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张炜是当代文坛极具个性的作家之一，以80年代末的《古船》引起轰动，对该文本的讨论至今延绵不绝。本文试图从《古船》悲剧性人物的塑造入手，追溯人物悲剧性的根源，从而更好地理解张炜所秉持的道德理想主义。
关键词：张炜；古船；悲剧性人物；根源；道德理想主义
张炜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作家，80年代以清新的“芦青河”系列小说登上文坛，并在这些小说里塑造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然而后来他却没有继续沿着人们所期待的唯美而诗性的方向写作，而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意识。“我一直认为，文学的诸多功能之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唤起人类对一些根本问题的关注。”[1]他对处于苦难和逆境中的悲剧人物的刻画彰显了其所秉持的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理想。
1 跌宕沉浮的悲剧命运
《古船》是一部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小说。它选取了土改、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初期这四个特殊的时间段，描写了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几个家庭四十多年来的荣辱沉浮、悲欢离合，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块土地的变化。它以一个古老的城镇映射了整个中国，以一条河流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以一个家庭的沧桑抒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
（1）身体苦难的悲剧。《古船》展示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历史场景：还乡团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把无辜的老百姓穿骨削乳，火烧活埋，把霖大胡子“五牛分尸”，又分离出肝脏作为下酒的菜肴；妇救会主任以及她年幼孩子的惨死；茴子死时遭受的百般蹂躏；浮夸风背后被饥饿吞噬的一个个痛苦的生灵……小说中有一处写到了还乡团为了防止人们逃跑“他们找到一根铁丝，穿进人们的锁子骨里。铁丝带着血，从这皮下拖出又插进那人的皮下！……”[2]张炜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用他那丈量人性之笔把人类历史中遭受的身体苦难通过感官印象再次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们面对丑恶时重新感到愤激，感到恶心，从而企图唤醒苦难中久已麻木的国民心灵。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真正的悲剧总是动人心魄的，因为悲剧是将美毁灭给人看，越是美的有价值的人生被毁灭，其悲剧感就越壮美、越深刻。含章，老隋家的千金小姐，是作者笔下一个真善美的化身，“文革”时期却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赵炳利用他手中的权力，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办法侵占含章二十多年，一个无辜的少女就这样成了赵炳的性工具、性奴隶。含章最后走投无路，杀死了赵炳，而自己却也搭上了如花的性命。这样直面苦难的书写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为数不多，而张炜却用大量篇幅叙写了洼狸镇人遭受的身体苦难，尤其是“文革”时期，在让人战栗的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张炜书写背后的心酸与无奈。
（2）灵魂挣扎的悲剧。苦难是可以分为很多层次的。如果只是一次次地揭开身体的伤疤赚取别人的同情，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加难堪的境地。张炜对苦难的反复言说没有陷入这样的境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停留在浅层，没有停留于个人的一己之痛，而是将之上升到更高、更深的层面——灵魂挣扎的悲剧。“老隋家的这一辈儿人可以有爱情，但不可以有婚姻……”[2]就这样抱朴、含章不得不一直忍受着身体与灵魂撕扯的痛苦，相爱却不能爱、无法爱。含章面对着内心深爱的李知常的表白，不得不压抑内心真实的想法。过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认为自己再也没有了爱的资格，耻辱和痛苦压抑得她生不如死，使她始终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诚如见素所说，老隋家最苦的人是抱朴。面对洼狸镇几十年来的权力变换，隋抱朴好像总能冷眼谛视外界的纷争，洞察人类饱经的苦难。然而这个孤独的、无言的沉思者却时常经历着灵魂的挣扎，洼狸镇几十年的悲惨历史沉积在他心底，现实的变幻又不时搅起他心中的波澜，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压迫致使他“想得多做得少，差不多只配做在老磨屋里了。我一想起做点什么，就心慌。好像什么都不怕又什么都怕。”[2]他精神焦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内心孤独，无人倾诉；清醒地预见到悲剧的即将来临而又无力阻止……这才是真正的痛苦。他虽然有兼济天下的愿望，然而却迟迟未能付诸行动，从而也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哈姆雷特延宕性格的人物，其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2 悲剧溯源
