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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有朋友拿来一本由上海人美出版的《上海中国画选集》精装本，其中刊登了我父亲的两幅作品，一幅为创作于1956年的代表作《入社》，另一幅是父亲在1959年和汪观清、贺友直、程十发、刘旦宅、应野平等先生共同创作的《上海解放》。睹画思人，父亲的音容笑貌顿时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父亲黄子曦字子希，1918年6月出生于福州城外的连坂乡。古人说，诗人墨客的诞生，每得江山之助。作为画家的父亲，美丽的八闽山水，可说是培育他的摇篮。滔滔闽江载着片片白帆从他的村前流过，巍巍鼓山负着块块古老的碑刻，屹立在他家的对岸。目睹这些名胜古迹，幼小的父亲就产生了学习绘画的念头，希望有朝一日把祖国的山山水水收在他的画稿之中。
可是要实现这一愿望谈何容易。他是个遗腹子，三岁又丧母，负责抚养他的当过医生和塾师的祖父也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与世长辞。十岁开蒙读书，随着祖母的弃世与姐姐的出嫁，他不得不寄养于濂浦乡的舅舅家中。他想学画，但塾师只教他读些《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的古老课本。幸而该乡正在兴建泰山庙，庙里新塑的神像形态各异；在前殿又有画师们在作壁画，画中神仙鬼怪、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各各栩栩如生。他每天放学就到庙里观看，看后便模仿着东涂西抹起来。这是他在绘画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不久，我大伯父在福州城里开了一家桃记酒店，父亲没有听从我大伯父的劝告学生意，而是把他的店堂当成自己初试身手的场所，不仅在酒柜上、货架上画画，还把自己的习作《李白醉酒》《八仙过海》等展览出来。顾客们一面饮酒，一面赏画，少不了赞美几句。我大伯父见了自然放弃劝他从商的打算，同意他继续学画。1934年十七岁时，他考进了福建苍山荻芦庵画室，拜蔡鹤汀、蔡鹤洲、赵凤翔为师。蔡氏兄弟早年受岭南派和日本东洋画的熏陶，出过画册，小有名气。当时画室设国画、西画和装饰画三科，学生三十余人，半工半读。老师以绘画为生，学生为他干活，每月只须交伙食费六元。父亲因以前学过画，可以帮老师分担更多的绘事，故伙食费免交。在此期间，他边学边干，学会了国画，也学会了西洋画，为以后的绘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福州市百业萧条，荻芦庵画室也难以维持。蔡氏兄弟决定到上海谋生，父亲也跟着老师同行，在上海大舞台作舞台布景设计。其时盖叫天在演连台本戏《西游记》，可是演至第六集，他的脚忽然跌伤，只好由张翼鹏代他主演孙悟空，连演49场，场场客满，收入甚丰，给予美工师的待遇自然也很优厚。父亲的生活条件与艺术实践正在同步前进，可是“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了，戏剧随即停演。
此时父亲离开他们，正为生活发愁，恰巧中华京剧团组成，欲去东南亚巡回演出，聘他为美术设计师，任期三月。该团阵容强大，不仅有著名演员金素琴、吕君樵，而且还特邀了香港有“活关公”之称的林树森。在戏剧舞台上，虽以演员为主，但传统戏曲富于韵味的唱腔，夸张的表演，虚拟的动作，特别是各种各样的造型和舞蹈身段，与传统的国画原理颇为相通。父亲不但以他的舞台布景去烘托演员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而且也从中吸取作画的养料。他常说：“国画中有营养，戏曲中也有营养，互相吸收，就会得到发展。”这些营养对父亲的艺事至关重要。中华京剧团在越南西贡演出时，他从林树森的表演中吸取了神韵，画了几幅关公像作为海报，体现了关公义薄云天的凛然正气，致使当地观众纷纷前来焚香膜拜。在以后漫长的艺术道路上，父亲总是一面从事舞台美术，一面从事国画创作，两者的“营养”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渐渐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风格。
在西贡演出时，正值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夕，日机经常过境，夜间实行灯火管制，戏馆也不能正常演出，当然无薪可发。父亲幸而从上海带去几十幅国画，在那里开了个人画展，以画的收入维持生活。后经金素琴多方交涉，才得以乘法国邮船返沪。
