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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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格吕克对前辈诗人史蒂文斯作出了负面评价，认为史蒂文斯的作品迫使读者产生“偷听”之感，且这种阅读经验压制了她的创作欲望。本文聚焦于格吕克这种基于“读者”视角的批评观点，试图论证格吕克笔下的读者为何实际上有必要被迫“偷听”。一方面，史蒂文斯迫使读者产生的“偷听”经验与格吕克推崇的诗人“沉默”策略构成辩证统一关系，本质上是对艾略特式的现代主义“对话”模式的挑战和重构。另一方面，在战后背景下，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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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文学和英语文化帝国的形成研究”（20AWW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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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格吕克对前辈诗人史蒂文斯作出了负面评价，认为史蒂文斯的作品迫使读者产生“偷听”之感，且这种阅读经验压制了她的创作欲望。本文聚焦于格吕克这种基于“读者”视角的批评观点，试图论证格吕克笔下的读者为何实际上有必要被迫“偷听”。一方面，史蒂文斯迫使读者产生的“偷听”经验与格吕克推崇的诗人“沉默”策略构成辩证统一关系，本质上是对艾略特式的现代主义“对话”模式的挑战和重构。另一方面，在战后背景下，以史蒂文斯为代表的诗人“拒斥读者”的策略被格吕克赋予了历史意义，隐喻了“二战”与“战后”两个时代之间的历史边界。史蒂文斯和格吕克的文学关系中具有尚未被学界充分发掘的复杂性和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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