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啊，可老有名了！”哈尔滨的出租车司机，说起萧红就竖起大拇指：“抗日大英雄呢，还是个女作家。我们这儿还有萧红中学，你知道吧？”
　　虽然很少有人看过萧红的作品，但萧红中学与萧红故居让这位民国时期女作家在哈尔滨家喻户晓。最近几天，去呼兰的人多了起来，这或许得益于正在哈尔滨上映的电影《萧红》，呼兰是萧红的出生地。
　　这部霍建起执导、小宋佳主演的文艺片，在哈尔滨影院排片很满。编剧之一、黑龙江广电局电影电视剧管理处副处长乙福海说，电影《萧红》甚至“成就了呼兰两家开业不久的电影院”。但在全国其他城市，这部影片刚上映不久，就因票房不佳很快下线。

两难的电影

　　1932年7月，哈尔滨大水，全城一片惊惶。一名俄罗斯贵妇坐在马车上，不紧不慢地趟水而过。小宋佳饰演的萧红，挺着大肚子艰难地挪上救援的小舢板。刚刚划出不远，她忽然大声吵着要调头，“我走了萧军找不到我怎么办？”正僵持时，一眼瞥见不远处正四处寻找她的萧军。两人趟着齐腰深的水，相拥着喜极而泣。
　　电影《萧红》里的这一幕，萧红21岁，怀着身孕，由于欠下房租，面临生产后被“卖道外妓院去”的命运。她写信向《国际协报》求救，记者萧军前来看望，被她的才华吸引，绝境中两人相爱。萧军曾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日后以作家身份成名，但当时他的理想仍然是从军救国。这个人成了萧红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爱情都是永恒的，它最能打动人心。”导演霍建起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他为什么选择从爱情角度拍摄这部电影。上映后，这个角度引起不少争议。“萧红的爱情纯粹、干净，还有她与命运拼搏的精神，能够在当前这个时代引起反响。” 霍建起说。片子有着他标志性的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

　　电影以萧红与包办婚姻对象汪恩甲、作家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萧红短暂又极尽坎坷的一生。电影中，萧红从旅馆逃出来以后，就与萧军住在一起，后来两人又一起南下，并在上海结识了鲁迅。日后，在日本侵华的炮火声中她辗转大半个中国，1942年病逝于香港玛丽医院。
　　2009年，编剧之一乙福海所写的《萧红》获得“夏衍杯”优秀剧本奖。他到处找人投拍。原本觉得李安或关锦鹏很适合，但“关锦鹏知道他尊敬的许鞍华一直想拍萧红，所以拒绝了，”而李安“不一定了解东北黑土地”。
　　2011年，萧红诞辰百年，电影立项，成为黑龙江省纪念萧红的几大项目之一。乙福海找到北京唐德影视公司，对方很感兴趣，“很快就决定投入一千万，”决定由霍建起执导。霍建起曾拍过《那山那人那狗》《暖》以及描写瞿秋白的《秋之白华》，“当然很适合拍这样的文艺片”。

　　电影由黑龙江龙广和北京唐德影视共同投资，出品方挂着黑龙江几家官方单位的名字。但“走的却是市场化的路子”。乙福海说，原意就是想拍一部“很有诚意”的大银幕作品，既能为黑龙江方面宣传萧红，又要好看。“不然我们干吗费尽心机地找到北京？随便找个人拍个官方的宣传片不就得了。”
　　但结果似乎有些两面不讨好，票房并不理想，有萧红研究专家却批评片子“是迎合市场之作”，过于关注萧红的爱情，并没有充分表现出她作家的身份和所处的时代。
　　到目前，萧红传记已有70多本，葛浩文、林贤治等学者都曾著述，关于萧红的电视剧集传奇演绎共有约600集。但是，人们所窥得的或许仍只是传奇作家萧红的一个侧影，正如萧红的好友聂绀弩描述：“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荧屏内外的命运