回到沦为孤岛的上海，工作一时难找，父亲凭他的一支画笔，聊以糊口。他成了大新画厅、青年画厅、九华堂、朵云轩、荣宝斋以及王星记扇庄的卖画常客。八年抗战，历经艰辛，终于盼来了胜利。此时父亲年近三十，方在龙门路赁得一间房子成家，母亲叫陈素云，伉俪甚笃，成了他艺事上的好助手。他仍在大舞台绘制布景，业余作画，经常参加画展、美术茶会等活动，又加入了当时的美术家协会，其间印象最深的是常到八仙桥青年会听美术讲座，讲课的有著名画家颜文梁先生和郑午昌先生，颜氏早年所画的《厨房》，以江南民间灶头为素材，着重于表现光线的向背明暗，极有民族特色，饮誉海内外，当年在法国展出又获得国际奖。课堂上他结合自己的作品讲了创作经验，生动而又亲切，父亲从此进一步了解了现代技法及民间素材的关系。更为赢得他崇敬的是郑午昌先生，当时郑先生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每周来青年会讲课一次。经介绍，父亲正式拜郑午昌先生为师，这是他继蔡氏兄弟之后的第二次拜师。郑师亲笔为他的画标题字出润格，印刷数百份分发上海所有画店。此外他还参加由张大千、吴湖帆、颜文梁、贺天健先生等组成评委会的美术比赛，所作《九老秋兴图》获二等奖。当时出版的美术年鉴也刊登了介绍父亲的文章和作品。
在这期间，父亲一面向前辈学习，一面又培养后人。当时华三川年方十四五岁，在我家学画达五年之久，父亲悉心施教。自此华三川画艺大进，尤擅长人物，所画仕女，仪态万方，顾盼有神，个中不无受到戏曲人物的影响。
解放以后，父亲将满腔热情倾泻在画稿上，解放军开进繁华的南京路，秋毫无犯，人民箪食壶浆，热烈欢迎。父亲与汪观清、贺友直、程十发、刘旦宅、应野平先生等共同创作了大幅《上海解放》图以为纪念，此画载于《上海中国画选集》。后来又加入了文联，在文化局文艺学习班上，父亲学习了党的“三改”政策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扩大了眼界。1953年到华东戏曲研究院任舞美设计，因为任务不太重，故有机会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父亲深有感慨地说：“过去作画，多翻阅画册，向壁虚构，如今走向社会，有了广阔的题材……”1956年农业合作社高潮中，他受农民的热情所感染，画了那幅轰动画坛的中国画《入社》，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通过土改广大农民分到了属于自已的土地，沉浸在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喜悦中。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又自发地组织了生产合作社，互帮互助、发展生产。父亲在美协的组织下多次来到江浙农村体验生活，经反复构思，创作了这幅反映农民群众精神面貌的佳作：只见画面上男女老少牵牛扛犁，兴高采烈地加入到合作社的队伍中。该作品在首都北京的全国美展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赞誉声纷纷而来，《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都发表了文章给予好评。此画继而又代表新中国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艺术成就展，到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举办了半年多的巡回展览，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并进行了详细的图文介绍。此画载誉归来后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并在国家的重大节日中多次展示。中国画《入社》也可说是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吧。 1955年，华东戏曲研究院分为上海京剧院和上海越剧院，父亲在越剧院任舞美设计。在此前后，他参加了《金山战鼓》《梁祝》《西厢记》和《追鱼》等剧的美术设计。《金山战鼓》一景，近处露出战船一角，天空乌云滚滚，江上浊浪滔滔，以浓烈的战争气氛烘托了南宋爱国将领韩世忠与梁红玉的艺术形象，观众无不为之动容。当时的院长袁雪芬逢人便夸奖说：“老黄的布景也会说话。”《梁祝》的布景表现了江南水乡的秀丽风光，颇富诗情画意。《西厢记》是古典名剧，风格典雅。“长亭送别”一场，原剧有“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燕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的唱词，父亲将之化为具体形象：舞台一侧，有亭翼屹立于山麓，旁邻一树丹枫，夕阳返照，山容惨澹，与剧中意境融为一体，得到了观众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以上两剧的美术设计，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在1954年华东戏曲会演时曾获中央文化部嘉奖和奖状。
