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下午两点，从上海起飞的国航CA197航班准点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张安乐特意挑选了这个航班，相对于桃园机场，松山机场距离台北市区更近，方便媒体记者前来。
　　和之前设想的一样，机舱门一开，几个全副武装的“霹雳小组”成员就冲了过去，给张安乐扣上了手铐，他没有任何反抗，在一群警察的簇拥下，被带进专门的通道，押解到台北地检署。
　　张安乐穿着黑色的唐装，非常配合警方行动，脸上带笑，经过大批记者面前时，手里挥动着一本蓝色的小册子，封面一栏醒目的黄色中写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17年前，他为了逃避牢狱之灾离开台湾，17年后，他带着手铐，对媒体说：“台湾的乡亲，我回来了。”
　　机场外，一千多名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党员挥舞着红色的旗帜为他助威。张安乐是这个党的总裁，警方扣押他是因为他还处在“组织犯罪”和桃园机场绑标案的通缉期内。
　　差不多所有的台湾媒体都来到了现场，SNG直播车和电视记者都在忙碌着，六百多名警察维持秩序。接下来连续几天的新闻都有他的画面，关于他的过往和今后去向，蓝绿名嘴们争个不休。
　　这个人，坐过国民党的牢房，在美国重刑犯监狱里待了十年，被大陆公安监控和训导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他翻盘的“江南案”影响了华人世界的进程。
　　尽管身上有太多的传说和秘密，但66岁的张安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像大学教授，而不是竹联帮的“精神领袖”。他身材高大，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并不总穿黑色衣服。头发已经大半花白，这两年日渐稀疏，身材微微发福，但保持得还不错，这可能要归功于每天晚上沿着深圳的海边走两个小时。他前后在台湾和美国拿了5个本科学位，还有两个肄业的硕士学位，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各种掌故和典籍知识信手拈来。谈到江湖往事时，“一枪把他打了，手给砍了”，声线不变。
　　回台第一天的晚上就以一百万新台币交保，这个结果是他事前没有想到的，原本以为会先被关上两三个月，甚至两三年。虽然明知还有漫长的官司要打，但走之前他想的是“（坐牢）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卫生习惯，毕竟年纪大了。吃住没要求，有书看就好，限制了我的空间，限制不了我的时间”。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场说不清的饭局上。作为主人，他侃侃而谈，话题涉及两岸局势和当下时政话题，客人有他的同学——现在是美国大学的数学教授、台湾某位政治人物的代表、东莞的一位台商协会会长、他的好朋友和事业伙伴张梦麟、一位竹联帮辈分不低的大哥、两个记者以及一位国保大队长。
　　点菜时，他照顾到了每个人的口味，自己吃得很克制，也不劝酒。身为帮派大佬，张安乐不抽烟喝酒，一辈子不碰毒品，却因“贩毒罪”而被FBI关了十年。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冤屈，但都过去了。
　　这场饭局被安排在他在深圳办公室楼下的酒楼。他还有一个身份是韬略集团总裁，这是全世界运动头盔最大的生产商。他的生意还包括旅行社和茶叶，但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交给了股东和朋友打理。办公室里有各种不同的关公像、日本武士刀、盆栽的矮竹和竹子画，以及塞得满满的几大书柜。
　　中国近现代的书籍占据了书柜的很大部分，张安乐说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喜欢研究国共两党历史。他看过南京大学高华教授的《革命年代》，以及关于延安整风的讲座视频。他觉得高华的观点还是偏颇，对国民党批评太多，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主要原因是输在土改上。
