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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安时代，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并世而出，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开创了魏晋文学的新时代。本文拟以蔡文姬的五言《悲愤诗》为依托，从她的人生经历，以及其作品所展现的思想内容等方面入手，探讨其作品所表现的女性“风骨”。
关键词：蔡文姬；五言《悲愤诗》；建安风骨
一、蔡文姬的生平简述
蔡文姬，名琰，字文姬。东汉陈留圉人。其父蔡邕，字蔡伯喈，是东汉著名学者、音乐家和书法家。受其父影响，蔡文姬自小便博学多才，在文学、音乐、书法等方面多有建树。现存《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这三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她抒发人生感怀的《悲愤诗》，奠定了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蔡文姬十六岁那年，她远嫁河东卫仲道。其后，父亲蔡邕因为对董卓表示同情，遂招来杀身之祸。不久，她的丈夫卫仲道也不幸弃她而去。史书记载，“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初平三年（192年），董卓的部下抄掠陈留，蔡文姬被李催、郭汜的羌胡掳获，后被带往关中；兴平二年（195年），辗转至南匈奴之地，并在匈奴与他人育有二子。建安八年（203年），因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蔡文姬回到家乡后，家园破败和亲友皆无，曹操见蔡文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便将其许配给屯田郡都尉董祀。
二、蔡文姬的五言《悲愤诗》
蔡文姬的五言《悲愤诗》作于她归国重嫁董祀后，是其“感伤离乱之苦，追怀悲愤之情”的一部作品，该诗长一百零八句，共五百四十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文人独创的自传体五言长篇叙事诗。
整首诗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一、从“汉季失权柄”到“乃遭此厄祸”共四十句，讲述的是自己惨遭祸乱的原因和不幸被掳后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欺凌和屈辱，并以亲历者的第一视角描述万千无辜百姓所遭到的杀虐的悲惨情景。二、从“边荒与华异”到“行路亦呜咽”共四十句，描写的是自己在南匈奴十几年的生活中，内心充满了对于国家、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情，以及自己终于被赎归汉却要忍受与亲子骨肉分离的悲痛场面。三、从“去去割情恋”到“怀忧终年岁”共十八句，叙述自己归国回乡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之痛，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慨和再嫁董祀的担忧。
三、蔡文姬五言《悲愤诗》的女性风骨
“建安风骨”是建安诗文最典型的特征，其内容上，指文学作品集中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并充分表达了作家渴望扶贫济困、救济苍生、还百姓一个太平天下的理想和壮志；艺术风格上，是指建安文学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是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貌。《悲愤诗》其既具有同时期其它建安诗人所具有的“风骨”特征，也流露出了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别样的“风骨”。
（一）国破家亡之忧
作品的一开头便写到“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即以简洁凝练的笔墨概括了董卓拥主自强，关东义士举兵讨伐这一历史事实。随后，又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讲述了军阀混战给社会带来的破坏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现了对因战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的极大同情。从作者所描写的内容和抒发的情感来看，与同时期描写百姓遭受战争疾苦的曹操的《蒿里行》相比，毫不逊色。由此可见，蔡文姬诗作中所关注的思想内容，超越了一名传统女性视野的限制，她将家国情怀置于心中，表现出对于造成人民痛苦的首恶群凶的愤懑和无情鞭挞，体现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骨之气，闪耀着一种动人的光辉。
（二）父死夫亡的孤苦无依
蔡文姬的不幸，始于她的婚姻。《艺文类聚》卷三十，收录有丁廙《蔡伯喈女赋》，其中写道：“在年华之二八，披邓林之曜鲜。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大意是说，蔡文姬在她十六岁最美丽的年龄，于阳春三月之时，远嫁给了一个远在河东的名叫卫仲道的人。蔡邕因为对董卓的死略表同情，遂遭杀身之祸。紧接着，结婚没多久的丈夫卫仲道不幸猝然离世，没有子嗣的蔡文姬只得独自回到家乡生活。父亲与新婚丈夫的双双离去，使他从此过上了孤独无依的孤寡生活。
（三）流亡异地的漂泊之苦
初平三年，董卓部下率兵大掠陈留、颖川等县，《后汉书·董卓列传》中记载：“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蔡文姬亲眼目睹了百姓惨遭杀戮、流离失所的悲惨处境，恰如诗中所写“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又以“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叙述自己与其他妇女一起被掳入匈奴的途中经历，以上几句写出了董卓部下羌胡乱兵在劫掠之时惨绝人寰的景象，可以说，这些描写都是诗人亲眼目睹的血腥杀戮的真实展现。
而“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则是蔡文姬作为被掠夺、驱赶、侮辱的数以万计妇女中的一员的真实体验。加之女性与生俱来的细腻和敏感，使她在情感的真实性和深切感人方面比男性作家更胜一筹。清代沈德潜评曰“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正如《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文姬掳掠至南匈奴，寒风大雪的恶劣环境让她无法忍受，这样一种失去本民族礼俗和生活习惯的屈辱生活，不仅她饱受精神折磨，更加深了她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四）母子分别的撕心裂肺
