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当中社会建设部分的重中之重。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就是达到社会治理现代化。其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社会诚信文化建设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准确理解和正确把握其内涵与特征，对于建设诚信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治理 现代化 诚信三明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社会诚信文化建设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准确理解和正确把握其内涵与特征，对于建设诚信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滞后的状况。社会上，由于各种诚信问题的产生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如不重视，不但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反过来更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完善社会诚信文化的建设迫在眉睫。具体到三明市，加快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对于城市形象的提升、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背景
国外，“治理”（governance） —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操纵”或是“在特定范围行使权威”等。治理理论萌芽于20世纪初，其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罗西瑙认为治理不同于传统的统治，它是一套管理主体呈现多样性，强调的是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社会的管理理念，一直发展到 20 世纪末期治理理论渐渐趋于成熟并迅速成为治理社会的科学范式。社会治理的内涵从此延伸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民自治、市场协调等社会治理体系框架。国内，治理理论同样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进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建立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成为经济社会的唯一管理主体，使得国家对社会的统管权力逐渐固化，使得社会的调节机制、协同机制缺乏创新，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缺乏活力。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适应经济结构的转变，统管模式随之演变为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管理模式就是集中党和政府的力量来处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模式，这更多体现的是以政府的意志达到管制社会的目的。这种模式在一定的条件下释放出了部分的社会活力，体制机制也进一步完善。而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自我管理的意识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提升，社会治理目前已成为一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协商与协同合作达到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指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前提，使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理念方式、能力效率等，达到从落后走向先进、从低效走向高效的发展进程。因此，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就是达到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传统的诚信文化与现代的诚信价值观
社会发展从传统走向了现代，文化也需要顺应时代的改变而体现出现代价值。传统诚信与现代诚信建立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是不同的。传统诚信是建立在传统身份、等级、血缘为纽带的君臣、君民、臣民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现代诚信是建立在权利平等、契约交换为基础的公民社会。
（一）传统的诚信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早在2014年5月4日北大师生的座谈会上就谈到：中华文化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等。从过去到现在，诚信文化这种“诚实守信，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文化思想和理念，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充满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到将来都有其永不褪色的精神价值，成为中华民族普遍信奉的人生哲学。经过几千年的发扬，诚信文化的内涵不断延伸，构成了一套传统诚信文化思想体系。
第一，诚信是大自然孕育出的基本法则。如出自《吕氏春秋·贵信》的“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显然诚信是被理解为一种统治天地的绝对法则，充分表现出古人对信的崇敬。
第二，诚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道德。如出自《孟子·离娄上》的“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与出自《论语·为政》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古人认为诚信是做人的一种基本道德准则，是其它一切美德的基础。
第三，诚信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如《论语》中的“朋友信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还有孟子提出的“五伦”关系准则，其中朋友关系的维护也强调了“朋友有信”。古人认为讲诚信是维系朋友之间的交往、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
第四，诚信是治国安邦的政治原则。《论语》子贡问政中，孔子认为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去信”，正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管子也认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社会无信不稳，政府无信不威，国家无信不强。言与行的统一，的确是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法则。
（二）现代的诚信价值观
现代诚信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是一种系统的以政府诚信、市场诚信及公民诚信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的诚信价值观重在体现自由平等的交换，是建立在保护公民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基础上的诚信意识。因而，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旨在追求合理、合法地发展经济社会。这种市场条件下的诚信观强调的就是平等與公义。
三、现代社会诚信的特征
（一）广泛传承性
诚信的道德意识是对社会广泛群体及各成员普遍的要求，是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意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传承性。诚信作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间的一种社会风气，必然是在先人所积累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明的不断提升，诚信作为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无疑将会对现代人类的诚信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构建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必将对传统的诚信体系进行提炼、加工、升华和弘扬，并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践行，逐步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自律与他律统一性
