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我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一个山区小村，父亲一生务农，母亲是家庭妇女，全家三口人，两亩水浇地，生活虽不富裕；但也能勉强度日。我8岁上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正当风华正茂求学之时，日军侵占了我的家乡，迫使我辍学。从而使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1938年，日军侵占五台县城后，整天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妇女们为了躲避日军的迫害，被迫在脸上抹锅底黑。在我们村，老百姓为了防身，在村东土崖上挖了个被人们称为“反窑”的土窑洞，日军一来，群众就藏在土窑洞里。就这样，有时有躲不及的，还要受到日军的凌辱。记得当年夏天，日军从东冶镇到善文村换防，路过我村小银河(村民叫它南河)，要捞河龟；便到我村抢劫东西，在抢劫到我村一户姓高的孤儿寡母家时；将正在吃午饭的老人和13岁的儿子赶出门外，惨无人道地将年仅16岁的女儿强奸了。虽然这位女孩后来乘日军不注意跳墙逃跑了，但因受不了这样大的刺激，得了精神病。日军为了削弱我们的抵抗力量，在五台县制造了“无人区”，将地处晋东北与冀西交界的五台县一、二、三区，清水河以东一线，约200平方公里的房屋尽皆烧毁，日军强迫老百姓全部迁到所谓的“治安区”，妄图从此吞噬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实现他们“肃正”作战的企图，使这片曾是烟云缭绕、人声萦回、翠绿环抱的山区，变成了“蓬蒿丛生炊烟断，狼群争尸鸦鹊鸣”的悲惨世界，据资料记载，日军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烧毁村庄83个，烧毁民房49800多间，残杀群众9200余人，逼逃饿死者110余人。
　　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台县游击六中队，派侦查员张东川同志来我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动员青年们及其家长要认清形势，决不能当亡国奴，更不能接受日军的奴化宣传教育；要坚决走抗日救国的道路，积极参加抗日组织。当时我就报了名，但父母因我是独生子，不愿让我参加，加上伪村长又拿日军烧杀威胁群众，大部分家长都不敢让子女参加。这时，张东川同志来到我家，耐心做我父母的工作。做通父母的工作后，我于1939年2月参加了五台县游击六中队。
　　五台县游击六中队始建于1938年，当时全队共有30多人，只有20多支枪(老毛瑟、套筒、夹板七九步枪)，每人还轮不到一支，手榴弹每人三个，其中还有一个是假的(用木柄和泥做成，泥上滚上点黑煤面，不细看，和真的一样)，可见当时的条件之差。
　　我们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在五台县西北边崞县、繁峙县、代县三县交界处一带活动，承担征兵、征粮，袭扰敌人，割电线、破交通，拦截敌人运输物资，袭击敌炮台，打击敌人抓夫，阻截敌人抢粮等任务。
　　五台县与崞县(现原平市)交界处的栓马坡村(当地人称杀马坡)是敌人经常抢粮必经之路。1939年夏，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游击队在夏收时在该村设伏，伏击了从崞县出来抢粮的敌人，敌人不仅没有抢到粮食，还损失了兵马，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出来抢粮。这场伏击战大大鼓舞了游击队员的士气。在这场战斗中，我们的罗排长被敌人的掷弹筒(人称小钢炮)射出的炮弹打伤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当时的条件很差，卫生员把大家的急救包(每人只有一个)收集起来，进行包扎，由于伤口太大，几个急救包也包不住—个伤口，罗排长疼得厉害，可他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浸湿了衣服，表现了一个革命军人的坚强意志。
　　五台县白云村位于县城西北，与代县、崞县三县相交，是我军经常活动的地方，对监视三县据点的敌人活动非常有利，尤其是监视盘踞在善文村的敌人更有效，因我们经常在这一带打击敌人，日军恼羞成怒，经常来扫荡。记得在1939年秋的一天，我们正在该村休息，盘踞在代县堡子村的敌人从村北山背后偷袭过来。我方哨兵在小孤山上只注意监视善文村的敌人，因堡子村敌据点较远，结果忽视了山背后的敌人。中午时分，敌人已接近了哨位，哨兵还没有发现。正好我们吃过午饭；峭兵换岗时，发现敌人偷袭；上去换岗的士兵马上鸣枪示警；我们赶紧向外突围，但敌人已占据了小孤山头，火力封锁了村庄，于是我们翻墒跳崖，从村西迅速突围。
　　1939年秋，游击队又招了一批新兵，要送后方整编。为了便于游击队打游击，在送新兵整编时，六中队的领导将我们一批有伤病的同志一起带到子后方。我们一行30人，从五台县桑烷村出发，由五台、代县交界沿边山向后方转移，在五台县酉坡村横过敌人公路到松林村。经桃卜沟、照吞口、方子口等村到达四团驻地屋腔村。