张炜试图通过对现代历史中充满苦难的生活时段的深切关注，再现出历史中相对激烈而且富有悲剧性的一面，苦苦追问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史场合，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实质相同的历史惨剧。
（1）时代因素。罗素曾说过：这个时代本没有秩序可言，把什么都规定了便无幸福可言。而文革就是这样一个把什么都规定的时代，同时也是这部作品里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段，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人的命运在非理性状态下被迫滑翔，洼狸镇的历史也在此时布满了重重叠叠的罪恶与不幸。《古船》中的洼狸镇“文革”时期笼罩在一片人性荒芜之中——以四爷爷赵炳为核心的一群“恶”的代表，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农民对集权、偶像的盲目崇拜，编织了一张以造福于人民为虚，行封建专制之实的大网：赵多多在前台表演，为虎作伥；道貌岸然的四爷爷赵炳运筹帷幄，垂帘听政；更有歪脖吴这样出卖灵魂的读书人为其出谋划策；张王氏招之即来，行巫作祟；周围是随时准备为主子效命的爪牙奴才。他们占有、毁灭一切美好的东西，残害了很多无辜的人的性命。文革，这个颠倒黑白的时代，人们连最起码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更何谈人权、人性。人们的良知也在这种势力的社会氛围下渐渐泯灭，张炜把这血淋淋的伤疤揭开来审视、反思，提醒变得越来越健忘的人们。
（2）人性之恶。张炜再现了一个没有理性的时代的种种残酷暴行，但他认为“不能将一切都推到时代身上。不同的人不同的灵魂在同一时代写出了不同的历史。直到今天，有些人还是难以好好地活下去，他们被历史的重负压得无法呼吸；而有些人则是不配活下去的，他们使世界布满了罪恶。”[4]对那些制造苦难的人，张炜更多地看到了其狂暴行为背后人性邪恶面的无限膨胀及其带来的人性灾难。摩罗先生曾评论：“中国文化内中隐藏着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人性的敌意”。[5]“文革”中很多人分不清是非善恶，丧失了基本的道德立场。批斗会上，他们只是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欣赏着台上的人，不管是面对着确实罪有应得的地主恶霸，还是蒙冤受屈的无辜者。这些看客虽然自己也有难免被揪上台去的命运，却依旧不痛不痒、浑浑噩噩。正是这些无所作为的人们才令人更加痛心，因为他们的麻木间接导致了一个个惨剧的发生。张炜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怀着艺术家的良知和激情，对历史进行的反思，对人性进行的深层审视。作者在对这些苦难的历史反思中，坚持悲天悯人的真诚，潜入历史深处检视人性，并且延续着鲁迅挖掘国民劣根性的精神，对中华文化进行着深层的探究。 （3）家族制度。张炜的思考并不止于生活的表层，而是探向生活的深层，深入挖掘可以发现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和极“左”路线的巧妙结合造成了洼里镇也是整个民族的沧桑变化和苦难历程，导致了一个个生命和灵魂的委顿与消失。在《古船》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特殊氛围。那就是弥漫在洼狸镇的家族观念。可以说在《古船》中，几乎所有的人的命运，都有其受制于家族观念的动因。家族观念与极“左”路线的结合导致了社会对个人、理性对感性的极度压抑。更让人痛心的是，很多时候不是家族观念对个人的意志与行为的统治，而是个人对家族观念的自觉不自觉的承担与顺从。可悲的是无论是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初期经济改革时期，洼狸镇同样令人悲哀地卷入了家族斗争的漩涡之中。老隋家的衰败和老赵家的崛起，尽管诱惑人的是个人私欲、个人的经济或政治利益，但“为家族而战”的信念却是深藏于每个人的潜意识之中。张炜显然深深地看透了这一点，对之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对家族制度的憎恨和批判，处处渗透在张炜的叙述意图之中。
3 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
对于张炜这样一个严肃、认真而且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家来说，仅仅关注苦难是远远不够的，他必然还要试图唤起人们同样的关注并给人们昭示出苦难的救赎之途。任何伟大的哲学思想都是在探讨人类怎样才能免于苦难，任何伟大的文学也如此。张炜认为“传统是人文价值唯一可能的源泉，要重建现代人文精神，要为现代人重新找到一种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唯有到传统中去才可能找到。”[4]而道德就成为张炜审美判断的一条须臾不离的标准，他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道德性批判。在他的作品中“道德”是人的“立身”原则，而且作品中寄寓着作者理想的人物形象，都是以道德的高尚与人格的纯洁为显著的性格标记。在张炜看来，要拯救历史与现实中的诸种苦难，道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
《古船》集中展示了20世纪中国人的生存苦难：饥饿、贫困、仇恨、暴力、杀戮……隋抱朴一遍遍地在心里祷告请求苦难尽快离开自己的家乡。但是，《古船》尽可能强烈地展览人性的黑暗、人生的苦痛和历史的无常，意在谋求救渡的希望。作者也有意把救赎洼狸镇苦难的重担落在隋抱朴身上。在隋抱朴看来，洼狸镇人苦难的根源就在于私欲，在于财富和权利的占有者对他人的剥削和压迫，在抱朴看来，消灭苦难的唯一办法是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使粉丝大厂回到大家手中。他深夜捧读《共产党宣言》，以长达十年的自审苦苦思索人的出路和终极意义，最终的答案是“人靠人救”。