社会为了建设健康的交往环境必须努力维护诚信的价值观念。在维护诚信环境的过程中，自律和他律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自律是社会各成员对诚信文化的认同，是对自身信誉和社会责任高度负责而产生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强化其道德自律性有助于推动公民自治的发展，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具有积极作用。他律是社会为维护良好的秩序而制定的法规法制以及约定俗成的规章制度。社会各方都必须依法依规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人际交往或市场交易的过程中，都将受到法律、规章、制度等一系列法规的约束。因此，一方面自己要做到“心诚”，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道德自律;另一方面我们对他人还要做到“守信”，要依法依规来对不同个体进行约束，从而达到“诚”与“信”的相统一。
（三）自觉实践性
社会诚信文化是一种蕴含先进道德理念的社会意识，是以无形无声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灵，使大家都能自觉选择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理念。社会诚信作为一种社会风气，最终是要落实到社会各主体的自觉行为实践中去。社会各主体在社会交往和为人处事的过程中，之所以自觉地践行承诺，就是因为社会所倡导的诚信文化得到了社会成员的认可，达到了彼此相互信任。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体对诚信的自觉遵守，各主体间的社会交往将不可能顺利，诚信的社会风气也将荡然无存。
四、“诚信三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以党和政府为引领促进“诚信三明”建设
现代的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信用经济，它需要建立规则来维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这仅靠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努力必定难以实现，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政府的主导才能得以实现，政府诚信更是整个社会诚信的风向标。政府公信力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基石，政府的诚信状况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密切相关。政府在主导社会活动中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制定社会规则与仲裁社会行为。政府若要求社会各主体守法制、讲诚信，那么党和政府首先要在社会诚信建设中起到示范作用。政府工作人员要自觉讲诚信，成为诚信风尚的引领者。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襟怀坦荡、言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因此，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强化党政干部在行政过程中的守信意识，才能由内而外促进社会的诚信文化建设。
（二）以传统诚信文化为依托推进“诚信三明”建设
习总书记指明“诚信守信，从古至今都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就显得更为重要”。他还引用“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有言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告诉我们诚信的重要。并且联系今天发展市场经济的现实，深刻指出“诚实守信的基本表现是言必信、行必果，体现在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中就是要更加注重信用和品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通行证，也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他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通过研究和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中国传统诚信文化，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社会诚信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应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又包容了诸子百家的精华。这些思想中包括了大量的优秀诚信文化。因此，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是我国社会主义诚信文化建设获取动力的源泉。另外也要采取科学审慎的态度对待传统诚信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从价值层面来说，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中的思想精华，能否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才是其凸显时代价值的象征，才能使其成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文化，进而提高其社会影响力。
其次，要在继承传统适应现代的基础上进行诚信文化创新。“文化的创新是人在思想、行为的发展和创新，是人的知、情、意等能力素质的提升及作为其外在体现的实践活动的创新和活动产品、成果的创新。”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好象一棵树的树根，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浇水施肥，而这就是创新的过程。时代在不断进步，社会在不断发展，文化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注入新时代的精神。比如，当改革开放的实践使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基本范畴——“利”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时，传统与现实便发生了一系列的碰撞，最终引起了社会诚信系统的混乱。因此，传统诚信文化的现代化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以权利平等为价值取向，即由“重义轻利”向“义利统一”的价值转化。
（三）以诚信制度化为保障加强“诚信三明”建设
诚信制度化是现代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必然。加强“诚信三明”建设的目的是营造优良的信用环境，促使社会成员具有诚信的规则意识和行为。但这个目标不会无缘无故达到，需要以诚信道德教育为基础，诚信制度建设为保障。任何社会的诚信都既有诚信道德又有诚信制度。在传统文化中，虽以诚信道德为主，但诚信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社会形态的演进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到现代的工业社会，是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种整体变迁。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使诚信维护的主要机制由内在的道德转向外在的制度，即从主观诚信向客观诚信、从德行诚信向契约诚信、从人格诚信向制度诚信的转化。一言以蔽之，在社会普遍性意义上，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诚信发生了由道德之诚信到制度之诚信的变化。”因此，三明市需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诚信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推动“诚信三明”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加快推动地方层级立法和规章制度建设。将协同监督和联合惩治明确以规章制度的形式进行固化，确保诚信监督和联合惩治的相关工作得到制度的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194.
[2]戚学祥，钟红.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J].探索，2014（2）：66-69.
[3]侯志阳.诚信文化：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瓶颈[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26-27.
[4]全林远.论当代中国的诚信建设[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6）：24-28.
[5]陶彦霓.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创新[J].云南社会科学，2004（4）：118-123.
