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军唯一取消又恢复的兵种专业——司号兵。1985年，我军取消了司号兵。2019年8月1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消失的军号声又重新回蕩在军营。
　　两军厮杀的战场上，军号可以号令三军，鼓舞士气;盛大的国家庆典上，军号可以兴礼仪，振国威。军号还是一种传达军令的通信工具。“司号员鼓鼓嘴，千军万马跑断腿。”这句当年流传在军营中的顺口溜，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军在初创时期，就有司号兵。司号兵编制在我军通信兵的序列中。连编有司号员，营编有号目，师和团编有号长。小小军号，在战场上曾为我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军时期军号吓退敌重兵
　　红军时期，我军曾编制司号班、司号排和司号连。
　　1934年在川陕苏区的反“围剿”中，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直属队脱离了大部队。当时，直属队由一个通信连、一个号兵连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组成。尽管有600多人，但牵着骡子、挑着担子，携带了大批辎重，行动很不方便。他们在敌人重兵的间隙中艰难前进。
　　傍晚时分，直属队在前进中发现敌人一个前哨阵地，形势十分严峻。直属队队长急中生智，立即命令通信连一个排袭击敌人的前哨阵地，另外两个排设伏于道路两旁待机，号兵连一线展开，每隔10米一个号兵。
　　部署完毕，直属队队长一声令下，近百名司号员吹响冲锋号，号声震撼山谷，接着杀声四起，战士们一举攻占了敌人前沿阵地，敌人束手就擒。
　　在俘虏的口供中，直属队队长得知前面公路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他们差一点走进敌人的口袋，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直属队队长当机立断，决定乘着夜暗，再次利用军号乘胜攻击。
　　冲锋号又一次响起，伴随着战士们的喊杀声划破夜空，敌人被号声吓破了胆，以为来了千军万马，顿时阵势大乱，在黑夜中争相逃命。直属队的机关干部、勤杂兵挥着扁担、菜刀漫山遍野抓俘虏，不到半小时就捉了五六百人。
　　之后，直属队寻找大部队，继续突进，深夜两点多钟，在羊坝场又遇到敌人团规模的兵力。他们再次吹响集团冲锋号，敌人成了惊弓之鸟，纷纷丢下枪支，四处逃命。
　　天刚放亮，敌人守卫在公路西边的一个团也闻讯不战自溃。
　　红九军直属队一夜之间，数次利用军号，以几百人击溃了敌人3个团，俘敌2000余人，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迹，也在我军历史上为司号兵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全面抗战时期军号巧演游击战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军号也曾使日伪军闻风丧胆。马保军曾任八路军蓬莱、黄县战区指挥部司号长，他回忆了胶东司号兵创造的“军号游击战法”。
　　1939年冬，胶东军区五旅十五团在松山镇战斗中，巧妙地发挥了军号的威慑作用。当时，由于进攻兵力不足，十五团将全团的司号兵集中起来，在松山镇四周设置了多组司号兵，每组两人。攻击开始后，我军司号兵从松山镇的四面八方同时吹响了冲锋号。日伪军听到这么多号声，以为八路军大部队包围了松山镇，惊慌失措，命令炮火向四周轰击、轻重机枪向四面八方疯狂扫射，分散了火力。
　　十五团二营乘虚而入，发起猛烈冲击，日伪军见势不妙，仓皇向东山方向逃窜。这时，我军司号兵又发起新的“军号攻击”，一会儿这边吹号，一会儿那边吹号，一会儿两边一起吹号，一会儿四周同时吹号，令敌人搞不清我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只觉得大兵压境。日军起初想凭借东山的有利地势阻击我军追击，但响彻山谷的冲锋号声，让日军惊恐万分，只好放弃东山逃跑了。此战，日军小队伤亡过半，伪军中队大部被歼。十五团对此战的总结是“四面发号，威慑敌人”。
　　军号的另一个游击战法是“多处发号，迷惑敌人”。1939年12月，日伪军对蓬黄地区的艾崮山地区进行“扫荡”，在蓬莱县村里集沙河一带，八路军警卫四营与敌展开了激战。为了打退敌人的攻势，老司号长尹兰地带领两名司号兵悄悄迂回到敌人后侧，待敌人再次冲至离四营防守阵地100米左右时，突然吹响了冲锋号，四营从正面对敌发起反冲锋，其他司号员也从多处吹号，日伪军以为八路军的增援部队到了，仓皇地向东南方向溃逃。此战，我军打死、打伤日伪军30多人，俘虏日军士兵1人，粉碎了敌人的这次“扫荡”。
　　“游动发号，牵制敌人”是军号游击战的又一战法。1940年秋季，八路军由两个排组成的保卫队与50多人的日伪军在观道村发生激战，敌人采取了“拖”的战术，欲等待援军到来后对我进行围攻。敌众我寡，为了及时撤出这一危险地段，司号长林军带一名司号员一边移动射击，一边吹冲锋号迷惑敌人。他们在阵地上机智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向敌人射击。不但到处吹号，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吹出不同的调来，搞得敌人莫名其妙，以为八路军增援部队到了，因此不敢进攻，只向有号声的地方开炮射击。保卫队抓住这一机会，迅速地安全撤离。
　　胶东八路军创造的“军号游击战法”，后来被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回忆史料》。
　　抗美援朝军号震撼“联合国军”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是我军司号兵的鼎盛时期，我军的军号声曾吓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魂不附体。
　　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他所著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1951年11月2日凌晨3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我军的守桥。”“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人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我方许多人被军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我们后来才熟悉，又头疼）或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惊醒。”美军官兵普遍反映：“听到中国军号声，我们个个胆战心惊。”