1959年，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派人来沪征稿，需要古代历史人物大幅画。上海组织了一批画家进行创作。父亲与朱梅邨先生合作画了《墨子》，又与董天野先生一起画了《邓子龙》。王个簃先生带了北京的专家前来审阅，给予极高的评价，此两幅画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从此，王个簃先生对父亲的才能很为赏识，建议调他为专业画师，当时因各种原因，他仍在越剧院从事舞美设计。
戏曲艺术固然给父亲的国画带来“营养”，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因为舞台美术在戏曲中主要是烘托、陪衬，缺乏一定的主体性，因此父亲决心向国画大师求教。1961年在美协的安排下，由董天野先生带领向当代大画家贺天健先生行拜师礼，这是第三次拜师。从此每天上午登门听课，贺师给他讲授国画技法与画论，有时还像电影的分镜一样，将一幅画分解为许多步骤，一一示范，父亲得益匪浅。后在嵊县深入生活，作了一幅《江南五月挑杨梅》登在报上，贺师见后大为惊喜，说道：“你一定会成功的！”为了将他从戏曲舞台艺术的路子引向传统的国画，贺师临终前赠给一幅山水画，并题：“用墨须知惜墨，用笔须知用气。气得其用，则呵成一体，而有元机流畅之势。墨何以惜？是在渲染之不易也。渲染之不易，则墨自不能滥用。今见烘天托地，满幅渣滓，是皆不知惜墨之弊。能知惜墨，则渲染自有定则，虽有墨轻而有云气流动之致矣。”这真是大师示人以规矩。以上这段画论自是针对父亲的画有感而发的。自此他常常叨念“惜墨如金”四字，并且正确处理舞美与国画之关系：即互相吸收，也要保持各自的艺术个性，渲染有度，烘托有节，注意元机流畅，追求韵外之致，以期创造自己的风格。
六十年代前期，越剧院为了培养舞美接班人，招收了二十八名学员。父亲除亲自授课外还请了陆俨少、张大昕、来楚生、郑慕康、乔木以及颜文梁、陈震驿、顾炳鑫、申石伽、郑乃铳等海上名家前来讲授。这些学员大都刻苦好学，毕业后经多年实践，已崭露头角，看到事业上后继有人，父亲也欣然告退了。
四凶殄灭，艺术上出现了第二个春天，父亲一心一意从事国画创作，焕发了青春。1978年毛泽东主席冥寿，他画了《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国庆三十周年，他画了《孔雀》《旭日东升图》；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他画了一幅《虎虎有生气》；上海文联成立四十周年，他以一幅《桔颂》参展。其间父亲着力较多的是画虎。他所作的虎或负隅虎视，或行卧草丛，或昂然回首。他还把大小老虎绘成一幅，题曰“天伦之乐”，爱虎之情，溢于言表。而《吴彩鸾跨虎入山图》尤为生动，1980年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时，馆长陈秋草先生备加赞许，认为将人物、走兽与山水融为一体，且带神话色彩，诚属少见。1983年美籍华人陈绍和来沪定购画。陈原为父亲的师兄丁庆龄先生的学生，现在美国丝绸公司任职。他们三人都是郑午昌先生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觉得丝绸本为中华特色产品，古有“丝绸之路”通西域，现代也应在海上架设丝绸之路沟通大洋两岸。于是三人共同创作了大幅的《丝织图》，题曰“嫘孙而孙泽万代”。图上绿柳掩映机房，河桥漾满春色，有人物近百，表现了养蚕、缫丝、纺织各个劳动场面。此画深得彼邦人士欣赏，视作当今《天工开物》图。嗣后又来约稿，父亲仿周昉笔法，独自完成一幅《曲江游春》图，此画亦得彼邦珍视，与《丝织图》皆藏于美国丝绸公司博物馆。1985年日本东京中国画廊为父亲举办了个人画展，名曰“猛虎百态”，并出版了一本画册。1987年他在新加坡开了个人画展和参加联展。日本友人出版的《中国现代书画篆刻家名鉴》中还为他立了传。
1988年6月，我父亲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得与同好交流心得，切磋艺事，其乐融融。殊不知，1991年2月26日因心肌梗塞匆匆逝去，享年74岁。
在父亲的艺术熏陶下，我家兄弟姐妹四人中有三人从事着专业美术工作，并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所建树。爱画猛虎的父亲在生活中又是个极为慈祥的人。记得我幼时有次看父亲作画入了迷，趁他走开时在画上添了两片树叶，父亲回来看到后，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笑咪咪地鼓励我学画。从此我就深深地爱上了绘画，并把绘画作为我的毕生事业。我先后在部队和地方的文化单位从事了三十多年的专业美术工作，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在主题性油画创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多幅作品入选了全国及上海市的美展并获奖，也加入了美术家协会。2015年5月有关部门为我隆重举办了“用画笔纪录多彩的时代——黄小健主题性美术作品展”，并编辑出版了同名画册，开幕式的当晚，上海电视台就作了新闻报道。我想如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