生于齐鲁大地，长在恬淡乡村，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张炜，拿起了道德的武器，深入历史与现实之中，进行激愤又锐利的社会文化批判，批判人性恶和它所诞生的文化土壤，并且为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的重建大声疾呼。或许作为一个作家救世的愿望过于迫切，他树立道德理想的时代和环境过于朴素和单纯，他在作品中所提出的道德理想脱离了我们的时代，而表现为一种乌托邦的冲动，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在现实中必然面临困境。
首先，道德的内涵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转移的，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张炜以精英道德为尺度，衡量世俗社会。其次，张炜小说中道德内蕴的单一性和价值取向上的非此即彼，容易使我们有回归道德至上主义的可能，与我们这个世界观和人生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不相适应。
面对90年代市场经济的急剧扩张，道德腐败和社会无序等现象引起了知识分子的警觉。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试图寻求反抗当今社会功利主义的精神资源，为这个不完善社会里企望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人们提供一方心灵的庇护所。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张炜就是这样一个执着坚守的人，他为保卫信仰、道德、理想而进行的不懈呼号、呐喊，即使难免堂吉诃德式的悲壮，也仍能以其强大的人格和心灵力量逼向人类的灵魂。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现代都市的欲望文本[J].文汇报，2000（12）.
[2] 张炜.古船[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22，61，217.
[3]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J].语丝，1925（15）.
[4] 摩罗.悲悯情怀[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56.
[5] 张炜.葡萄园畅谈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36，52.
作者简介：孙晓玲，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张炜；古船；悲剧性人物；根源；道德理想主义
张炜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作家，80年代以清新的“芦青河”系列小说登上文坛，并在这些小说里塑造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然而后来他却没有继续沿着人们所期待的唯美而诗性的方向写作，而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意识。“我一直认为，文学的诸多功能之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唤起人类对一些根本问题的关注。”[1]他对处于苦难和逆境中的悲剧人物的刻画彰显了其所秉持的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理想。
1 跌宕沉浮的悲剧命运
《古船》是一部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小说。它选取了土改、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初期这四个特殊的时间段，描写了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几个家庭四十多年来的荣辱沉浮、悲欢离合，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块土地的变化。它以一个古老的城镇映射了整个中国，以一条河流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以一个家庭的沧桑抒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
（1）身体苦难的悲剧。《古船》展示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历史场景：还乡团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把无辜的老百姓穿骨削乳，火烧活埋，把霖大胡子“五牛分尸”，又分离出肝脏作为下酒的菜肴；妇救会主任以及她年幼孩子的惨死；茴子死时遭受的百般蹂躏；浮夸风背后被饥饿吞噬的一个个痛苦的生灵……小说中有一处写到了还乡团为了防止人们逃跑“他们找到一根铁丝，穿进人们的锁子骨里。铁丝带着血，从这皮下拖出又插进那人的皮下！……”[2]张炜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用他那丈量人性之笔把人类历史中遭受的身体苦难通过感官印象再次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们面对丑恶时重新感到愤激，感到恶心，从而企图唤醒苦难中久已麻木的国民心灵。