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算起至今，台湾艺术家黄致阳来北京“定居”已经是第8个年头。这个“定”字，既是相对他在北京生活的状态与长度而言，也是特指他在精神上有“戒定慧”中的那个定的含义。这8年间，不少的台湾艺术家来了，走了。又来了，又走了。只有黄致阳，稳稳地扎在这块北方的土地上，在远离北京的一个静寂郊外，在他租下的工作室，不贪、不嗔、不痴地照着他拟定的人生目标前行，照着他艺术创作的内在逻辑前行。
　　通常的艺术家，往往感性多于理性，因为只有感性满满，灵感才能随心所发、随性所致。黄致阳有出色的感性，但他有更为强大的理性来规范自己的感性，以使创作与人生的两条线索，能清晰地往前延伸，不交错，不纠结—只要纠结，生活就会拖累艺术，使艺术的步履踉跄。这种成就自己的能力，得益于生活对他的教诲，也得益于他对自己的训练。很难想象，即使是在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后，这位艺术家仍然会选择去干一段时间的体力活，在工地上当一名建筑工人，以完全的体力劳动的方式，训练自己的肌肉，让大脑休息下来，以让下一次的创作，有再生的依据。
　　当然在更大的程度上，他的艺术并不根植于生活，而仅仅来自于他在哲学层面的思考。很显然，从他纯净或灿烂的水墨绘画，到他的装置、雕塑以及影像作品，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在材料上的运用自如的程度，如同他时常把玩于手中的碧玉或奇石，他非常的稔熟他要使用的材料，无论是绢、墨、毛笔还是铜、汉白玉，这类在传统艺术中常规的既定材料，他把它们使用出了一种非常的新意，是审美的、是富于思辨的，更充满着巨大的张力。的确，他一直在挖掘一切事物的深意，他拒绝呈现一种浮在表面上的能力、热闹与美感。他觉得那样去解读艺术，在根本上是对艺术的一种无聊态度，是人尚未进入思考的创作状态。既如此，又何必介入艺术？！
　　人对自己的所有要求，最终都会外显于他的形态，无论是模样、眼神还是他精神结晶的产品，甚至是作品呈现的现场。上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工·课—黄致阳作品展”的大型个展，从现场我们即可以完整地感受到他多年来凝结的、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展厅的基本色调，作品怎么摆放，空间怎么利用，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内在逻辑如何呈现，每个细节都费尽思量，考虑得严丝合缝。在这样的展览面前，会引申出许多的反思，已经有多长时间，我们没有看过这么专业、品相这么纯正的展览了。
　　这是一位有备而来的艺术家，这也是迄今台湾当代艺术家第一次在国家级的博物馆举办的个展，他呈现给了我们最为完整的一个艺术家的思想全貌。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展览至少表明了一种双重的积极态度：于国家级的艺术机构而言，对真正的艺术，他们已开始有高度的辨识度，而不仅限于举办基于国家立场的艺术展。对艺术家而言，能与这样的艺术机构发生对接，也将激发他最大的潜能与思考，让他在艺术上殚精竭虑。诚然，黄致阳在这场考试般的“功课”中，并不仅仅是扮演了一个艺术家的角色，他还是助理策展人、外交家、执行者与设计者，以至于在没日没夜地布置完展览后，他欣慰地长舒一口气说：这将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展览。
　　展览令人感动，更令人思考。它是黄致阳这8年来在北京的创作小结，更是他近30年来对自己艺术之路的全局观望与思考。如黄致阳所言，艺术是他一生的“工课”，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很清楚地想好了，他一生的命题，就是做自己的功课，历练自己的艺术主张。在他看来，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有不同的功能，如果艺术家有某种功能的话，可能是提出一种还没有被发现的、或是在一般的价值体系之外还有某种可能性的价值。没有这个系统作为依据，从事艺术工作即失去意义，而最好的艺术与哲学等同，有了这层意思，艺术就成了让人乐此不疲与赖以生存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