[6]王淑芹，曹义孙.德性与制度迈向诚信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9.
关键词：社会治理 现代化 诚信三明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社会诚信文化建设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准确理解和正确把握其内涵与特征，对于建设诚信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滞后的状况。社会上，由于各种诚信问题的产生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如不重视，不但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反过来更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完善社会诚信文化的建设迫在眉睫。具体到三明市，加快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对于城市形象的提升、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背景
国外，“治理”（governance） —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操纵”或是“在特定范围行使权威”等。治理理论萌芽于20世纪初，其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罗西瑙认为治理不同于传统的统治，它是一套管理主体呈现多样性，强调的是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社会的管理理念，一直发展到 20 世纪末期治理理论渐渐趋于成熟并迅速成为治理社会的科学范式。社会治理的内涵从此延伸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民自治、市场协调等社会治理体系框架。国内，治理理论同样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进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建立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成为经济社会的唯一管理主体，使得国家对社会的统管权力逐渐固化，使得社会的调节机制、协同机制缺乏创新，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缺乏活力。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适应经济结构的转变，统管模式随之演变为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管理模式就是集中党和政府的力量来处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模式，这更多体现的是以政府的意志达到管制社会的目的。这种模式在一定的条件下释放出了部分的社会活力，体制机制也进一步完善。而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自我管理的意识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提升，社会治理目前已成为一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协商与协同合作达到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指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前提，使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理念方式、能力效率等，达到从落后走向先进、从低效走向高效的发展进程。因此，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就是达到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传统的诚信文化与现代的诚信价值观
社会发展从传统走向了现代，文化也需要顺应时代的改变而体现出现代价值。传统诚信与现代诚信建立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是不同的。传统诚信是建立在传统身份、等级、血缘为纽带的君臣、君民、臣民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现代诚信是建立在权利平等、契约交换为基础的公民社会。
（一）传统的诚信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早在2014年5月4日北大师生的座谈会上就谈到：中华文化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等。从过去到现在，诚信文化这种“诚实守信，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文化思想和理念，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充满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到将来都有其永不褪色的精神价值，成为中华民族普遍信奉的人生哲学。经过几千年的发扬，诚信文化的内涵不断延伸，构成了一套传统诚信文化思想体系。
第一，诚信是大自然孕育出的基本法则。如出自《吕氏春秋·贵信》的“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显然诚信是被理解为一种统治天地的绝对法则，充分表现出古人对信的崇敬。
第二，诚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道德。如出自《孟子·离娄上》的“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与出自《论语·为政》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古人认为诚信是做人的一种基本道德准则，是其它一切美德的基础。
第三，诚信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如《论语》中的“朋友信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还有孟子提出的“五伦”关系准则，其中朋友关系的维护也强调了“朋友有信”。古人认为讲诚信是维系朋友之间的交往、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
第四，诚信是治国安邦的政治原则。《论语》子贡问政中，孔子认为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去信”，正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管子也认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社会无信不稳，政府无信不威，国家无信不强。言与行的统一，的确是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法则。
（二）现代的诚信价值观
现代诚信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是一种系统的以政府诚信、市场诚信及公民诚信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的诚信价值观重在体现自由平等的交换，是建立在保护公民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基础上的诚信意识。因而，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旨在追求合理、合法地发展经济社会。这种市场条件下的诚信观强调的就是平等與公义。
三、现代社会诚信的特征
（一）广泛传承性
诚信的道德意识是对社会广泛群体及各成员普遍的要求，是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意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传承性。诚信作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间的一种社会风气，必然是在先人所积累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明的不断提升，诚信作为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无疑将会对现代人类的诚信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构建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必将对传统的诚信体系进行提炼、加工、升华和弘扬，并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践行，逐步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自律与他律统一性