我父亲黄子曦字子希，1918年6月出生于福州城外的连坂乡。古人说，诗人墨客的诞生，每得江山之助。作为画家的父亲，美丽的八闽山水，可说是培育他的摇篮。滔滔闽江载着片片白帆从他的村前流过，巍巍鼓山负着块块古老的碑刻，屹立在他家的对岸。目睹这些名胜古迹，幼小的父亲就产生了学习绘画的念头，希望有朝一日把祖国的山山水水收在他的画稿之中。
可是要实现这一愿望谈何容易。他是个遗腹子，三岁又丧母，负责抚养他的当过医生和塾师的祖父也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与世长辞。十岁开蒙读书，随着祖母的弃世与姐姐的出嫁，他不得不寄养于濂浦乡的舅舅家中。他想学画，但塾师只教他读些《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的古老课本。幸而该乡正在兴建泰山庙，庙里新塑的神像形态各异；在前殿又有画师们在作壁画，画中神仙鬼怪、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各各栩栩如生。他每天放学就到庙里观看，看后便模仿着东涂西抹起来。这是他在绘画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不久，我大伯父在福州城里开了一家桃记酒店，父亲没有听从我大伯父的劝告学生意，而是把他的店堂当成自己初试身手的场所，不仅在酒柜上、货架上画画，还把自己的习作《李白醉酒》《八仙过海》等展览出来。顾客们一面饮酒，一面赏画，少不了赞美几句。我大伯父见了自然放弃劝他从商的打算，同意他继续学画。1934年十七岁时，他考进了福建苍山荻芦庵画室，拜蔡鹤汀、蔡鹤洲、赵凤翔为师。蔡氏兄弟早年受岭南派和日本东洋画的熏陶，出过画册，小有名气。当时画室设国画、西画和装饰画三科，学生三十余人，半工半读。老师以绘画为生，学生为他干活，每月只须交伙食费六元。父亲因以前学过画，可以帮老师分担更多的绘事，故伙食费免交。在此期间，他边学边干，学会了国画，也学会了西洋画，为以后的绘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福州市百业萧条，荻芦庵画室也难以维持。蔡氏兄弟决定到上海谋生，父亲也跟着老师同行，在上海大舞台作舞台布景设计。其时盖叫天在演连台本戏《西游记》，可是演至第六集，他的脚忽然跌伤，只好由张翼鹏代他主演孙悟空，连演49场，场场客满，收入甚丰，给予美工师的待遇自然也很优厚。父亲的生活条件与艺术实践正在同步前进，可是“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了，戏剧随即停演。
此时父亲离开他们，正为生活发愁，恰巧中华京剧团组成，欲去东南亚巡回演出，聘他为美术设计师，任期三月。该团阵容强大，不仅有著名演员金素琴、吕君樵，而且还特邀了香港有“活关公”之称的林树森。在戏剧舞台上，虽以演员为主，但传统戏曲富于韵味的唱腔，夸张的表演，虚拟的动作，特别是各种各样的造型和舞蹈身段，与传统的国画原理颇为相通。父亲不但以他的舞台布景去烘托演员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而且也从中吸取作画的养料。他常说：“国画中有营养，戏曲中也有营养，互相吸收，就会得到发展。”这些营养对父亲的艺事至关重要。中华京剧团在越南西贡演出时，他从林树森的表演中吸取了神韵，画了几幅关公像作为海报，体现了关公义薄云天的凛然正气，致使当地观众纷纷前来焚香膜拜。在以后漫长的艺术道路上，父亲总是一面从事舞台美术，一面从事国画创作，两者的“营养”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渐渐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风格。
在西贡演出时，正值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夕，日机经常过境，夜间实行灯火管制，戏馆也不能正常演出，当然无薪可发。父亲幸而从上海带去几十幅国画，在那里开了个人画展，以画的收入维持生活。后经金素琴多方交涉，才得以乘法国邮船返沪。
