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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当代文艺史上，文艺生产除了创作主体的主导作用外，还受三种主要外部因素的制衡：国家政治的引导和制约，文艺思潮的渗透和冲击，文化市场的变化和调节。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曾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戏剧和电视连续剧，其生成和再生产所处的三个历史阶段，外部制衡作用此消彼长，都有失控现象。透视这种失控现象的深层原因，为外部制衡诸要素作用发挥的“度”恰切定位，对文艺生产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林海雪原》 国家政治 文艺思潮 文化市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与各种文艺作品的繁荣，共同形成文艺界的百花齐放现象。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国家文艺生产主管部门、文艺评论界、社会公众以及一些电视剧编导、原创作者及其家属，利用文件、期刊、网络媒体等形式纷纷参与评论，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形成文艺界多年未见的百家争鸣局面。但以广电总局2004年4月《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的下发为界限，后续的红色经典改编结果与多方的期待仍未拉近多大距离。
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主要取决于文艺家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功力。主观因素之外。外部社会的多种因素也会影响、制约甚至决定文艺作品的命运。影响文艺生产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三种：国家政策对于文艺作品思想内容的干预和控制，文艺思潮对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段的渗透和冲击，市场接受和反馈对作品内涵和形式的调节。
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是十七年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出版后很快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三种传播形式并存，使《林海雪原》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文革初期，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又改编成同名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由于“二虎相争”的特殊背景，《智》剧大出风头。新时期，小说原著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电视剧播出后引发的评论之广泛、反响之强烈，在所有红色经典改编的剧目中，可谓“独领风骚”。
本文以影响文艺生产的三个外部因素为经，以当代文艺史的三个历史阶段为纬，以《林海雪原》在不同阶段的三种文艺形式为例。从作品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代表性变化，综合考察红色经典从生成到再生产语境中外因的地位、消长情况和影响结果。以期探寻外部因素对文艺生产施加影响的尺度与文艺生产良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一、政治主导的十七年文艺
十七年的文艺生产，政治的主导地位贯穿始终。文艺观念顺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化市场处于被动接受状态。
红色经典是建国初期政治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政治上，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政权面临国内外多种敌对势力颠覆的危险，要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思想上。在一个有两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建立并推行新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统一意志，作为国家政治秩序的基础。经济上，要改变一穷二白的社会局面，需要文艺用高昂的旋律来鼓舞民众。激励他们战胜困难的斗志。因此，在国家政治的引导和控制下，建国十七年的文艺创作，题材基本上限定于描写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历史和建国以后的建设事业。其共性的核心精神是战胜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小说《林海雪原》取材于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剿匪的历史，是红色经典中革命战争题材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亲自经历那段战斗过程，文中的杨子荣等都实有其人。从生活真实到艺术塑造的过程可以看出，作者从参加的“七十二仗”战斗中，概括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四仗，分别是用奇袭、设圈套、将计就计和周旋计策消灭了许大马棒、座山雕、九彪和马希山四个匪帮。从史实到小说，小分队与当地军民共同完成的剿匪任务，变成小分队消灭了人数上数十倍的匪徒：在战斗中牺牲的英雄杨子荣，成了身经百战没有留下伤疤的传奇式英雄；加进一个与少剑波产生纯洁爱情的小白鸽。座山雕则是一个残暴到连“被共军抓住过的人”都不放过的匪首。这种艺术的升华使作品在立足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又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小说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以及奇异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仅吸引了大量读者。还引发戏剧和电影改编。同名电影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都以消灭座山雕一仗为蓝本。