社会为了建设健康的交往环境必须努力维护诚信的价值观念。在维护诚信环境的过程中，自律和他律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自律是社会各成员对诚信文化的认同，是对自身信誉和社会责任高度负责而产生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强化其道德自律性有助于推动公民自治的发展，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具有积极作用。他律是社会为维护良好的秩序而制定的法规法制以及约定俗成的规章制度。社会各方都必须依法依规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人际交往或市场交易的过程中，都将受到法律、规章、制度等一系列法规的约束。因此，一方面自己要做到“心诚”，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道德自律;另一方面我们对他人还要做到“守信”，要依法依规来对不同个体进行约束，从而达到“诚”与“信”的相统一。
（三）自觉实践性
社会诚信文化是一种蕴含先进道德理念的社会意识，是以无形无声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灵，使大家都能自觉选择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理念。社会诚信作为一种社会风气，最终是要落实到社会各主体的自觉行为实践中去。社会各主体在社会交往和为人处事的过程中，之所以自觉地践行承诺，就是因为社会所倡导的诚信文化得到了社会成员的认可，达到了彼此相互信任。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体对诚信的自觉遵守，各主体间的社会交往将不可能顺利，诚信的社会风气也将荡然无存。
四、“诚信三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以党和政府为引领促进“诚信三明”建设
现代的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信用经济，它需要建立规则来维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这仅靠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努力必定难以实现，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政府的主导才能得以实现，政府诚信更是整个社会诚信的风向标。政府公信力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基石，政府的诚信状况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密切相关。政府在主导社会活动中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制定社会规则与仲裁社会行为。政府若要求社会各主体守法制、讲诚信，那么党和政府首先要在社会诚信建设中起到示范作用。政府工作人员要自觉讲诚信，成为诚信风尚的引领者。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襟怀坦荡、言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因此，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强化党政干部在行政过程中的守信意识，才能由内而外促进社会的诚信文化建设。
（二）以传统诚信文化为依托推进“诚信三明”建设
习总书记指明“诚信守信，从古至今都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就显得更为重要”。他还引用“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有言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告诉我们诚信的重要。并且联系今天发展市场经济的现实，深刻指出“诚实守信的基本表现是言必信、行必果，体现在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中就是要更加注重信用和品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通行证，也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他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通过研究和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中国传统诚信文化，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社会诚信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应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又包容了诸子百家的精华。这些思想中包括了大量的优秀诚信文化。因此，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是我国社会主义诚信文化建设获取动力的源泉。另外也要采取科学审慎的态度对待传统诚信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从价值层面来说，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中的思想精华，能否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才是其凸显时代价值的象征，才能使其成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文化，进而提高其社会影响力。
其次，要在继承传统适应现代的基础上进行诚信文化创新。“文化的创新是人在思想、行为的发展和创新，是人的知、情、意等能力素质的提升及作为其外在体现的实践活动的创新和活动产品、成果的创新。”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好象一棵树的树根，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浇水施肥，而这就是创新的过程。时代在不断进步，社会在不断发展，文化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注入新时代的精神。比如，当改革开放的实践使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基本范畴——“利”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时，传统与现实便发生了一系列的碰撞，最终引起了社会诚信系统的混乱。因此，传统诚信文化的现代化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以权利平等为价值取向，即由“重义轻利”向“义利统一”的价值转化。
（三）以诚信制度化为保障加强“诚信三明”建设
诚信制度化是现代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必然。加强“诚信三明”建设的目的是营造优良的信用环境，促使社会成员具有诚信的规则意识和行为。但这个目标不会无缘无故达到，需要以诚信道德教育为基础，诚信制度建设为保障。任何社会的诚信都既有诚信道德又有诚信制度。在传统文化中，虽以诚信道德为主，但诚信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社会形态的演进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到现代的工业社会，是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种整体变迁。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使诚信维护的主要机制由内在的道德转向外在的制度，即从主观诚信向客观诚信、从德行诚信向契约诚信、从人格诚信向制度诚信的转化。一言以蔽之，在社会普遍性意义上，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诚信发生了由道德之诚信到制度之诚信的变化。”因此，三明市需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诚信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推动“诚信三明”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加快推动地方层级立法和规章制度建设。将协同监督和联合惩治明确以规章制度的形式进行固化，确保诚信监督和联合惩治的相关工作得到制度的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194.
[2]戚学祥，钟红.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J].探索，2014（2）：66-69.
[3]侯志阳.诚信文化：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瓶颈[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26-27.
[4]全林远.论当代中国的诚信建设[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6）：24-28.
[5]陶彦霓.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创新[J].云南社会科学，2004（4）：118-123.
[6]王淑芹，曹义孙.德性与制度迈向诚信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