回到沦为孤岛的上海，工作一时难找，父亲凭他的一支画笔，聊以糊口。他成了大新画厅、青年画厅、九华堂、朵云轩、荣宝斋以及王星记扇庄的卖画常客。八年抗战，历经艰辛，终于盼来了胜利。此时父亲年近三十，方在龙门路赁得一间房子成家，母亲叫陈素云，伉俪甚笃，成了他艺事上的好助手。他仍在大舞台绘制布景，业余作画，经常参加画展、美术茶会等活动，又加入了当时的美术家协会，其间印象最深的是常到八仙桥青年会听美术讲座，讲课的有著名画家颜文梁先生和郑午昌先生，颜氏早年所画的《厨房》，以江南民间灶头为素材，着重于表现光线的向背明暗，极有民族特色，饮誉海内外，当年在法国展出又获得国际奖。课堂上他结合自己的作品讲了创作经验，生动而又亲切，父亲从此进一步了解了现代技法及民间素材的关系。更为赢得他崇敬的是郑午昌先生，当时郑先生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每周来青年会讲课一次。经介绍，父亲正式拜郑午昌先生为师，这是他继蔡氏兄弟之后的第二次拜师。郑师亲笔为他的画标题字出润格，印刷数百份分发上海所有画店。此外他还参加由张大千、吴湖帆、颜文梁、贺天健先生等组成评委会的美术比赛，所作《九老秋兴图》获二等奖。当时出版的美术年鉴也刊登了介绍父亲的文章和作品。
在这期间，父亲一面向前辈学习，一面又培养后人。当时华三川年方十四五岁，在我家学画达五年之久，父亲悉心施教。自此华三川画艺大进，尤擅长人物，所画仕女，仪态万方，顾盼有神，个中不无受到戏曲人物的影响。
解放以后，父亲将满腔热情倾泻在画稿上，解放军开进繁华的南京路，秋毫无犯，人民箪食壶浆，热烈欢迎。父亲与汪观清、贺友直、程十发、刘旦宅、应野平先生等共同创作了大幅《上海解放》图以为纪念，此画载于《上海中国画选集》。后来又加入了文联，在文化局文艺学习班上，父亲学习了党的“三改”政策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扩大了眼界。1953年到华东戏曲研究院任舞美设计，因为任务不太重，故有机会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父亲深有感慨地说：“过去作画，多翻阅画册，向壁虚构，如今走向社会，有了广阔的题材……”1956年农业合作社高潮中，他受农民的热情所感染，画了那幅轰动画坛的中国画《入社》，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通过土改广大农民分到了属于自已的土地，沉浸在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喜悦中。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又自发地组织了生产合作社，互帮互助、发展生产。父亲在美协的组织下多次来到江浙农村体验生活，经反复构思，创作了这幅反映农民群众精神面貌的佳作：只见画面上男女老少牵牛扛犁，兴高采烈地加入到合作社的队伍中。该作品在首都北京的全国美展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赞誉声纷纷而来，《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都发表了文章给予好评。此画继而又代表新中国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艺术成就展，到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举办了半年多的巡回展览，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并进行了详细的图文介绍。此画载誉归来后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并在国家的重大节日中多次展示。中国画《入社》也可说是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吧。 1955年，华东戏曲研究院分为上海京剧院和上海越剧院，父亲在越剧院任舞美设计。在此前后，他参加了《金山战鼓》《梁祝》《西厢记》和《追鱼》等剧的美术设计。《金山战鼓》一景，近处露出战船一角，天空乌云滚滚，江上浊浪滔滔，以浓烈的战争气氛烘托了南宋爱国将领韩世忠与梁红玉的艺术形象，观众无不为之动容。当时的院长袁雪芬逢人便夸奖说：“老黄的布景也会说话。”《梁祝》的布景表现了江南水乡的秀丽风光，颇富诗情画意。《西厢记》是古典名剧，风格典雅。“长亭送别”一场，原剧有“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燕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的唱词，父亲将之化为具体形象：舞台一侧，有亭翼屹立于山麓，旁邻一树丹枫，夕阳返照，山容惨澹，与剧中意境融为一体，得到了观众和专家们的一致好评。以上两剧的美术设计，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在1954年华东戏曲会演时曾获中央文化部嘉奖和奖状。
1959年，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派人来沪征稿，需要古代历史人物大幅画。上海组织了一批画家进行创作。父亲与朱梅邨先生合作画了《墨子》，又与董天野先生一起画了《邓子龙》。王个簃先生带了北京的专家前来审阅，给予极高的评价，此两幅画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从此，王个簃先生对父亲的才能很为赏识，建议调他为专业画师，当时因各种原因，他仍在越剧院从事舞美设计。