建国后是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文艺发展历程。在国家政治控制下，文艺创作按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推进。颂扬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英雄人物的红色主旋律，使文艺负载更多的政治教化功能。而带有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灰色作品必然受到批判和压制。这一特定时期的政治主导作用，是保证国家政治稳定、思想统一、经济发展根本利益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在饱受长达百年的外辱内乱后的选择。由于政治和文化的封闭，国际上的文艺思潮也没有渗透影响的机会。至于文化市场，沉浸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激情中的国民，满腔热情投入重建家园的大潮中。文艺的宣教作用，又激发民众的雄心壮志。引领人民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因此，与其说十七年的文化市场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毋如说红色经典是人民大众的自然选择——红色经典和市场的双向选择。
二、政治压倒的文革文艺
文革期间，文艺完全被政治垄断。随着历史的进程。经过十多年的政治巩固和经济发展，为适应大众的需求，文艺的题材应该渐趋广泛，形式应逐渐多样化，文艺的艺术感染功能、娱乐功能理应回归到正常的地位。但恰恰相反，路线斗争导致文艺题材更加“革命”化、政治化，阶级斗争成了衡量作品的重要标准。“三突出”超越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原则；文艺形式基本上是样板戏一花独放；文艺的多种功能被异化为单纯的教育功能。
文革前夕，经过进一步改编。原来由上海京剧团排演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变成了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三突出”的原则在剧中有了模板化的体现。反面人物中，有着复杂背景和关系的神河庙老道以及蝴蝶迷等被删除。正面人物中。小白鸽与少剑波谈情说爱的“小资”情调内容被剪去。留下的是卫生员救死扶伤的情节；增加了一个苦大仇深、女扮男装的“阶级姊妹”常宝。为突出一号人物杨子荣对党的赤胆忠心，对敌斗争的英勇机智，第五场打虎上山、第六场打进匪窟、第八场计送情报三场戏，都是围绕这个“主要英雄人物”展开情节的。从背景的烘托，到灯光的运用，特别是唱腔的设计，把杨子荣打虎上山的豪迈、笑傲群匪的英勇，送出情报的机智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胸有朝阳”也成为在民众中一直广为传唱的经典唱段。
审视文革时期文艺的高度政治化倾向。 应明确三个基本认识：第一，政治的高压破坏了文艺生产的规律，最大恶果就是造成文艺市场的萧条局面。除八个样板戏外，一些红色经典如《红岩》、《创业》这样的优秀作品，也遭受批判甚至被打成“毒草”，文艺的健康受到极大摧残。第二，对文革中的作品应该一分为二分析。一方面，这些作品存在有思想内容教条化、人物形象脸谱化、缺少浓郁的生活气息等不足。另一方面，艺术家在政治高压下带着沉重的镣铐跳舞，使得样板戏作品又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第三，“三突出”原则应用于戏剧形式，有助于舞台效果(灯光舞美等)的显现，但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文艺形式。也无益于揭示生活的深层内涵。更不能成为文艺生产的指导规律。
文革中政治的压倒地位，成为导致三种外因中政治控制下文艺思潮缺席、文化市场退位的典型。但处于长期的思想教化、文化封闭状态下。大众政治信仰单纯，艺术眼界狭窄，民众乐于接受样板戏中“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喜欢样板戏中“大团圆”的结局。
三、思潮冲击、市场操纵的新时期文艺
改革开放后，文艺生产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一，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原来由国家经管的艺术团体相继推向市场，文艺作品的价值也由市场来衡量。市场的接受和认可程度，直接关系到文艺生产者的生存和发展。第二，经历数十年的封闭状态，开放以后人们以单纯好奇的眼光看待外面的世界，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被引进国门的同时，意识形态、文化艺术诸方面的观念也纷纷涌入。文艺方面。先锋文学、现代派、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的介入，使纷乱中的文艺主流意识未能确立基本定位。而影响最大的，就是“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
新时期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热原因有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红色作品的倡导；一批新的红色作品上映后深受市场欢迎形成的红色品牌效应；电视机的普及带来的观众市场和电视连续剧无可比拟的大容量。于是，改编者从中窥测到对十七年红色经典进行电视连续剧再创造的巨大商机；既能主动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提倡，又能满足经历了红色经典时期观众的怀旧心理，还可以得到丰厚的利益回报，何乐而不为?但是，部分改编者忽视了红色经典在国家文艺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忽视了红色经典在观众记忆中的模式。加之内容上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颇深，消解英雄，美化敌人，滥用情戏；形式上追求播出时长带来的经济利益，拖沓延宕。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引发国家有关部门对红色经典改编要求的文件出台。
