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时，就知道“敦煌女儿樊锦诗”，至今有30多年了。1979年，我们大学二年级，跟随王永兴、张广达先生选修《敦煌学研究》课程，我们的一些作业发表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第一本《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上。从那时起，敦煌就是我们心中的圣地，那时就知道了“樊锦诗”这个名字。
　　真正有幸與樊先生“结缘”，是偶然也有必然。2015年春天里的一个晚上，已经十点多钟，手机忽然响起来，听到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樊锦诗。”当时我正坐在电脑前写作，一下子站了起来，是惊讶，也是崇敬。樊先生找我，是为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跟我这个“陌生人”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说的都是敦煌，都是她的使命和担当。从此之后，我的心就和樊先生连在了一起。
　　2015年6月初我和几位国务院参事一起到敦煌，考察调研莫高窟的保护问题。樊先生条分缕析地为我们介绍情况，领我们在洞窟中上上下下，急迫的心情溢于言表。那个时候，我真正体会到，敦煌就在她心里，她心里满满的都是敦煌。一步一步摸索，一步一步试探，一步一步总结，一步一步向前。守护莫高窟，守护敦煌，是她的全部心血、全部精力所在。先生心灵的归宿就是敦煌，她把敦煌莫高窟考古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带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樊先生是我们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请来的第一位特邀访问教授。我们的文研讲座、文研论坛，都是由樊先生开篇。樊先生在北大的讲演，吸引了无数北大青年学子，为了得到一张门票，静园二院门前史无前例地排起了大队。当时我们就准备为先生做口述访谈，后来知道顾春芳老师已经着手，于是一直期盼着这本书问世。
　　这部书的版权页上标注出版于2019年10月，其实我是9月18日下午拿到。当天下课后看到顾老师请学生送来的这本书，当晚就开始翻阅。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情境一一呈现，书中有国事也有家事：其中内容正如标题所示，重在一个“心”字。在樊先生和彭金章老师的心目中，祖国的需要就是他们的心灵归处，就是他们的家。书中述说的有些部分，看了真是不忍放下，又不忍再读。
　　书中的莫高精神和北大精神血脉相连。樊先生是敦煌的女儿，也是北大的女儿。她对指导教师苏秉琦先生、宿白先生的情感，对母校北京大学的情感，从来没有淡忘过。来自北大老师学生的请求，她事事尽力。三年前的9月8日，就在静园二院208这同一个房间里，樊先生和彭金章老师共同参加了文研院主办的论坛，共同讲述了莫高窟的保护历程。
　　说到彭金章老师，他的微信地址，到今天还留在我的手机中。当时我注意到，彭老师的微信昵称是“未名湖”，头像图片也是未名湖。我心中真的感觉震撼：1963年毕业的彭老师、樊老师，离开北大已经半个多世纪，北大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始终支撑着他们，激励着他们？
　　2019年暑期，我有个机会和樊先生以及先生的长子在一起交流，其间樊老师提到孩子初生的情境，作为母亲，我真觉得无法想象。但在先生的叙述中，既十分动情，又处之淡然。在这本书中，看似散淡的语言中，点点滴滴渗透着樊先生对亲人的挚爱，对事业的挚爱，“大爱”融为一体，无法分割。如《自序》所说，她和彭老师是“用爱和生命践行着自己神圣的誓言”。
　　樊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就是讲大实话。”这本书中，她讲到自己的心路历程，当年的内心苦闷、寂寞与挣扎，讲到支持她一步步走来的动力，句句切实，句句动人。她说话、发言，从来都是直入主题，从来不会辗转逢迎。她读书时清纯开朗，如今仍然质朴本真。说起北大，说起敦煌，说起常书鸿、段文杰先生，她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总是有许多心愿还没完成。
　　近些年来，樊先生得到的奖项无法计数，但她还是她：谦和亲切，平静而又坚毅，有时像孩子一样简单纯真。始终让我惊讶的是，在樊先生瘦小的身躯中，居然蕴含着无尽的力量。樊先生真正是知识分子的脊梁，无论有多少周折，多少不幸，她都不曾沮丧，不曾放弃自己的理念与追求。她讲话慢慢的，看似平平淡淡的，却又是深思熟虑斩钉截铁的。这种内在的柔韧与执着，这种内在的信念与坚强，这种对于理想和初心的坚守，永远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