非懂，这样最能激发求知欲，特别想弄懂它”，从此开始对经济学有了兴趣。高考时，刘树杰发现吉林大学有个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就报考了这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那时候搞经济学的都把马克思经济学当成圣经，刘树杰对马克思的信仰也自然十分坚定，加之一直对“价格是怎样定出来”有浓厚的兴趣，因而对研读马克思的价值论特别下功夫。刘树杰本科的毕业论文，就是讨论关于马克思价值量决定理论问题，这也是国内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他在毕业论文中提出：不能无条件地说“价值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因为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发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社会平均成本的水平也会相应变化。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价值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是以供求平衡为条件的、决定价值量的，应该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平均值。毕业后，此文被刘树杰投往当时国家物价局和南开大学共同办的《价格理论与实践》杂志，据说当时的主编谷书堂先生看过后，也曾夸其作者“有功力”。这篇毕业论文对刘树杰找工作也有帮助。1984年的中国正处于价格改革的发起阶段，刘树杰申请到原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工作，而提交给所领导考察的代表作，就是这篇本科毕业论文。
1986年后，刘树杰开始认真研读西方经济学著作，“认真读了西方经济学后，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当年10月，刘树杰写了一篇《我国粮食价格的形成》的论文，尝试用西方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的粮食价格，并在文中大胆提出放开省间粮食调拨价。这个观点在当时无疑是很另类的，很多人不认可，有部级领导还专门打电话批评他。但在当时的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得到了认可，被认为是国内第一篇用西方经济学来分析中国价格问题的文章。
谈改革——既“重要”又“市场失灵”，价格才该由政府管制
粮价、肉价、菜价、电价、油价、水价都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价格到底是市场说了算，还是应该由政府管制？有人认为，只要是“重要的”商品，价格就应由政府管制。刘树杰则指出，所谓“重要”，实际上是指关系公共利益，但这并不决定必须政府管制价格，只要市场能形成有效竞争，政府就不必出面。而仅由“市场失灵”，也不见得就要政府管制，因为如果与公共利益无关，也不应耗费公共资源去管制价格。只有既“重要”又“市场失灵”的商品价格，政府才可管制。但即使是政府管制，也必须依法依规，必须有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
对于中国的汽油价格，刘树杰主张应该在放开成品油进口权的基础上，由市场竞争决定。而在石油大部分依靠进口并且仍由“两桶油”垄断的情况下，政府管制的国内油价水平，应该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对于“国际油价涨国内跟着涨，国际油价落国内油价不落”的说法，刘树杰指出，“其实这里存在误解，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达到每桶80美元的时候，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就冻结了，2008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曾达到每桶147美元，但国内的成品油价格还是定格在原油每桶80美元的水平上。所以没有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化而相应下调，是因为当初就没有跟涨，所以后来也就不可能跟降”。但对于当时的这种管法，刘树杰并不赞成，他坚持认为，政府应严格按自己定的规则决策，而且应将成品油与国际市场挂钩的规则挂到网上，让所有消费者都有能力监督“两桶油”的行为。
明年3月，刘树杰即将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回忆四十多年的多种工作经历，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现在的职业，“特别适合我，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幸运的人不多，所以我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当问到他除此还有哪些可选择的职业，他表示自己也可能比较适合当医生，“因为我心地善良，辩证法也还学得可以，会注意辨证施治，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会故意给人开大药方”。至于再以后的退休生活，他设想自己“可以租一块地，种点儿自己喜欢吃的水果蔬菜，或养点儿什么”。半辈子研究价格政策，心血耗费无数，还认为自己幸福指数比较高。或许这正是刘树杰的人生观、价值观。
上大学——最幸福的时刻
在国宏大厦第13层电梯口遇到刘树杰时，他正练完乒乓球往办公室走。一身短衣裤运动服，额头、身上都是汗水，“要参加中直机关的比赛，趁中午休息时间练习练习”，他一边跟记者说着，一边走进研究所办公室安排工作。《经济》记者最初感觉他话不多，脸上表情也不丰富。但就是这样一位貌似清淡的人，插队、务农、当兵、进工厂、当公务员、做科研那个年代该有的经历，他似乎都没有落下。
运动过后的刘树杰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完全看不出已年近六旬。我们的交谈从女儿对父亲的评价开始，他说：“我女儿称我为‘末流学者’，常批评我‘心智不成熟’。对此我持鼓励态度，因为以前我们对她管得太严格了，一度影响了孩子的自信心。她上大学后，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法。实践证明，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刘树杰告诉记者，他小学三年级前一直比较叛逆，常被老师点名批评、“找家长”，但这样的教育一点作用都没有。而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一次不经意的表扬对他影响很大。后来老师让他当小组长，使他对学习及对同学的态度和行为都有了彻底的改变。“我当时突然感觉自己是个优秀的孩子，要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刘树杰回忆，小时候家里生活比较艰苦，父母当时教育孩子不说什么大道理，就是鼓励好好念书，做人要正，“人穷志不穷”这句话深入骨髓，影响终身。