从原著到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的主要人物和重要情节被改得面目全非。杨子荣进入小分队时侦察排长的身份和革命军人较高的素质，变成了出场时只是牡丹江司令员身边的一介伙夫，不仅喜好喝酒，爱唱几句酸溜溜的小曲，还给战友的饭里下泻药。剧中杨子荣有一个旧情人槐花，这个情人后来嫁给曾为土匪做事的老北风，情人的儿子又被座山雕收养。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为了部队的胜利，冒着生命危险独自打进土匪内部的英雄，变成为了情人槐花的儿子才有智取威虎山的动机和行动。总之，一位忠心赤胆、智勇双全的剿匪侦察英雄，在电视剧中成了一个“痞子”加“情种”式的人物。座山雕，一个集政治土匪、地方土匪于一身的残忍狡诈的典型，在剧中加进了儒雅仁爱的成分，他对收养的儿子关爱有加，时常带在身边。一个老奸巨猾、凶残无比的土匪。成了颇有人情味的“慈父”形象。另外，少剑波与白茹的情感戏被极度地扩大，还增加了一个滑雪教练苏军少校萨沙。又构成一个三角恋关系。这种消解英雄、泛人性化、滥用情戏的再创作方法，破坏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也抹杀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背离了艺术再创作的基本要求。
从新时期文艺生产的情况看，国家在政治引导和干预的尺度把握上进入成熟的温和状态，对文艺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宏观控制，重点放在对反人类、反社会主义、反伦理的黄色、恐怖作品上。一些文艺创作或再生产的主体。过分追求最大化的市场利益，强化作品的世俗看点。弱化作品的教育意义。具体到红色经典的改编理念，就是忽视了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不适合红色经典特定对象的改编，消解英雄、泛人性化的手段冲撞了受众的红色情结。
综上所述，文艺作品生产过程中。生产主体的作用虽是主要的，外部因素的制衡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任何外部因素被过度强化都会导致艺术的变异；文革中，政治对文艺多样性的压制。造成的文艺生产的萧条局面。新时期，改编者受制于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用消解英雄、消解崇高、泛人性化来解构红色经典，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盲目地趋从市场，陷入低俗化的描写和无情不成戏的圈套，也许会有短暂的经济效益，但很难产生长久的经济价值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只有充分调动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又恰当地发挥国家规范、艺术自律和市场调节的外部作用，才能有利于文艺生产长期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林海雪原》 国家政治 文艺思潮 文化市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与各种文艺作品的繁荣，共同形成文艺界的百花齐放现象。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国家文艺生产主管部门、文艺评论界、社会公众以及一些电视剧编导、原创作者及其家属，利用文件、期刊、网络媒体等形式纷纷参与评论，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形成文艺界多年未见的百家争鸣局面。但以广电总局2004年4月《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的下发为界限，后续的红色经典改编结果与多方的期待仍未拉近多大距离。
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主要取决于文艺家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功力。主观因素之外。外部社会的多种因素也会影响、制约甚至决定文艺作品的命运。影响文艺生产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三种：国家政策对于文艺作品思想内容的干预和控制，文艺思潮对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段的渗透和冲击，市场接受和反馈对作品内涵和形式的调节。
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是十七年红色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出版后很快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三种传播形式并存，使《林海雪原》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文革初期，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又改编成同名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由于“二虎相争”的特殊背景，《智》剧大出风头。新时期，小说原著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电视剧播出后引发的评论之广泛、反响之强烈，在所有红色经典改编的剧目中，可谓“独领风骚”。