　　整编后，我被编人晋察冀边区二军分区四团特务连电话排总机班当电话员，由班长张发财、徐俊文、李魁熊和我四人负责电话交换接线工作。因是军用电话；所以昼夜轮流值班，不能离人。每月每人发给“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一元。当时条件很差，一元钱也没地方花，只能买点铅笔、纸张等文化用品。有时铅笔；纸张也买不到，最困难时就在宿舍门口用砖块垒个小池，里边放点细河沙，用木棍当笔，在沙池里练习写字，写下刮平，刮平再写，生活学习就是这样艰苦。平时每天以吃小米饭为主。每星期改善一顿伙食，才能吃到一顿莜麦面。菜是盐水煮山药蛋片，有时食盐也吃不到，我们经常去地里拔野菜，什么猪耳朵呀、灰菜呀、马茨呀等等，只要老百姓说能吃，我们就拔。冬天上山刨草根，根皮煮下也能当咸菜屹。有时碰上老乡也拔野菜，开玩笑地说：“我们村的野菜都让你们当兵的拔光了”。虽是开玩笑的广句活，可见当时的艰苦。想屹点小米饭锅粑，也得按班轮流排队去铲。从伙房拿到班里，按人头分着吃，每人能分到一把。有时火太糊了，苦得不能吃，也舍不得扔掉，用刀刮掉太黑的，也要勉强下咽，没有刀的就在院里砖墙上磨掉黑的再吃。特务连有电话排、通信排、警卫排三个排，九个班。一个连队，十个户头，就是分点锅粑吃也得十来天才能轮到一次。吃的小米也常有异味，原因是农民打下粮食，怕敌人抢走，不敢晾晒，就埋在地下，等到交公粮时才从地下挖出来，偷偷送到解放区供给我们食用。
　　我在团部看守电话，和首长们都很熟，团长韩伟，参谋长周宏，政治主任谢民，政委肖文玖，电话排长杨春山，班长张发财(因他当兵前是出家人，人们都称他“老和尚”)。政治主任谢民不爱多说话，是个文人，身有残疾，没有右手，是用左手写字。参谋长周宏性格急躁，有一次打电话生了气，把耳机重重一挂，把电话机的挂钩打断。肖文玖政委很开朗，他身体瘦小，常和我们开玩笑说：“我长征时是士兵们用背包把我背过来的。”
　　1940年春，四团从屋腔村搬到耿镇高小学校院内，学校因战停课，全校都由特务连所占，校址 紧靠清水河边，不管春夏秋冬，我们出早操后就在河边洗脸。冬天河水结冰，我们各自凿个洗脸盆大小的洞后，把冰块掏出洗脸。因常年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习惯了也就不以为然了。因团部和学校仅一院之隔，肖文玖政委常来特务连做客，爱和战士们取笑；每天至少也要来一次。有一次，我正在院子里火炉上煮野菜，肖政委悄悄到我身后，把我的两个耳朵拉住，我不能转身看，不知是谁，拉得疼了，我就拿翻菜的筷子往后打了一下耳朵放开了，我一看是肖政委，觉得不好意思，但肖政委哈哈大笑，他手中还拿着两个没收下的小烟袋锅，开玩笑地说：“给你二个要不要?”． 1940年春节是在耿镇过的。我连事务长纪小堂同志，为了过春节改善生活，从农村买回一头瘦得可怜的病牛，杀后剥皮，发现牛皮上尽是雨点般的窟窿，据说窟窿是虫蛀下的，怕肉也不能吃。但很幸运，从牛肚子里挖出了“牛黄”，“牛黄”是贵重药材，价格很高，卖下几十倍的买牛价钱。卖牛老乡得知后，对卖牛一事后悔不已，要知道牛肚里有“牛黄”他是不会卖的。经检查，牛瘦是肚子里长了“牛黄”所致，没有大病，牛肉可以食用。为了军民鱼水之情，首长们研究决定，把卖“牛黄”的大部分钱交还给卖牛的农民。农民过意不去，又给我连送来一头能耕地的好牛。我连谢绝了，耕牛是农民的命根子，耕种土地离不了它。我们不能因为改善生活把耕牛杀掉。经再三说服，农民才把耕牛拉了回去。对此农民很受感动，逢人就将此事到处宣传。如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哪会有这样的风格?军民鱼水情，要想让农民拥护军队，不能只口头上说，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共产党八路军能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都是用活生生的事实换来的。我们在屋腔村住着时，街道都用黄土垫得平展展的，每天清扫一次，房东、邻居、无劳力户的水缸，战士们都挑得满满的。这些事上级也没指派，都是争着干，逐渐养戒了习惯，总认为劳动是光荣的，应该的。
　　1940年秋，由彭德怀同志指挥，发动了一起破袭战，目的是破坏交通，袭击敌人，参加的军队将近100多个团，称“百团大战”。四团受命主攻山西省灵丘县和河北省阜平县、涞源县之敌。抽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破坏石太铁路线和各地区的公路交通线。我亲眼看到榆次——阳泉的火车铁轨连同枕木翻了个底朝天，滚在路基下或山沟里，使敌人的交通全部瘫痪。在破坏敌人交通的同时，我军趁机对敌人分割围歼，各个击破。我连电话机架设在五台黄花梁的山头上。团首长指挥攻打五台县城至五台山公路沿线的敌踞点、炮台，一举攻下了少军梁、回龙梁、阎家岭、鸽子岭等敌踞点。敌守卫公路沿线炮台，被我团一一攻破、捣毁，守敌除被打死外，全部被俘。鸽子岭炮台约20多名敌人，拒不投降，快攻下来时，炮台内冒出了黑烟，敌人放火自焚了，20多名鬼子全部烧死在炮台内，枪烧得只剩下铁杆，枪托都被烧毁。登上鸽子岭炮台，五台县城尽收眼底。这里离城不到5里，再不用费多大力气，五台县城即可攻下；可惜接到停战命令。战士们感到非常惋惜，如再迟一天接到停战命令，五台县城就攻下来了。城里的敌人也因此吓破了胆，多少天城门紧闭，不敢出城骚扰。这一仗把汉奸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有的汉奸自首投降，有的逃回老家躲避不敢露面，表示洗手再不给敌人做事，老老实实在家当农民。我党执行了宽大政策，投降的欢迎，洗手不干的不再追究，如再犯决不轻饶，并追究前科。
　　“百团大战”结束后，部队回原地修整，我连又回到了耿镇高小学校，和往常一样训练、学习，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责编 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