　　从东兴顺旅馆逃出后，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在《国际协报》副刊发表文章。这时她的笔名还是“悄吟”。 1935年底，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发表了中篇小说《生死场》，引起上海文艺界轰动。萧红的作家地位逐渐确立。
　　然而命运并没有从此优待萧红。
　　行伍出身的萧军，性格有时暴烈傲慢。二人创作上的分歧和萧军屡次移情别恋，让萧红陷入精神痛苦。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她和萧军转移至武汉，在好友家中认识了同样来自东北的端木蕻良。端木当时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已发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但名气远不如萧红。萧红与萧军正式分开后，与端木回到武昌结婚。此时，萧红却怀着萧军的孩子。
　　与端木的结合也不如人意。日军轰炸武汉，大批文人逃亡重庆，端木先行离开，萧红怀着身孕在炮火中流离。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电影的后半部分，萧红拎着一堆东西，手忙脚乱地走在端木身边，山城独特的楼梯上，她终于忍不住将东西全扔在地上；在香港玛丽医院，她被窗外漫天的炮火声惊醒，低声喊着“端木？骆宾基？萧军？”现实与回忆混在一起；她哆嗦着手想点燃一支烟，神情悲哀而绝望……
　　1940年，萧红和端木飞赴香港。生活依然孤苦，不久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1942年春，一生飘零的萧红因肺病逝于玛丽医院。在她生命最后几天里，文艺界人士忙着撤离香港，陪伴在萧红身边的只有年轻的东北作家骆宾基，他是应端木的请求留下来照顾萧红的。
　　之前，萧红被误诊为喉癌，动了手术不能说话。临终前，她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身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电影《萧红》接近尾声时，小宋佳颤抖着嘴唇，两只手哆嗦着想点燃一支烟。霍建起让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缓缓吐出“我要回家”四个字。这也是乙福海剧本的原意：让萧红“回家”。
　　萧红死后，被葬在香港浅水湾海边的荒滩上，1957年，迁葬于广州东郊的银河公墓。银河公墓距离呼兰小城三千多公里，萧红一生颠沛，最终也没能回到故乡。
　　从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出发，一路向北，大约三十公里外就是萧红故居，如今已被修葺一新，房梁用上了十分昂贵的圆木。
　　1930年，19岁的萧红正是从这里出发，“逃婚”到哈尔滨，期望继续学业，不料却从此跌入漫天炮火的大时代。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生于呼兰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曾经做过当地教育局长和商会会长，对家人和租户极为严苛。萧红的童年中，只有祖父曾留给她温暖记忆。16岁时，萧红考入哈尔滨女子中学，开始接触新思想。为了逃避父亲安排给她的婚姻，她两次从家里出逃。
　　“逃离”似乎是萧红的命。电影中也是如此，小宋佳抽着烟抖抖索索走在大街上的场景，让人难忘。走投无路之下，萧红只好与前来寻找她的未婚夫汪恩甲同居，并且怀上了他的孩子。而汪恩甲却一去不返，将萧红连同六百块欠款一起留在东兴顺旅馆……
　　2007年，黑龙江省开始有意识地打造萧红这张“文化名片”，整修故居，迁走住户，仿古的院子背后是高楼大厦。萧红笔下的呼兰小城早已消失不见。

被误读的作家

　　《萧红》的上映，在哈尔滨引发了一次小小的热潮。这部电影选择描述萧红的感情，因为在当下，一个女人与数个男人的爱情才有可能引发观众兴趣，而一个作家的精神世界也许不会有多少人在意。
　　然而被“误读”似乎是萧红的命运。1940年，鲁迅的遗孀许广平收到一封胡风的信，里面写到萧红“秘密飞港，行止诡秘”。这让萧红很生气。作为鲁迅生前最欣赏的几位年轻人，胡风本是萧红的好友，《生死场》的书名就是胡风起的。由于萧红早期作品中曾略涉抗战，胡风等人一直把她看作抗战作家，希望她的作品能为抗战服务，但萧红其实更愿意坚持文学的独立。在武汉《七月》的一次编委会上，萧红曾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而胡风此时正是《七月》的主力。
　　1941年，萧红发表《呼兰河传》，以诗化的语言描述故乡之美，典型的萧红风格。然而《呼兰河传》备受冷遇，与《生死场》的反响天壤之别。茅盾委婉地批评“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茅盾是《呐喊》的主编，它与《七月》一起，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救亡刊物。很长一段时间里，《呼兰河传》被视为萧红创作的“倒退”。但实际上，对萧红自己来讲，那正是文学的精进。
　　1980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飞机刚刚降落在哈尔滨机场，葛浩文想到了萧红，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在1976年《萧红传》英文版的序言中，葛浩文评价，萧红是1930至1940年代“最传奇也可能是最有天赋的一位东北作家”。另一位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志清也曾在1978年坦言，没有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萧红的作品，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
　　随后，中国文学界又开始重视萧红。但海外汉学家看重的是萧红的文学价值和独立精神，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文学领域的叙述中，她被简单描述为与萧军、胡风、茅盾关系密切，是“东北流亡作家”的一员，属于“左翼”作家，《生死场》甚至被当作抗战文学写进了教材。这却是萧红生前一直拒绝的标签……
　　不久前，有人要拍摄《呼兰河传》电视剧，对方找到萧红的侄子张抗，希望他协助，但被他拒绝了。张抗看来，现在蜂拥拍摄萧红题材的影视剧“缺乏回味反思的沉淀时间和空间”。
　　在当下的叙述中，萧红被贴上“抗日女英雄”“反对旧式家庭的大家闺秀”等标签。在呼兰，人们蜂拥去电影院看偶像般靓丽的萧红。但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去读一读萧红曾深情描述过的这片土地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