　　朝鲜战争的亲历者、美国著名作家贝文·亚历山大在《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中，在描述志愿军围歼美军“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时写道：“中国人吹着军号和哨子，把进攻扩大到第二营。这些号声和哨音让美国士兵听起来既恐惧又烦躁。他们认为这是使用的某种心理战。实际上，这是中国人迫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通信方式，因为他们的无线电通信网只能到达团一级，电话联系只能到达营一级，营以下的单位主要靠军号、哨子、照明弹和手电筒发信号进行联系。” 　　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我军战俘营里也流传着军号的传奇故事。一次，我军管理人员询问美军一个工兵营营长是怎样被俘时，他回答说：“你方到处都是莫名其妙的怪物在叫，把我们给吓蒙了，结果就成了俘虏。”我方管理人员听后，一阵大笑。尔后，管理人员把“怪物”叫来当场表演——我军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美军营长恍然大悟，尴尬地低下了头。
　　美军怕军号，英军也不例外。英军来复枪团就曾被志愿军军号吓破了胆。1951年1月2日22时，我志愿军某团七连固守釜谷里南山，英军来复枪团向七连发起了营、连规模的7次攻击。七连最后弹尽粮绝，仅剩下7人，连里干部全部牺牲或负重伤，司号员郑起代理指挥。
　　当英军又发起大规模进攻时，郑起灵机一动，突然吹起了沖锋号，震撼山谷的军号声把英军吓傻了，他们以为我军开始反冲锋，纷纷抱头鼠窜，退到了山下。此后，我军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大败英军来复枪团。如今，郑起那把立过战功的军号，作为一级文物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
　　走下战场的军号礼仪
　　我军除用军号在战场上鼓舞士气，充当通信工具外，还把军号用于礼仪。
　　20世纪30年代末延安就有了军号队。当时的军号队共有20余人，张振夫任队长，谌亚选任指挥。军号队刚成立时，条件很差，黑管的哨片用竹子制成，吹起来很费力，但大家没有一个叫苦的，很多同志嘴唇都吹出了血，仍在坚持。经过一段时间苦练，军号队能够演奏一些简单的乐曲了。当时，他们演奏的乐曲都是一些苏联的进行曲，也演奏一些古典乐曲，如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等。
　　军号队经常参加延安地区的仪仗、演出等活动，还去延安电台演奏，都是现场直播，听众反映很好。关向应的追悼会，军号队参加了。在追悼会后，毛泽东接见了军号队的全体成员。
　　解放战争时的华北军区军号队，算是我军一支比较正规的军号队了。
　　1947年秋，我军在清风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上万人，俘虏了国民党军十几名军号队队员。紧接着，我军又在石家庄攻坚战中俘虏了敌三十二师军号队若干人。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指示将这些军号队队员收编，组成华北军区军号队的前身——晋察冀野战军军号队。
　　国民党第三军军号队队长张则功是上尉，改造过来后，改编了一些新的军号曲，如《解放军进行曲》《军大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号队参加过华北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兵式。在石家庄解放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军号队参加了演奏，中央首长对军号队的演奏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
　　1948年年底，聂荣臻司令员把军号队送到平山县，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演奏《骑兵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联奏》等。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后来，这支军号队作为华北军区军号队参加了开国大典，成为我军军乐团的骨干力量。
　　1952年7月10日，在北京市东郊马驹桥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诞生了。它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主干，又集中了东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大军区的演奏精英，人数达1500人，这是军乐团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
　　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是国家唯一的大型专业管乐艺术团体，同时又是一支司礼部队。
　　随着我军现代化的发展，军号这种古老的鼓舞士气的方式和通信工具已经适应不了高科技战争的需要。1985年在“百万大裁军”中取消了司号兵的编制，只保留了担负外事任务和国家重大礼宾活动的总政军乐团。
　　34年后，我军恢复司号制度，军号类别和号谱种类重新进行了设置。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正式颁布军用号谱，主要分为战斗、勤务、名目、仪式4类300余种。1962年6月，原总参谋部通信部重新编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号谱》，保持原号谱类别不变，将号种精简为109种。如今我军恢复的军号制度，精简优化为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3类21种号谱。
　　我军恢复司号制度，司号兵和军号声将在我军再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