本文以影响文艺生产的三个外部因素为经，以当代文艺史的三个历史阶段为纬，以《林海雪原》在不同阶段的三种文艺形式为例。从作品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代表性变化，综合考察红色经典从生成到再生产语境中外因的地位、消长情况和影响结果。以期探寻外部因素对文艺生产施加影响的尺度与文艺生产良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一、政治主导的十七年文艺
十七年的文艺生产，政治的主导地位贯穿始终。文艺观念顺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化市场处于被动接受状态。
红色经典是建国初期政治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政治上，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政权面临国内外多种敌对势力颠覆的危险，要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思想上。在一个有两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建立并推行新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统一意志，作为国家政治秩序的基础。经济上，要改变一穷二白的社会局面，需要文艺用高昂的旋律来鼓舞民众。激励他们战胜困难的斗志。因此，在国家政治的引导和控制下，建国十七年的文艺创作，题材基本上限定于描写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历史和建国以后的建设事业。其共性的核心精神是战胜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小说《林海雪原》取材于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剿匪的历史，是红色经典中革命战争题材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亲自经历那段战斗过程，文中的杨子荣等都实有其人。从生活真实到艺术塑造的过程可以看出，作者从参加的“七十二仗”战斗中，概括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四仗，分别是用奇袭、设圈套、将计就计和周旋计策消灭了许大马棒、座山雕、九彪和马希山四个匪帮。从史实到小说，小分队与当地军民共同完成的剿匪任务，变成小分队消灭了人数上数十倍的匪徒：在战斗中牺牲的英雄杨子荣，成了身经百战没有留下伤疤的传奇式英雄；加进一个与少剑波产生纯洁爱情的小白鸽。座山雕则是一个残暴到连“被共军抓住过的人”都不放过的匪首。这种艺术的升华使作品在立足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又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小说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以及奇异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仅吸引了大量读者。还引发戏剧和电影改编。同名电影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都以消灭座山雕一仗为蓝本。
建国后是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文艺发展历程。在国家政治控制下，文艺创作按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推进。颂扬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英雄人物的红色主旋律，使文艺负载更多的政治教化功能。而带有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灰色作品必然受到批判和压制。这一特定时期的政治主导作用，是保证国家政治稳定、思想统一、经济发展根本利益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在饱受长达百年的外辱内乱后的选择。由于政治和文化的封闭，国际上的文艺思潮也没有渗透影响的机会。至于文化市场，沉浸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激情中的国民，满腔热情投入重建家园的大潮中。文艺的宣教作用，又激发民众的雄心壮志。引领人民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因此，与其说十七年的文化市场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毋如说红色经典是人民大众的自然选择——红色经典和市场的双向选择。
二、政治压倒的文革文艺
文革期间，文艺完全被政治垄断。随着历史的进程。经过十多年的政治巩固和经济发展，为适应大众的需求，文艺的题材应该渐趋广泛，形式应逐渐多样化，文艺的艺术感染功能、娱乐功能理应回归到正常的地位。但恰恰相反，路线斗争导致文艺题材更加“革命”化、政治化，阶级斗争成了衡量作品的重要标准。“三突出”超越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原则；文艺形式基本上是样板戏一花独放；文艺的多种功能被异化为单纯的教育功能。
文革前夕，经过进一步改编。原来由上海京剧团排演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变成了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三突出”的原则在剧中有了模板化的体现。反面人物中，有着复杂背景和关系的神河庙老道以及蝴蝶迷等被删除。正面人物中。小白鸽与少剑波谈情说爱的“小资”情调内容被剪去。留下的是卫生员救死扶伤的情节；增加了一个苦大仇深、女扮男装的“阶级姊妹”常宝。为突出一号人物杨子荣对党的赤胆忠心，对敌斗争的英勇机智，第五场打虎上山、第六场打进匪窟、第八场计送情报三场戏，都是围绕这个“主要英雄人物”展开情节的。从背景的烘托，到灯光的运用，特别是唱腔的设计，把杨子荣打虎上山的豪迈、笑傲群匪的英勇，送出情报的机智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胸有朝阳”也成为在民众中一直广为传唱的经典唱段。