　　王丰是台湾资深传媒人，也是张安乐多年好友和传记作者。在他看来，张安乐有着极强的大中华情结：“他生在大陆，在台湾算外省第一代，自小见到的是国破家亡、满目疮痍，上学都是学大陆历史、地理，这种情绪有独特的时空背景，是没办法复制的。”
　　总体而言，张安乐是一个有着浓重大中华情结的自由主义者，如利益集团、官员贪腐等大陆存在的问题，他看得很清楚，也非常明白《炎黄春秋》和“乌有之乡”的立场。他认为再给大陆30年，中产阶级社会就会形成。
　　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盛世之中，台独则是一颗不可预测的炸弹。“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大陆领导人怎么办？不打，影响内部稳定。打，则后果难以预料。”
　　和经济学家郎咸平吃饭时，张安乐显得非常乐观。他指着陪同的秘书说：“教授，你从经济微观角度来看很悲观，经济我不懂。这位王小姐（他的秘书）是个美女，但是如果你用显微镜一扫皮肤，发现坑坑洼洼。我从历史宏观角度看大陆还是美女，我是乐观的。短短30年，沿海基本发展成中产阶级社会了。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拥有独立经济条件和独立思考能力。最好的例子就是王小姐，十几年前下火车来深圳就带着两百块人民币，现在房子车子股票都有了，她已经变成中产阶级。”

绕不过的“江南案”

　　林竹（化名）在电话里告诉我：“狼哥是竹联帮的精神领袖，虽然他已经不过问江湖的事情，但我们还是会打电话向他汇报，特别是遇到纠纷和人事问题。”林是竹联帮排前几名的大佬，在台北，他晚上一个电话就能把国民党、民进党的党团召集人和立委喊到一起喝酒。
　　张安乐在竹联帮辈分极高，绰号“白狼”，他被普遍视为是帮内“大脑”。上世纪70年代，竹联帮遭受第一次重大打击，总堂主陈启礼入狱服刑。张安乐提议在帮内开设分支，以加强帮派总部对庞大组织的控制。在竹联帮招募人员、训练计划与制定帮规的过程中，他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筹集学费，他暂时休学办餐馆，并竭尽所能帮助大陆留学生。张梦麟跑去他在山景城租的房子，被吓了一跳，没有床，只有床垫。
　　他想尽量避开政治，但他的身份注定了很多意外的发生。第一次回台省亲，就被关进警备总部，理由是台独。第二年暑假，他去香港见了从大陆来的表嫂，张梦麟给他打电话：“先不要回台湾了。”这次的理由是“通匪”。他知道，在香港时他被台湾情报部门监控了。
　　张安乐的表嫂出生在延安，父亲是越南共产党高级干部，一生加入过法共、联共、中共和越共，最后因回国革命而离开中国妻女。胡志明来中国访问时，都是表嫂前去献花。张安乐的姨夫是担任过中央党校党委书记等职务的高干，他的表哥则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红二代”。
　　1982年，鲁迅的长孙周令飞为爱情投奔台湾，台湾的情报部门找了张安乐的同学去游说他，试图让他“策反”表哥。他拒绝了情报部门的要求，“我是兄弟出身，不可能做这个，这叫出卖人家对你的信任。我表哥那么信任我，你让我说去做，不可能。宋美龄和宋庆龄还是亲姐妹，让他们去好了。”
　　“亲匪”的名声也因此传了出去，他猜测，这是1984年10月陈启礼没有联系他的原因。
　　1984年10月15日，在“国防部情报局”的安排下，竹联帮总堂主陈启礼带领帮内成员吴敦和董桂森，在加州枪杀了美籍华裔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他之前出版的《蒋经国传》被普遍认为得罪了台湾官方，但事后人们发现他还可能是一名多重间谍。
　　这起案件的细节，到今天都没能被梳理清楚，随着一些当事人相继离世，真相更是难以追查：刘宜良的真实身份、被杀原因、帮派力量如何和情治单位走到了一起、一清专案和该案的关系……
　　事发之前，张安乐不知道陈启礼的计划。董桂森原本住在他家里，和张梦麟一个房间。那天一早，董被人接走。直到中午时，另一个住在这里的兄弟告诉张梦麟，董桂森走之前对他讲，这次出门是为了董事长（陈启礼），如果出了事，帮忙照顾在台湾的家人，董事长还特别叮嘱不要告诉白狼。
　　张安乐得知后，第一反应是“要出大事了”。
　　第三天，陈启礼带着兄弟们回来。张安乐很快发现他们的房间堆满了刊登刘宜良被杀新闻的报纸。他对辞行的陈启礼说：“小心被灭口。”陈启礼说：“没事，我有一卷录音带。”张安乐建议他们三人留一个在美国做牵制，但台湾方面一定要让他们回去。
　　不到一个月后，传来消息：台湾开展大规模扫黑的“一清专案”行动，由安全部门和警方执行，陈启礼和吴敦被关押在警备总部军法处，董桂森跑路去了菲律宾。