戏曲艺术固然给父亲的国画带来“营养”，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因为舞台美术在戏曲中主要是烘托、陪衬，缺乏一定的主体性，因此父亲决心向国画大师求教。1961年在美协的安排下，由董天野先生带领向当代大画家贺天健先生行拜师礼，这是第三次拜师。从此每天上午登门听课，贺师给他讲授国画技法与画论，有时还像电影的分镜一样，将一幅画分解为许多步骤，一一示范，父亲得益匪浅。后在嵊县深入生活，作了一幅《江南五月挑杨梅》登在报上，贺师见后大为惊喜，说道：“你一定会成功的！”为了将他从戏曲舞台艺术的路子引向传统的国画，贺师临终前赠给一幅山水画，并题：“用墨须知惜墨，用笔须知用气。气得其用，则呵成一体，而有元机流畅之势。墨何以惜？是在渲染之不易也。渲染之不易，则墨自不能滥用。今见烘天托地，满幅渣滓，是皆不知惜墨之弊。能知惜墨，则渲染自有定则，虽有墨轻而有云气流动之致矣。”这真是大师示人以规矩。以上这段画论自是针对父亲的画有感而发的。自此他常常叨念“惜墨如金”四字，并且正确处理舞美与国画之关系：即互相吸收，也要保持各自的艺术个性，渲染有度，烘托有节，注意元机流畅，追求韵外之致，以期创造自己的风格。
六十年代前期，越剧院为了培养舞美接班人，招收了二十八名学员。父亲除亲自授课外还请了陆俨少、张大昕、来楚生、郑慕康、乔木以及颜文梁、陈震驿、顾炳鑫、申石伽、郑乃铳等海上名家前来讲授。这些学员大都刻苦好学，毕业后经多年实践，已崭露头角，看到事业上后继有人，父亲也欣然告退了。
四凶殄灭，艺术上出现了第二个春天，父亲一心一意从事国画创作，焕发了青春。1978年毛泽东主席冥寿，他画了《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国庆三十周年，他画了《孔雀》《旭日东升图》；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他画了一幅《虎虎有生气》；上海文联成立四十周年，他以一幅《桔颂》参展。其间父亲着力较多的是画虎。他所作的虎或负隅虎视，或行卧草丛，或昂然回首。他还把大小老虎绘成一幅，题曰“天伦之乐”，爱虎之情，溢于言表。而《吴彩鸾跨虎入山图》尤为生动，1980年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时，馆长陈秋草先生备加赞许，认为将人物、走兽与山水融为一体，且带神话色彩，诚属少见。1983年美籍华人陈绍和来沪定购画。陈原为父亲的师兄丁庆龄先生的学生，现在美国丝绸公司任职。他们三人都是郑午昌先生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觉得丝绸本为中华特色产品，古有“丝绸之路”通西域，现代也应在海上架设丝绸之路沟通大洋两岸。于是三人共同创作了大幅的《丝织图》，题曰“嫘孙而孙泽万代”。图上绿柳掩映机房，河桥漾满春色，有人物近百，表现了养蚕、缫丝、纺织各个劳动场面。此画深得彼邦人士欣赏，视作当今《天工开物》图。嗣后又来约稿，父亲仿周昉笔法，独自完成一幅《曲江游春》图，此画亦得彼邦珍视，与《丝织图》皆藏于美国丝绸公司博物馆。1985年日本东京中国画廊为父亲举办了个人画展，名曰“猛虎百态”，并出版了一本画册。1987年他在新加坡开了个人画展和参加联展。日本友人出版的《中国现代书画篆刻家名鉴》中还为他立了传。
1988年6月，我父亲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得与同好交流心得，切磋艺事，其乐融融。殊不知，1991年2月26日因心肌梗塞匆匆逝去，享年74岁。
在父亲的艺术熏陶下，我家兄弟姐妹四人中有三人从事着专业美术工作，并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所建树。爱画猛虎的父亲在生活中又是个极为慈祥的人。记得我幼时有次看父亲作画入了迷，趁他走开时在画上添了两片树叶，父亲回来看到后，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笑咪咪地鼓励我学画。从此我就深深地爱上了绘画，并把绘画作为我的毕生事业。我先后在部队和地方的文化单位从事了三十多年的专业美术工作，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在主题性油画创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多幅作品入选了全国及上海市的美展并获奖，也加入了美术家协会。2015年5月有关部门为我隆重举办了“用画笔纪录多彩的时代——黄小健主题性美术作品展”，并编辑出版了同名画册，开幕式的当晚，上海电视台就作了新闻报道。我想如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