审视文革时期文艺的高度政治化倾向。 应明确三个基本认识：第一，政治的高压破坏了文艺生产的规律，最大恶果就是造成文艺市场的萧条局面。除八个样板戏外，一些红色经典如《红岩》、《创业》这样的优秀作品，也遭受批判甚至被打成“毒草”，文艺的健康受到极大摧残。第二，对文革中的作品应该一分为二分析。一方面，这些作品存在有思想内容教条化、人物形象脸谱化、缺少浓郁的生活气息等不足。另一方面，艺术家在政治高压下带着沉重的镣铐跳舞，使得样板戏作品又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第三，“三突出”原则应用于戏剧形式，有助于舞台效果(灯光舞美等)的显现，但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文艺形式。也无益于揭示生活的深层内涵。更不能成为文艺生产的指导规律。
文革中政治的压倒地位，成为导致三种外因中政治控制下文艺思潮缺席、文化市场退位的典型。但处于长期的思想教化、文化封闭状态下。大众政治信仰单纯，艺术眼界狭窄，民众乐于接受样板戏中“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喜欢样板戏中“大团圆”的结局。
三、思潮冲击、市场操纵的新时期文艺
改革开放后，文艺生产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一，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原来由国家经管的艺术团体相继推向市场，文艺作品的价值也由市场来衡量。市场的接受和认可程度，直接关系到文艺生产者的生存和发展。第二，经历数十年的封闭状态，开放以后人们以单纯好奇的眼光看待外面的世界，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被引进国门的同时，意识形态、文化艺术诸方面的观念也纷纷涌入。文艺方面。先锋文学、现代派、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的介入，使纷乱中的文艺主流意识未能确立基本定位。而影响最大的，就是“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
新时期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热原因有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红色作品的倡导；一批新的红色作品上映后深受市场欢迎形成的红色品牌效应；电视机的普及带来的观众市场和电视连续剧无可比拟的大容量。于是，改编者从中窥测到对十七年红色经典进行电视连续剧再创造的巨大商机；既能主动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提倡，又能满足经历了红色经典时期观众的怀旧心理，还可以得到丰厚的利益回报，何乐而不为?但是，部分改编者忽视了红色经典在国家文艺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忽视了红色经典在观众记忆中的模式。加之内容上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颇深，消解英雄，美化敌人，滥用情戏；形式上追求播出时长带来的经济利益，拖沓延宕。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引发国家有关部门对红色经典改编要求的文件出台。
从原著到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的主要人物和重要情节被改得面目全非。杨子荣进入小分队时侦察排长的身份和革命军人较高的素质，变成了出场时只是牡丹江司令员身边的一介伙夫，不仅喜好喝酒，爱唱几句酸溜溜的小曲，还给战友的饭里下泻药。剧中杨子荣有一个旧情人槐花，这个情人后来嫁给曾为土匪做事的老北风，情人的儿子又被座山雕收养。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为了部队的胜利，冒着生命危险独自打进土匪内部的英雄，变成为了情人槐花的儿子才有智取威虎山的动机和行动。总之，一位忠心赤胆、智勇双全的剿匪侦察英雄，在电视剧中成了一个“痞子”加“情种”式的人物。座山雕，一个集政治土匪、地方土匪于一身的残忍狡诈的典型，在剧中加进了儒雅仁爱的成分，他对收养的儿子关爱有加，时常带在身边。一个老奸巨猾、凶残无比的土匪。成了颇有人情味的“慈父”形象。另外，少剑波与白茹的情感戏被极度地扩大，还增加了一个滑雪教练苏军少校萨沙。又构成一个三角恋关系。这种消解英雄、泛人性化、滥用情戏的再创作方法，破坏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也抹杀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背离了艺术再创作的基本要求。
从新时期文艺生产的情况看，国家在政治引导和干预的尺度把握上进入成熟的温和状态，对文艺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宏观控制，重点放在对反人类、反社会主义、反伦理的黄色、恐怖作品上。一些文艺创作或再生产的主体。过分追求最大化的市场利益，强化作品的世俗看点。弱化作品的教育意义。具体到红色经典的改编理念，就是忽视了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不适合红色经典特定对象的改编，消解英雄、泛人性化的手段冲撞了受众的红色情结。
综上所述，文艺作品生产过程中。生产主体的作用虽是主要的，外部因素的制衡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任何外部因素被过度强化都会导致艺术的变异；文革中，政治对文艺多样性的压制。造成的文艺生产的萧条局面。新时期，改编者受制于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用消解英雄、消解崇高、泛人性化来解构红色经典，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盲目地趋从市场，陷入低俗化的描写和无情不成戏的圈套，也许会有短暂的经济效益，但很难产生长久的经济价值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只有充分调动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又恰当地发挥国家规范、艺术自律和市场调节的外部作用，才能有利于文艺生产长期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