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元代，作为中国古典戏曲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类题材几乎都曾经被书写与演绎过，其中负心题材在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比重。因此，对于男子负心的成因与大团圆结局的成因有值得探索的地方。笔者在阅读戏曲原著和相关学术文章的基础之上，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做了总结和补充。
关键词：负心戏;书生负心;大团圆结局
一、男子负心的成因
（一）文人深受政治压迫
既然戏曲在元代如此辉煌，那我们在研究其原因时不得不去窥探元代社会的面貌。蒙古族是“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文明程度较处在小农经济的汉民族来说是较低的状态，底层人民备受欺凌和压制。在诸多的元杂剧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这样的现象，比如关剧《鲁斋郎》中，像鲁斋郎这样的权豪势，霸占民女，而她们的丈夫却只能任其欺负，丝毫不敢反抗鲁斋郎，不敢反抗元朝的等级制度。不仅如此，元代文人的地位也十分低下，甚至沦为与乞丐、娼妓为伍。所以说残酷的现实冠以他们“穷酸”的帽子，只能混迹于里巷、勾栏。后期即使恢复了科举考试，但是在地位与金钱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仍然站不稳脚跟，所以朝廷的权贵们一旦有意要结交自己，便是他们巩固和发展势力的良机。为着双方的利益着想，这些发迹者们便动摇、负心，连成政治婚姻，产生悲剧，这些都是时代氛围引起的。
（二）文人自身德行有缺
窥探整个戏曲史可以发现，这些负心人大多数是读书人，少部分的不是，如关剧《救风尘》中负心汉周舍，他是个商人，更是个花花子弟，因赵盼儿的美色诱惑便要休了妻子宋引章，即使这是一个骗局，但也能看得出他自身的德行与负心的本质。封建时代的文人，多数都是自命清高，亟需社会的认可，因此他们拼命读书取仕，一旦高中，便更加注重自身的地位与名誉。当他们一旦高中，就会看不起原本的糟糠之妻，认为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因此戏曲中经常会出现状元抛弃糟糠之妻再娶的桥段，甚至最终杀害妻子.
（三）男女双方缺乏感情基础
甚至有不少负心悲剧中，男女双方缺乏实际上是缺乏真正的感情基础的，或者说文人们理智大于情感，这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如《莺莺传》中的张生。再如石君宝的《秋胡戏妻》一剧中的秋胡。
二、大团圆结局的成因
对于戏曲中负心汉们的结局处理，大致分为两种，且这两种都属于大团圆的结局。其一是负心汉遭受惩罚或者死亡，这种结局虽然不尽完美，但也算是大快人心。如《赵贞女蔡二郎》便是“马踏赵贞女，雷轰蔡伯喈”的结局。其二是一种“皆大欢喜”式的大团圆结局，如《潇湘夜雨》中赦免崔通，与翠鸾重新团圆，这些作品当中，多是女子原谅丈夫、夫妻重归于好，并且这样的结局在戏曲库中占大多数。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呢？
（一）古代女子地位低下
我國历来都是女子的社会地位相对男子来说较为低下，贫穷女子或者是妓女经常会依附男子，并且借他们的功名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赵贞女蔡二郎》里的赵贞女，独自一人便难以维持家境、侍奉公婆，如果蔡二郎不进京赴考，蔡公蔡婆便不会饿死，因此这种夫妻重修旧好的大团圆结局才更利于女子生存于社会之中。再如《秋胡戏妻》中的罗梅英做出的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她不愿做丈夫的附庸。但是在婆母一句“媳妇儿，你若不肯认我儿呵，我寻个死处”的话下，便轻易的妥协了。“孝”只是浮现在表面的因素，而深层原因却是女子地位迫使她不得不原谅秋胡，即便她喊出的“整顿我妻纲”的宣言是如此的洪亮，但她个人的呼声毕竟悲凉，个人的女性意识觉醒毕竟惨淡。
（二）剧作者的内心诉求
