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才明白，一句“沉重打击了氏族势力”饱含着多少腥风血雨，又有多少生灵惨遭涂炭
　　王朝鼎革之际，伴随社会阶段性失序，杀戮和利益的分化重组必不可免。一些达官贵人被打翻在地，一些中低层人士则从江湖走向朝堂，这些已成为人们习见的戏码。不过整体而言，缙绅阶层不会完全消亡，否则也不会有农民起义屡屡被地主阶层窃取革命果实的说法。而在对死不悔改的前朝余孽进行定点清除之后，新君一般也会尽快对社会精英层展开安抚，以换取他们对新王朝的政治认同，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正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唐朝末年士族势力的消亡便显得比较扎眼。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唐末世家大族的消亡在和平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对土地兼并禁令的松弛和商业活动的多元化导致新的商业地主阶层崛起，再比如藩镇的崛起开启了地方精英取代中央权势集团的模式等等。
　　但美国学者谭凯在其《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中对这些解释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唐朝末年世家大族面对政经情勢的变化，凭借手中的政经资源做出了灵活的反应，并没有走向没落和边缘化。而在藩镇层面，其上层文官职位有很多依然被来自京城的派驻官员把持，中央权力精英和地方权力精英颇能同舟共济，而中央和藩镇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松散。与其说是藩镇的地方权力精英主动攫取了中央权力精英集团的位置，不如说是后者的覆亡某种程度上为前者提供了不得不填补的权力真空。
　　在谭凯看来，黄巢起义是延续数百年的门阀大族消亡的主要推手。与曾出仕唐朝多年熟谙其政治文化并期待尽快建立统治秩序的安禄山相比，外来者黄巢与唐王朝和京城精英都无联系，少有统治经验，而且在“意外”地越过唐朝的长江防线直插华北前都没有问鼎之心。仓促而意外的胜利，令黄巢及其追随者和留在长安的精英层都没有做好改朝换代的准备，而后者的敌意迅速导致前者对唐朝文官阶层及世家大族（两者往往重合）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而即使黄巢的部队败退后，由此开启的反复动乱模式和暴力浪潮，也像一场场梳篦行动，令士族精英无处可逃。
　　此外，门阀大族府邸和庄园大多集中在两京地区，也即长安和洛阳的走廊地带。这是因为，世家大族的官僚化、举荐制的盛行，以及大族间的联姻，使得两京地区成为政治资源的聚集地和上流社会心仪的居所。而正是因为这一精英集团过去在政治经济方面强势和突出的存在，堵住了其他地区和其他阶层的上升路径，使得两京走廊地区在乱世中更易成为底层人民释放怒火的生死场。当剧变来临时，随着这一地区成为杀戮之地，一个精英集团便被集体“硬埋”了。
　　整个士族统治集团的消亡，令唐朝的京城精英文化不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此以后也再无重建的可能。所谓“唐宋变态”的历史命题，也由此生发。
　　如此说来，农村包围城市的剧目千年以前即已上演。如今精英层在一线城市的聚集，和社会向上流动通道的匮乏，似乎也散发着些许来自历史深处的危险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成果更为均衡的扩散、社会流动通道的大致畅通，也是亘古以来的棘手挑战。
　　还记得中小学课本上关于黄巢起义的历史功绩中有一条就是“沉重打击了氏族势力”。当时多少是怀着快意看这段话的，如今方才明白，一句“沉重打击”饱含着多少腥风血雨，又有多少不属于士族的平民百姓在这次浩劫以及随后的动乱中惨遭涂炭。
　　后来世家大族不再集聚于京城，主要居住在乡村和故乡附近的城镇，绅商阶层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统治阶层与农民之间的一个缓冲垫。这些变化，与唐末那场“硬埋”所带来的冲击和伤痛应不无关系吧。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作者：谭凯【美】
　　译者：胡耀飞 谢宇荣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定价：5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