蔡文姬的五言《悲愤诗》创造性的以母亲的视角，描绘出了母子生离死别的悲伤场景。十二年艰难的胡地生活，她始终眷恋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当“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对于蔡文姬来说是何等的幸运，但离去的条件是她的两个孩子必须留下来。这对于一位母亲来说，简直是撕心裂肺的伤痛。诗中这样描写“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面对孩子这样纯真的询问，本已五内俱焚的蔡文姬更是近乎崩溃。她没有回答孩子的提问，而是以“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唏，行路亦呜咽。”来表达她内心的挣扎和伤痛。“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就这样，蔡文姬忍痛割舍掉了母子间的恩情，悲痛地踏上了归乡之路。
文姬用短短的几行诗句来描写归国别子的情景，她将一位母亲的丧子之痛和回乡之盼表达的淋漓尽致，这样充满矛盾与痛苦的描绘使作品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张力和荡气回肠的悲剧美。这种心理情感的描写和抒发，在整个建安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据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更是蔡文姬这位遇苦顽强不屈、对家国无比思念、爱子深入肺腑的女性风骨的充分体现。
（五）重归故乡的再婚之忧
重归故乡之后的蔡文姬，内心是痛苦的。一方面是亲子的割舍，另一方面是“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廓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家乡破败不堪，亲人都已不在，此时的蔡文姬对于幸福生活难有期许。《太平御览》卷八0六引曹丕《蔡伯喈女赋序》云：“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令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郡都尉董祀。”面对曹操给她安排的第三次婚姻——改嫁董祀，她不知不觉已有自惭形秽之感：“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所以，她害怕被“新人”重新抛弃，遂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
沈德潜《古诗源》说：“托命新人四句，逆揣人心，直宣己意，他人所不能道。”从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蔡文姬作为一个“再嫁女子”对自己复遭捐弃的担忧和内心的悲苦。最终，发出了“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的沉重叹息。可以说，婚姻的不幸是人生的悲剧之一，对女性而言，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于是，在五言《悲愤诗》的末尾，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她对于不幸婚姻的哭诉和对幸福安定生活的期盼，表现出作为女性所特有的风骨。
关键词：蔡文姬；五言《悲愤诗》；建安风骨
一、蔡文姬的生平简述
蔡文姬，名琰，字文姬。东汉陈留圉人。其父蔡邕，字蔡伯喈，是东汉著名学者、音乐家和书法家。受其父影响，蔡文姬自小便博学多才，在文学、音乐、书法等方面多有建树。现存《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这三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她抒发人生感怀的《悲愤诗》，奠定了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蔡文姬十六岁那年，她远嫁河东卫仲道。其后，父亲蔡邕因为对董卓表示同情，遂招来杀身之祸。不久，她的丈夫卫仲道也不幸弃她而去。史书记载，“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初平三年（192年），董卓的部下抄掠陈留，蔡文姬被李催、郭汜的羌胡掳获，后被带往关中；兴平二年（195年），辗转至南匈奴之地，并在匈奴与他人育有二子。建安八年（203年），因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蔡文姬回到家乡后，家园破败和亲友皆无，曹操见蔡文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便将其许配给屯田郡都尉董祀。
二、蔡文姬的五言《悲愤诗》
蔡文姬的五言《悲愤诗》作于她归国重嫁董祀后，是其“感伤离乱之苦，追怀悲愤之情”的一部作品，该诗长一百零八句，共五百四十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文人独创的自传体五言长篇叙事诗。
整首诗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一、从“汉季失权柄”到“乃遭此厄祸”共四十句，讲述的是自己惨遭祸乱的原因和不幸被掳后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欺凌和屈辱，并以亲历者的第一视角描述万千无辜百姓所遭到的杀虐的悲惨情景。二、从“边荒与华异”到“行路亦呜咽”共四十句，描写的是自己在南匈奴十几年的生活中，内心充满了对于国家、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情，以及自己终于被赎归汉却要忍受与亲子骨肉分离的悲痛场面。三、从“去去割情恋”到“怀忧终年岁”共十八句，叙述自己归国回乡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之痛，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慨和再嫁董祀的担忧。
三、蔡文姬五言《悲愤诗》的女性风骨
“建安风骨”是建安诗文最典型的特征，其内容上，指文学作品集中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并充分表达了作家渴望扶贫济困、救济苍生、还百姓一个太平天下的理想和壮志；艺术风格上，是指建安文学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是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貌。《悲愤诗》其既具有同时期其它建安诗人所具有的“风骨”特征，也流露出了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别样的“风骨”。