上文阐述了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与境遇，他们不仅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机会，甚至还与娼妓、乞丐地位相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创作的作品，必然是揭露自己内心悲愤的工具，必然要追求公平正义的时代。我们在细读作品的同时，能够很真切的体会到作者宣泄的情绪。但是，同样身为文人的他们，在面对剧作中的负心汉尤其是负心文人的同时，作者往往念及书生悲惨遭遇，无论是多么恶劣的负心方式，作者总会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和团圆的未来。
（三）中国人民大团圆的思维定势
王国维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的确，中华民族总有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品格。因此人们在看戏听戏的同事，往往也把这种情绪带到作品中，要求作品与他们希冀的生活一样美满。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也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比如“三纲”中要求“夫为妻纲”，这些都在无形之中要求的作品的方向，左右着作家的创作。另外，戏曲最为繁盛的时候，是底层人民群众开始看戏听戏的时候，因此作品创作不得不迎合底层群众的趣味。底层人民的生活向来不太如意，尤其是在元朝那个水生火热的黑暗时代，他们希望没有战争、君臣和睦、社会安定、家庭和睦等等，这些希望现实中无法实现，却能在戏曲中实现，从而通过观看戏曲，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试想如果农民劳作归来看到的缺失苦大仇深的结局，想必他们也不愿意再看了，戏曲也必然会失去这一巨大的观众群。
不过仍然要注意的是，我们应当看到大团圆结局背后影射的悲剧蕴含。在此以负心戏为例，如《秋胡戏妻》，秋胡为何从军十载都不归家？归家后不认识妻子，反在桑园调戏女子，有人可能认为这不是一部负心剧，但实际上秋胡无论在行为上还是思想都已经背叛了她十年前的妻子，移情到现在桑园里的罗梅英。罗梅英的行动告诉我们，丈夫的欺辱便是负心。最终罗梅英的选择是在“孝”和“夫权”下的妥协，她今后要面对的她引以为耻的负心丈夫，这何尝不是另一处悲剧？再如《潇湘夜雨》，这是一出毋庸置疑的悲剧作品，崔通中榜前的山盟海誓在权贵面前不过是云烟，他个人没有任何的情感，只不过是张天觉的权势更大，他臣服在张氏巨大的权势之下，而不是张翠鸾的感情之中。对于崔通而言，这样的臣服是好事，使他的地位更高权力更大，而对于张翠鸾而言，她脸上的“逃奴”是丈夫负心的印证，试想待到父亲去世，她的处境又将何去何从。这些便是大团圆结局下的悲剧蕴含。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著. 红楼梦评论[M]. 长沙：岳麓书社， 1999.04.
关键词：负心戏;书生负心;大团圆结局
一、男子负心的成因
（一）文人深受政治压迫
既然戏曲在元代如此辉煌，那我们在研究其原因时不得不去窥探元代社会的面貌。蒙古族是“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文明程度较处在小农经济的汉民族来说是较低的状态，底层人民备受欺凌和压制。在诸多的元杂剧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这样的现象，比如关剧《鲁斋郎》中，像鲁斋郎这样的权豪势，霸占民女，而她们的丈夫却只能任其欺负，丝毫不敢反抗鲁斋郎，不敢反抗元朝的等级制度。不仅如此，元代文人的地位也十分低下，甚至沦为与乞丐、娼妓为伍。所以说残酷的现实冠以他们“穷酸”的帽子，只能混迹于里巷、勾栏。后期即使恢复了科举考试，但是在地位与金钱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仍然站不稳脚跟，所以朝廷的权贵们一旦有意要结交自己，便是他们巩固和发展势力的良机。为着双方的利益着想，这些发迹者们便动摇、负心，连成政治婚姻，产生悲剧，这些都是时代氛围引起的。
（二）文人自身德行有缺
窥探整个戏曲史可以发现，这些负心人大多数是读书人，少部分的不是，如关剧《救风尘》中负心汉周舍，他是个商人，更是个花花子弟，因赵盼儿的美色诱惑便要休了妻子宋引章，即使这是一个骗局，但也能看得出他自身的德行与负心的本质。封建时代的文人，多数都是自命清高，亟需社会的认可，因此他们拼命读书取仕，一旦高中，便更加注重自身的地位与名誉。当他们一旦高中，就会看不起原本的糟糠之妻，认为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因此戏曲中经常会出现状元抛弃糟糠之妻再娶的桥段，甚至最终杀害妻子.