　　这个消息激怒了张安乐，张梦麟说：“除开他和陈启礼的兄弟情谊外，他看得更远，不能够这样默许有人牺牲，被政权当作工具来使唤。”
　　这卷录音带成了张安乐手中惟一的筹码，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他也被卷入了这场漩涡之中。他说：“我们本不想拿出录音带，那是玉石俱焚。找了我们认得的一个教授，文工会的副主任魏萼。我们说手上有录音带，必要的时候会公布。我们的条件是董事长和吴敦从警备总部转移到司法受审，因为杀人是事实了，我们也懂法，转移到司法让他们有发言的机会。在警备总部可以随便说你脱逃然后杀了灭口，还有停止追杀董桂森。一清专案抓到的人有案的送司法，没有的就放了。 　　魏萼跑回来见了‘国家安全局长’汪敬煦。刺杀事件是‘国家情报局长’汪希苓安排的，台湾的情治系统最高是‘国安局长’，是上将，而汪希苓是‘情报局长’，是中将，他想江南案处理好了，可以升上将。大汪与小汪有矛盾。一清专案由大汪来负责，魏找到大汪，大汪一听，惊天欣喜啊，还有这么一回事啊，正好可以整小汪，很快就派人找了我们。
　　我们的目的还是救人，而且不要伤害到台湾。我们在林肯plaza交了录音带。第二天一看报纸，怎么小汪被抓了。我之前没提小汪，FBI打电话问怎么回事，我说我拿了几个月，刚给你们就出事了。
　　我们不相信FBI，他们和台湾的关系从戴笠时代就非常密切，我们搞巡回记者招待会。我觉得录音带分量还是不够，小汪毕竟是家臣，是可以牺牲的，后来也果然抓了。我们又不能动蒋经国，那会威胁到台湾安定。我们只能挑出蒋孝武，毕竟虎毒不食子。我们就说我们还有第二卷录音带，其实我们没有。”
　　蒋孝武是蒋经国次子，当时负责情治系统，被普遍认为是蒋经国的接班人。张安乐在CBS《60分钟》接受采访时，将暗杀主使人矛头引向了蒋孝武。外国政府情报部门派人到美国本土暗杀一名美国公民，这个消息极大震动了美台关系。
　　在此之前，参与“江南案”的“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已经被逮捕，但蒋孝武还是被外放到日本和新加坡，远离了权力中枢。
　　这场风暴引发的连锁反应还远不止人事上的变动，因这件事引发的海内外压力，1985年底，年迈的蒋经国公开表示“蒋家人今后不能也不会参选‘总统’”，并在随后宣布解严，开放报禁和党禁，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开始大大加速。
　　另一个结果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大批本省角头和外省帮派头领被集中批捕，促成了角头大联盟，为90年代台湾的“黑金政治”埋下了伏笔。大批江湖大佬的集体入狱，也直接诱发了帮派内部权力重新洗牌。当90年代大佬服刑归来，他们发现，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受“江南案”拖累，张安乐被以“走私毒品罪”等数罪并罚，判处15年监禁。他此后一再声明，自己是兄弟，但绝对不碰毒品，他是被FBI构陷的。

红色根据地

　　“我回去就是为了这本小册子。”张安乐指着一本蓝色封面的小册子告诉我回去的理由，“你要记住，我完全可以不回去的，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只要这本小册子出现在镜头里，我就赢了。”
　　这是一本宣传“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好处的宣传材料，虽然不厚，但编写花了很长时间，一直在修修改改。3年前，张安乐的母亲在深圳去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准备回台计划。最后他是以大陆居民身份拿到了入台证回台，而不是像其他台湾人用台胞证。
　　到了台湾之后，他高举手册不放，从戴上手铐到进入台北地检署，他一直拿在手上争取曝光率.交保之后开记者会，秀的还是这本手册。翻开这本文宣材料，首先看到漫画“台湾的未来，只有跟大陆和平统一，才是唯一的出路”，再配以各种论述。
　　在他的计划中，接下来要在台湾大规模派送这本小册子。
　　张安乐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创始人、总裁，该党2005年在台湾注册成立，是台湾第一个公开宣传统一的政党，前身是2004年成立的保卫中华大同盟。