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真正的悲剧总是动人心魄的，因为悲剧是将美毁灭给人看，越是美的有价值的人生被毁灭，其悲剧感就越壮美、越深刻。含章，老隋家的千金小姐，是作者笔下一个真善美的化身，“文革”时期却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赵炳利用他手中的权力，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办法侵占含章二十多年，一个无辜的少女就这样成了赵炳的性工具、性奴隶。含章最后走投无路，杀死了赵炳，而自己却也搭上了如花的性命。这样直面苦难的书写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为数不多，而张炜却用大量篇幅叙写了洼狸镇人遭受的身体苦难，尤其是“文革”时期，在让人战栗的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张炜书写背后的心酸与无奈。
（2）灵魂挣扎的悲剧。苦难是可以分为很多层次的。如果只是一次次地揭开身体的伤疤赚取别人的同情，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加难堪的境地。张炜对苦难的反复言说没有陷入这样的境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停留在浅层，没有停留于个人的一己之痛，而是将之上升到更高、更深的层面——灵魂挣扎的悲剧。“老隋家的这一辈儿人可以有爱情，但不可以有婚姻……”[2]就这样抱朴、含章不得不一直忍受着身体与灵魂撕扯的痛苦，相爱却不能爱、无法爱。含章面对着内心深爱的李知常的表白，不得不压抑内心真实的想法。过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认为自己再也没有了爱的资格，耻辱和痛苦压抑得她生不如死，使她始终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诚如见素所说，老隋家最苦的人是抱朴。面对洼狸镇几十年来的权力变换，隋抱朴好像总能冷眼谛视外界的纷争，洞察人类饱经的苦难。然而这个孤独的、无言的沉思者却时常经历着灵魂的挣扎，洼狸镇几十年的悲惨历史沉积在他心底，现实的变幻又不时搅起他心中的波澜，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压迫致使他“想得多做得少，差不多只配做在老磨屋里了。我一想起做点什么，就心慌。好像什么都不怕又什么都怕。”[2]他精神焦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内心孤独，无人倾诉；清醒地预见到悲剧的即将来临而又无力阻止……这才是真正的痛苦。他虽然有兼济天下的愿望，然而却迟迟未能付诸行动，从而也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哈姆雷特延宕性格的人物，其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2 悲剧溯源
张炜试图通过对现代历史中充满苦难的生活时段的深切关注，再现出历史中相对激烈而且富有悲剧性的一面，苦苦追问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史场合，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实质相同的历史惨剧。
（1）时代因素。罗素曾说过：这个时代本没有秩序可言，把什么都规定了便无幸福可言。而文革就是这样一个把什么都规定的时代，同时也是这部作品里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段，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人的命运在非理性状态下被迫滑翔，洼狸镇的历史也在此时布满了重重叠叠的罪恶与不幸。《古船》中的洼狸镇“文革”时期笼罩在一片人性荒芜之中——以四爷爷赵炳为核心的一群“恶”的代表，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农民对集权、偶像的盲目崇拜，编织了一张以造福于人民为虚，行封建专制之实的大网：赵多多在前台表演，为虎作伥；道貌岸然的四爷爷赵炳运筹帷幄，垂帘听政；更有歪脖吴这样出卖灵魂的读书人为其出谋划策；张王氏招之即来，行巫作祟；周围是随时准备为主子效命的爪牙奴才。他们占有、毁灭一切美好的东西，残害了很多无辜的人的性命。文革，这个颠倒黑白的时代，人们连最起码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更何谈人权、人性。人们的良知也在这种势力的社会氛围下渐渐泯灭，张炜把这血淋淋的伤疤揭开来审视、反思，提醒变得越来越健忘的人们。
（2）人性之恶。张炜再现了一个没有理性的时代的种种残酷暴行，但他认为“不能将一切都推到时代身上。不同的人不同的灵魂在同一时代写出了不同的历史。直到今天，有些人还是难以好好地活下去，他们被历史的重负压得无法呼吸；而有些人则是不配活下去的，他们使世界布满了罪恶。”[4]对那些制造苦难的人，张炜更多地看到了其狂暴行为背后人性邪恶面的无限膨胀及其带来的人性灾难。摩罗先生曾评论：“中国文化内中隐藏着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人性的敌意”。[5]“文革”中很多人分不清是非善恶，丧失了基本的道德立场。批斗会上，他们只是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欣赏着台上的人，不管是面对着确实罪有应得的地主恶霸，还是蒙冤受屈的无辜者。这些看客虽然自己也有难免被揪上台去的命运，却依旧不痛不痒、浑浑噩噩。正是这些无所作为的人们才令人更加痛心，因为他们的麻木间接导致了一个个惨剧的发生。张炜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怀着艺术家的良知和激情，对历史进行的反思，对人性进行的深层审视。作者在对这些苦难的历史反思中，坚持悲天悯人的真诚，潜入历史深处检视人性，并且延续着鲁迅挖掘国民劣根性的精神，对中华文化进行着深层的探究。 （3）家族制度。张炜的思考并不止于生活的表层，而是探向生活的深层，深入挖掘可以发现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和极“左”路线的巧妙结合造成了洼里镇也是整个民族的沧桑变化和苦难历程，导致了一个个生命和灵魂的委顿与消失。在《古船》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特殊氛围。那就是弥漫在洼狸镇的家族观念。可以说在《古船》中，几乎所有的人的命运，都有其受制于家族观念的动因。家族观念与极“左”路线的结合导致了社会对个人、理性对感性的极度压抑。更让人痛心的是，很多时候不是家族观念对个人的意志与行为的统治，而是个人对家族观念的自觉不自觉的承担与顺从。可悲的是无论是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初期经济改革时期，洼狸镇同样令人悲哀地卷入了家族斗争的漩涡之中。老隋家的衰败和老赵家的崛起，尽管诱惑人的是个人私欲、个人的经济或政治利益，但“为家族而战”的信念却是深藏于每个人的潜意识之中。张炜显然深深地看透了这一点，对之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对家族制度的憎恨和批判，处处渗透在张炜的叙述意图之中。
3 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
对于张炜这样一个严肃、认真而且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家来说，仅仅关注苦难是远远不够的，他必然还要试图唤起人们同样的关注并给人们昭示出苦难的救赎之途。任何伟大的哲学思想都是在探讨人类怎样才能免于苦难，任何伟大的文学也如此。张炜认为“传统是人文价值唯一可能的源泉，要重建现代人文精神，要为现代人重新找到一种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唯有到传统中去才可能找到。”[4]而道德就成为张炜审美判断的一条须臾不离的标准，他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道德性批判。在他的作品中“道德”是人的“立身”原则，而且作品中寄寓着作者理想的人物形象，都是以道德的高尚与人格的纯洁为显著的性格标记。在张炜看来，要拯救历史与现实中的诸种苦难，道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
《古船》集中展示了20世纪中国人的生存苦难：饥饿、贫困、仇恨、暴力、杀戮……隋抱朴一遍遍地在心里祷告请求苦难尽快离开自己的家乡。但是，《古船》尽可能强烈地展览人性的黑暗、人生的苦痛和历史的无常，意在谋求救渡的希望。作者也有意把救赎洼狸镇苦难的重担落在隋抱朴身上。在隋抱朴看来，洼狸镇人苦难的根源就在于私欲，在于财富和权利的占有者对他人的剥削和压迫，在抱朴看来，消灭苦难的唯一办法是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使粉丝大厂回到大家手中。他深夜捧读《共产党宣言》，以长达十年的自审苦苦思索人的出路和终极意义，最终的答案是“人靠人救”。
生于齐鲁大地，长在恬淡乡村，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张炜，拿起了道德的武器，深入历史与现实之中，进行激愤又锐利的社会文化批判，批判人性恶和它所诞生的文化土壤，并且为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的重建大声疾呼。或许作为一个作家救世的愿望过于迫切，他树立道德理想的时代和环境过于朴素和单纯，他在作品中所提出的道德理想脱离了我们的时代，而表现为一种乌托邦的冲动，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在现实中必然面临困境。
首先，道德的内涵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转移的，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张炜以精英道德为尺度，衡量世俗社会。其次，张炜小说中道德内蕴的单一性和价值取向上的非此即彼，容易使我们有回归道德至上主义的可能，与我们这个世界观和人生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不相适应。
面对90年代市场经济的急剧扩张，道德腐败和社会无序等现象引起了知识分子的警觉。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试图寻求反抗当今社会功利主义的精神资源，为这个不完善社会里企望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人们提供一方心灵的庇护所。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张炜就是这样一个执着坚守的人，他为保卫信仰、道德、理想而进行的不懈呼号、呐喊，即使难免堂吉诃德式的悲壮，也仍能以其强大的人格和心灵力量逼向人类的灵魂。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现代都市的欲望文本[J].文汇报，2000（12）.
[2] 张炜.古船[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22，61，217.
[3]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J].语丝，1925（15）.
[4] 摩罗.悲悯情怀[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56.
[5] 张炜.葡萄园畅谈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36，52.
作者简介：孙晓玲，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