（三）男女双方缺乏感情基础
甚至有不少负心悲剧中，男女双方缺乏实际上是缺乏真正的感情基础的，或者说文人们理智大于情感，这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如《莺莺传》中的张生。再如石君宝的《秋胡戏妻》一剧中的秋胡。
二、大团圆结局的成因
对于戏曲中负心汉们的结局处理，大致分为两种，且这两种都属于大团圆的结局。其一是负心汉遭受惩罚或者死亡，这种结局虽然不尽完美，但也算是大快人心。如《赵贞女蔡二郎》便是“马踏赵贞女，雷轰蔡伯喈”的结局。其二是一种“皆大欢喜”式的大团圆结局，如《潇湘夜雨》中赦免崔通，与翠鸾重新团圆，这些作品当中，多是女子原谅丈夫、夫妻重归于好，并且这样的结局在戏曲库中占大多数。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呢？
（一）古代女子地位低下
我國历来都是女子的社会地位相对男子来说较为低下，贫穷女子或者是妓女经常会依附男子，并且借他们的功名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赵贞女蔡二郎》里的赵贞女，独自一人便难以维持家境、侍奉公婆，如果蔡二郎不进京赴考，蔡公蔡婆便不会饿死，因此这种夫妻重修旧好的大团圆结局才更利于女子生存于社会之中。再如《秋胡戏妻》中的罗梅英做出的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她不愿做丈夫的附庸。但是在婆母一句“媳妇儿，你若不肯认我儿呵，我寻个死处”的话下，便轻易的妥协了。“孝”只是浮现在表面的因素，而深层原因却是女子地位迫使她不得不原谅秋胡，即便她喊出的“整顿我妻纲”的宣言是如此的洪亮，但她个人的呼声毕竟悲凉，个人的女性意识觉醒毕竟惨淡。
（二）剧作者的内心诉求
上文阐述了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与境遇，他们不仅失去了进入仕途的机会，甚至还与娼妓、乞丐地位相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创作的作品，必然是揭露自己内心悲愤的工具，必然要追求公平正义的时代。我们在细读作品的同时，能够很真切的体会到作者宣泄的情绪。但是，同样身为文人的他们，在面对剧作中的负心汉尤其是负心文人的同时，作者往往念及书生悲惨遭遇，无论是多么恶劣的负心方式，作者总会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和团圆的未来。
（三）中国人民大团圆的思维定势
王国维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的确，中华民族总有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品格。因此人们在看戏听戏的同事，往往也把这种情绪带到作品中，要求作品与他们希冀的生活一样美满。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也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比如“三纲”中要求“夫为妻纲”，这些都在无形之中要求的作品的方向，左右着作家的创作。另外，戏曲最为繁盛的时候，是底层人民群众开始看戏听戏的时候，因此作品创作不得不迎合底层群众的趣味。底层人民的生活向来不太如意，尤其是在元朝那个水生火热的黑暗时代，他们希望没有战争、君臣和睦、社会安定、家庭和睦等等，这些希望现实中无法实现，却能在戏曲中实现，从而通过观看戏曲，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试想如果农民劳作归来看到的缺失苦大仇深的结局，想必他们也不愿意再看了，戏曲也必然会失去这一巨大的观众群。
不过仍然要注意的是，我们应当看到大团圆结局背后影射的悲剧蕴含。在此以负心戏为例，如《秋胡戏妻》，秋胡为何从军十载都不归家？归家后不认识妻子，反在桑园调戏女子，有人可能认为这不是一部负心剧，但实际上秋胡无论在行为上还是思想都已经背叛了她十年前的妻子，移情到现在桑园里的罗梅英。罗梅英的行动告诉我们，丈夫的欺辱便是负心。最终罗梅英的选择是在“孝”和“夫权”下的妥协，她今后要面对的她引以为耻的负心丈夫，这何尝不是另一处悲剧？再如《潇湘夜雨》，这是一出毋庸置疑的悲剧作品，崔通中榜前的山盟海誓在权贵面前不过是云烟，他个人没有任何的情感，只不过是张天觉的权势更大，他臣服在张氏巨大的权势之下，而不是张翠鸾的感情之中。对于崔通而言，这样的臣服是好事，使他的地位更高权力更大，而对于张翠鸾而言，她脸上的“逃奴”是丈夫负心的印证，试想待到父亲去世，她的处境又将何去何从。这些便是大团圆结局下的悲剧蕴含。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著. 红楼梦评论[M]. 长沙：岳麓书社， 19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