（一）国破家亡之忧
作品的一开头便写到“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即以简洁凝练的笔墨概括了董卓拥主自强，关东义士举兵讨伐这一历史事实。随后，又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讲述了军阀混战给社会带来的破坏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现了对因战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的极大同情。从作者所描写的内容和抒发的情感来看，与同时期描写百姓遭受战争疾苦的曹操的《蒿里行》相比，毫不逊色。由此可见，蔡文姬诗作中所关注的思想内容，超越了一名传统女性视野的限制，她将家国情怀置于心中，表现出对于造成人民痛苦的首恶群凶的愤懑和无情鞭挞，体现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骨之气，闪耀着一种动人的光辉。
（二）父死夫亡的孤苦无依
蔡文姬的不幸，始于她的婚姻。《艺文类聚》卷三十，收录有丁廙《蔡伯喈女赋》，其中写道：“在年华之二八，披邓林之曜鲜。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大意是说，蔡文姬在她十六岁最美丽的年龄，于阳春三月之时，远嫁给了一个远在河东的名叫卫仲道的人。蔡邕因为对董卓的死略表同情，遂遭杀身之祸。紧接着，结婚没多久的丈夫卫仲道不幸猝然离世，没有子嗣的蔡文姬只得独自回到家乡生活。父亲与新婚丈夫的双双离去，使他从此过上了孤独无依的孤寡生活。
（三）流亡异地的漂泊之苦
初平三年，董卓部下率兵大掠陈留、颖川等县，《后汉书·董卓列传》中记载：“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蔡文姬亲眼目睹了百姓惨遭杀戮、流离失所的悲惨处境，恰如诗中所写“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又以“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叙述自己与其他妇女一起被掳入匈奴的途中经历，以上几句写出了董卓部下羌胡乱兵在劫掠之时惨绝人寰的景象，可以说，这些描写都是诗人亲眼目睹的血腥杀戮的真实展现。
而“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则是蔡文姬作为被掠夺、驱赶、侮辱的数以万计妇女中的一员的真实体验。加之女性与生俱来的细腻和敏感，使她在情感的真实性和深切感人方面比男性作家更胜一筹。清代沈德潜评曰“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正如《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文姬掳掠至南匈奴，寒风大雪的恶劣环境让她无法忍受，这样一种失去本民族礼俗和生活习惯的屈辱生活，不仅她饱受精神折磨，更加深了她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四）母子分别的撕心裂肺
蔡文姬的五言《悲愤诗》创造性的以母亲的视角，描绘出了母子生离死别的悲伤场景。十二年艰难的胡地生活，她始终眷恋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当“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对于蔡文姬来说是何等的幸运，但离去的条件是她的两个孩子必须留下来。这对于一位母亲来说，简直是撕心裂肺的伤痛。诗中这样描写“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面对孩子这样纯真的询问，本已五内俱焚的蔡文姬更是近乎崩溃。她没有回答孩子的提问，而是以“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唏，行路亦呜咽。”来表达她内心的挣扎和伤痛。“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就这样，蔡文姬忍痛割舍掉了母子间的恩情，悲痛地踏上了归乡之路。
文姬用短短的几行诗句来描写归国别子的情景，她将一位母亲的丧子之痛和回乡之盼表达的淋漓尽致，这样充满矛盾与痛苦的描绘使作品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张力和荡气回肠的悲剧美。这种心理情感的描写和抒发，在整个建安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据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更是蔡文姬这位遇苦顽强不屈、对家国无比思念、爱子深入肺腑的女性风骨的充分体现。
（五）重归故乡的再婚之忧
重归故乡之后的蔡文姬，内心是痛苦的。一方面是亲子的割舍，另一方面是“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廓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家乡破败不堪，亲人都已不在，此时的蔡文姬对于幸福生活难有期许。《太平御览》卷八0六引曹丕《蔡伯喈女赋序》云：“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令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郡都尉董祀。”面对曹操给她安排的第三次婚姻——改嫁董祀，她不知不觉已有自惭形秽之感：“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所以，她害怕被“新人”重新抛弃，遂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
沈德潜《古诗源》说：“托命新人四句，逆揣人心，直宣己意，他人所不能道。”从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蔡文姬作为一个“再嫁女子”对自己复遭捐弃的担忧和内心的悲苦。最终，发出了“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的沉重叹息。可以说，婚姻的不幸是人生的悲剧之一，对女性而言，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于是，在五言《悲愤诗》的末尾，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她对于不幸婚姻的哭诉和对幸福安定生活的期盼，表现出作为女性所特有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