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展示黑帮犯罪分子的邪恶，乃是精心打造一个观众能熟知和心理上接受的符号化形象。但真正的黑帮，绝不会为了这样一种可笑的动机而暴露自己。
　　黑帮为什么是“黑”的?因为他们一般都喜欢穿着黑衣服集体亮相。这当然是一句玩笑。
　　与电影中通常展示的黑社会个体或集体形象相反，在现实生活中，黑社会组织和成员，总是尽最大努力将自己隐藏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他们决然不会轻易地暴露出其作为犯罪分子的真实身份。如此说来，他们的日常审美，通常与时代和社会并无什么脱节。
　　永久性痕迹
　　在这一点上，日本可能是一个特例。传闻金盆洗手的日本黑社会女老大天藤湘子，在其自传《流氓的月亮》中披露了作为黑社会女性成员的骇人形象，其中文身作为重要的经历之一，得到了详尽的描述。
　　如果一部黑帮电影中的犯罪分子有大量的文身图案出现，那一定是出于黑帮本身特质和组织工作特征的考虑，其次才是黑帮成员意识中美学上的考虑。
　　文身如何在黑社会成员组织中长远地流行着?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身体承受剧痛的创伤过程。绝不是一种刻意的自残行为。人们可以轻易地考察到文身的历史。尤其是东方社会文身的历史起源和社会功能。这种经历剧痛在身体上形成的永久性符号，必定有其宗教、族群、身份认知方面的重要功能。但在成熟文明的社会，文身行为，本身即意味着一个人决心脱离主流社会。
　　在文明社会，被迫施加的文身，本身就是一种羞辱性的惩罚。这些人通常是政治或社会类犯罪的囚徒。在很多宗教和法律裁判中，在罪犯或被惩罚者身体上刺下一些符号，本身就意味着永久性地判他们有罪，并且被永久性地逐出正常的主流社会。
　　因此对主流人群来说，文身是不可想象的。真正的文身，必定会对一个人在主流社会人群中的生活与发展造成极大的妨碍：一个人决心文身，也便意味着他决心永远地背离主流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身行为本身，已经完全被赋予了独立的意义：这个人决心终身与主流社会为敌。从事各种超越法律和道德界限的活动。文身行为本身所呈现的意义显而易见：接受文身手术的人，本身自愿地选择了这种施加于肉体的痛苦，显示出他能够承受常人所不能承受的身体痛苦，而另一方面，这种一经施行便难以消除的肉体创伤痕迹，同样显示了他永久性地接受这种社会角色的决心—一种承诺。
　　在一些相关的资料中，我们能看到黑社会成员、尤其是日本黑社会成员在文身方面令人恐怖的勇气，这些黑社会成员中，威望稍微高一些的人，都拥有图案构造繁杂、手工细密的文身，这些文身图案的内容和造型，则更加传递了各种张牙舞爪凶神恶煞的恐怖形象，最终达到震慑他人的目的。
　　黑社会成员的文身行为，本身并不是日本或东方社会所特有的。无论是意大利还是美国，在一个黑帮分子身上出现某种文身图案，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德梅洛在美国福尔松监狱的大量研究表明，对许多罪犯来说，文身，尤其是显著部位的文身，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必定考虑过，这样的行为使他们今后难以金盆洗手。研究犯罪行为的美国学者霍尔说，“特定的文身会激发出恐惧和尊敬，让拥有者获得权威。”“盗用特定文身的人一旦被抓住，将面临严重的后果甚至被杀掉。”
　　这一点非常蹊跷——黑社会成员绝不会轻易将一些符号文在脸上。文面实在是代价太大了，以至于它会真正地妨碍他们的行动——无论如何，黑社会成员所从事的各种行为，一定要绕过主流社会尤其是法律的耳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脸上的疤痕，才是最直观而合法有效的“文面”，毕竟，一般来说，脸上的疤痕通常不是疤痕拥有者本人刻意为之的结果。但它至少是一枚“勋章”，表明本人有过残酷肉体搏斗的经历。
　　美国的黑社会，甚至经常会干预电影艺术创作，有时候甚至当起了艺术指导。而在香港黑帮电影中，我们会看到，主要的黑帮成员都有一些很好的品质，比如乐善好施、义气守信、人情味等等。
　　黑帮分子想要的形象
　　黑帮分子通常很在乎公众对他们形象的认知。他们需要一个邪恶、疯狂、心狠手黑杀人不眨眼的形象。
　　但这是一个悖论。一般情况下，黑帮成员也需要混迹在主流社会人群中，上述形象如果展示得非常成功，则很容易就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两者之间需要达到某种平衡。以至于在日常中，真正的黑帮分子，也许还要表现得更加规矩、温和、没有攻击性。因此，邪恶疯狂、心狠手黑的形象，必定是需要通过某种特别的渠道传递给特定的对象。
　　电影中展示黑帮犯罪分子的邪恶，乃是精心打造一个观众能熟知和心理上接受的符号化形象，只要是有利于传递这些形象特征的视觉符号，且不违反常规逻辑，都会被艺术创作所使用，但真正的黑帮，绝不会为了这样一种可笑的动机而暴露自己。
　　与文明社会的法律秩序需要绝对的权威一样，黑社会系统也需要他们的权威和秩序，而且前提是，他们显然无法共享文明社会的秩序资源。他们需要自己独立的系统和手段，为此。黑社会组织，必须建立一套自己符号系统，从视觉的到语言和动作手势的符号，都是十分严格周密的。
　　在这样一个反社会的人群中，弱肉强食是通常的法则，因此暴力往往是最有效的秩序、权威和达到预期目的的手段。从这一方面来说，黑帮分子想要树立一个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邪恶歹毒形象，完全是非常实际的功能性需要。在黑社会活动中，背叛、欺骗和失信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在基本的合作模式和规矩失效的情况下，暴力是控制局面、实现意图、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
　　黑社会分子十分在乎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潜在形象，哪怕是虚构的形象。在日本。黑帮电影《暴民之女》的成功，使伊丹十三受到雅库扎流氓团伙的袭击，因为其塑造的雅库扎暴力团伙形象，并不是他们所想要的黑帮形象。与此相反的是，黑帮影片《教父》受到了黑手党的认可和赞赏——他们很满意电影所塑造的黑帮形象。美国的黑社会，甚至经常会干预电影艺术创作。有时候甚至当起了艺术指导。而在香港黑帮电影中，我们会看到，主要的黑帮成员，都有一些很好的品质，比如乐善好施、义气守信、人情味等等。
　　非常滑稽的事实是，在现代多元的社会里，拜各种视觉艺术作品所赐，大量带有黑社会形象和气质的符号和行为都被阳光下的人群模仿和挪用，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模仿这些行为本身不是犯罪，如今，并不是每一个文身者都是黑社会成员，其中很多文身，可能根本就是假的，这些另类符号，正在被作为大众文化支流中的亚文化所消费。与此同时，在真正的犯罪活动中，电影中的犯罪细节也经常被模仿挪用。
　　水就这样被搅混了，既然文明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以往只有黑帮分子才会拥有的标识性内容被大量模仿，则真正的黑帮成员，也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来使用这些符号，如果他们愿意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