1969年底，刘树杰到农村插队，接受3年“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段日子使他对农村生态和农民生活比较了解。随后，19岁的刘树杰报名参军，因为身体素质好，他成为了一名空降兵。在部队的业余时间，刘树杰最愿意看书，也有时间看书，“当时在部队，除了军事训练就是政治学习”。书看得多了就想写东西，进入团报道组后，开始学着写消息、通讯、评论。刘树杰还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看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感而发的，稿子发表在当时的《空军报》。后来，在《光明日报》、《河南日报》等报纸上也曾发表过文章。这段经历对他日后考大学及从事经济研究工作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77年3月，刘树杰退伍，进工厂做了一名钳工——一个月工资39元，是很多人向往的工种。在工厂幸福工作的日子让刘树杰悠然自得起来，“中学老师来给我介绍女朋友，我几乎都心动了”，刘树杰笑着告诉记者，当时没想考大学，就觉得在工厂挺好。但是母亲不同意，说现在“搞对象”太早，坚持让刘树杰复习考大学，甚至声色俱厉地斥其“没出息！”就这样，他才在接近报名截止日时决定报考。“我在车间报名时，在场的人都很惊讶：‘你也考大学？’因为车间所有报考的人中，只有我是真正的工人，别人都是干部或‘以工代干’”。在质疑声中，刘树杰开始发奋备考。“因为只有一个月的复习时间，我只看了一遍数学，从初一的无理数到高三的解析几何，没时间做题。语文、政治、史地等，都没复习，就靠平时积累”，在部队里常看报纸也帮了刘树杰的大忙。他记得地理考试有一道题是“写出所有中东国家的名称”，常看《参考消息》中关于中东战争的报道，使刘树杰能将绝大部分中东国家的名字写出来。凭着日常的积累和考前的刻苦突击，刘树杰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他说，加上妹妹也同时考上了大学，一家出两名大学生——也是父母无尚荣光的时刻。
做学问——
想知道价格是怎么定的
在部队的时候，刘树杰曾读过徐禾的《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有的东西懂了，有的似懂非懂，这样最能激发求知欲，特别想弄懂它”，从此开始对经济学有了兴趣。高考时，刘树杰发现吉林大学有个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就报考了这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那时候搞经济学的都把马克思经济学当成圣经，刘树杰对马克思的信仰也自然十分坚定，加之一直对“价格是怎样定出来”有浓厚的兴趣，因而对研读马克思的价值论特别下功夫。刘树杰本科的毕业论文，就是讨论关于马克思价值量决定理论问题，这也是国内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他在毕业论文中提出：不能无条件地说“价值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因为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发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社会平均成本的水平也会相应变化。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价值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是以供求平衡为条件的、决定价值量的，应该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平均值。毕业后，此文被刘树杰投往当时国家物价局和南开大学共同办的《价格理论与实践》杂志，据说当时的主编谷书堂先生看过后，也曾夸其作者“有功力”。这篇毕业论文对刘树杰找工作也有帮助。1984年的中国正处于价格改革的发起阶段，刘树杰申请到原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工作，而提交给所领导考察的代表作，就是这篇本科毕业论文。
1986年后，刘树杰开始认真研读西方经济学著作，“认真读了西方经济学后，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当年10月，刘树杰写了一篇《我国粮食价格的形成》的论文，尝试用西方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的粮食价格，并在文中大胆提出放开省间粮食调拨价。这个观点在当时无疑是很另类的，很多人不认可，有部级领导还专门打电话批评他。但在当时的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得到了认可，被认为是国内第一篇用西方经济学来分析中国价格问题的文章。
谈改革——既“重要”又“市场失灵”，价格才该由政府管制
粮价、肉价、菜价、电价、油价、水价都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价格到底是市场说了算，还是应该由政府管制？有人认为，只要是“重要的”商品，价格就应由政府管制。刘树杰则指出，所谓“重要”，实际上是指关系公共利益，但这并不决定必须政府管制价格，只要市场能形成有效竞争，政府就不必出面。而仅由“市场失灵”，也不见得就要政府管制，因为如果与公共利益无关，也不应耗费公共资源去管制价格。只有既“重要”又“市场失灵”的商品价格，政府才可管制。但即使是政府管制，也必须依法依规，必须有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
对于中国的汽油价格，刘树杰主张应该在放开成品油进口权的基础上，由市场竞争决定。而在石油大部分依靠进口并且仍由“两桶油”垄断的情况下，政府管制的国内油价水平，应该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对于“国际油价涨国内跟着涨，国际油价落国内油价不落”的说法，刘树杰指出，“其实这里存在误解，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达到每桶80美元的时候，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就冻结了，2008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曾达到每桶147美元，但国内的成品油价格还是定格在原油每桶80美元的水平上。所以没有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化而相应下调，是因为当初就没有跟涨，所以后来也就不可能跟降”。但对于当时的这种管法，刘树杰并不赞成，他坚持认为，政府应严格按自己定的规则决策，而且应将成品油与国际市场挂钩的规则挂到网上，让所有消费者都有能力监督“两桶油”的行为。
明年3月，刘树杰即将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回忆四十多年的多种工作经历，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现在的职业，“特别适合我，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幸运的人不多，所以我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当问到他除此还有哪些可选择的职业，他表示自己也可能比较适合当医生，“因为我心地善良，辩证法也还学得可以，会注意辨证施治，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会故意给人开大药方”。至于再以后的退休生活，他设想自己“可以租一块地，种点儿自己喜欢吃的水果蔬菜，或养点儿什么”。半辈子研究价格政策，心血耗费无数，还认为自己幸福指数比较高。或许这正是刘树杰的人生观、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