　　2008年11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首次访问台湾，立刻激起绿营民众呛声。陈云林下榻的圆山饭店甚至挂起了防蛋网，对每一个进出饭店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即便如此，依然有大批绿营人士利用各种形式想突破进来。就在这种情形下，张安乐出动了大批党员挥舞五星红旗前来支持。
　　此后，陈云林2009和2011年访台期间，张安乐都在深圳遥控指挥党员前去为之站台，在陈云林经过的地方，高喊“欢迎陈会长，下次再来”，并多次和绿营示威者产生冲突。
　　连战2005年到大陆访问，在机场遭遇大批绿营反对者，一大批支持连战的“黑衣人”和绿营人士发生肢体冲突。2009年，台湾爆发“八八风灾”，达赖喇嘛到台湾访问“消灾祈福”，又是一大批黑衣人沿途抗议。
　　这背后，都是张安乐的统一促进党在行动，也让这个人数并不多的政党在台湾频频引爆话题。红色的理念和黑色的装扮，这两种颜色在台湾都不受欢迎，不过这并不影响统一促进党在台湾生存。
　　台湾在成立政党方面采取的是报备制，现在有两百多个政党。统一促进党成立时，还是陈水扁在台执政，为了应对“漂白”的外界议论，张安乐找了朋友林正杰做主席（现在是荣誉主席）。
　　林正杰是本省人，民进党的创党元老，早年曾和陈水扁、谢长廷一起并称“党外三剑客”，有着“街头小霸王”称号，后来积极支持统一，和绿营战友决裂。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安乐从美国坐牢归来，根据台湾法律，还要再审一遍。此时，透过陈启礼和吴敦，他结识了时任立法委员的林正杰。林为张安乐的案件积极奔走，协调“法务部”等各部门。林和陈、吴曾经关在同一个监舍，他评价这两位狱友：“对国民党就是愚忠。”林正杰说，当年在绿岛囚犯主要就两种人——动拳头的（帮派兄弟）和动笔头的（不同政见者），大家相处时间长了，自然成了朋友。
　　对于党的定位，林正杰认为统一促进党应该是一个理念型政党，而不是选举型政党。在台湾目前选举制度下，“中央层级”的立法委员选举采取“单一选区两票制”，即在选区内，选民既选人又选党，这种选举制度很容易造成两党制，挤压小党生存空间。2014年台湾开始“七合一选举”，“直辖市”议会议员、县市议员及乡镇市民代表都是“复数应选名额”，即在同一选区内，候选人只须获得比例较小的得票率，就可当选。这或许给了统一促进党在政治上的空间。
　　因为几起冲突新闻，统一促进党开始被台湾人知晓。林正杰告诉本刊记者：“对付台独也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许信良当过民进党主席，都还被绿营打。”
　　在护送连战、组建“天使队”保护施明德等事件中，都是林正杰提议，张安乐反倒有所顾忌，而并不主动。林正杰开玩笑说：“白狼并不反对，否则他怎么做兄弟，只是没我狠，我比他还像流氓。” 　　在绿岛坐牢时，林正杰读了很多马列的书，他的结论是，“政治不是请客吃饭，绝对的和平主义行不通。以前统派在台湾去关帝庙拜拜都会被人打，哪里有你抬头说话的机会。”
　　张安乐的构想是开辟“红色根据地”，他要利用帮派和自己的人脉在南台湾创建“红色据点”。他说：“我们参选没有得失心，参选是要培养红色资源，这样红色阵营才敢落地生根。这不是唱高调，台湾政治人物都很现实的，有了红色选票他比你还红。”
　　统一促进党现在有三十多个党部，据称有上万人的规模。在张安乐的计划里，先透过各个党部为劳工做事，吸引劳工，然后开设服务站，直接服务在地民众。他说自己做的是“政治公益”，“我回去的目的，就是要先做社会公益，这是马上感受到的，然后会体会到你的政治公益，我们做公益是打五星红旗的。当然社会公益要有资源，我以前常常建议大陆，不要整天去买那个买这个，而应该想办法从公益着手。”
　　他对于大陆对台政策有自己的见解：“大陆现在给台湾送了很多资源，基本上送到南部绿色地区，但为什么不给我们呢？这好比牛奶工厂是红色的，可是现在用绿色的奶嘴送牛奶，老百姓怎么看嘛。如果以后用红色的奶嘴送牛奶，会让红色力量在台湾壮大，这很现实。今天是我们下单派送，你慢慢就跟我们靠拢了，这一定的，人是感情动物。”
　　曾经有台办官员问张安乐，民进党县市长在高雄请达赖吃饭，有没有云林县长苏治芬。他回答“当然有”，大陆输送资源到南部台湾，这反倒成了绿色政治人物的政绩。马英九去云林走访时，说我上台后改善两岸关系，云林乡亲的农产品才能登陆到大陆。可苏治芬说：“对不起，马总统，是我卖出去的，不是你卖出去的。”
　　张安乐拿这个案例举证，他说：“苏治芬没说错啊，深圳给他一个点，上海也给他一个点。可云林老百姓认谁？只认苏治芬，票数开出来绿油油的。”
　　搞政治势必需要资金配合，林正杰说：“我们没拿过共产党一毛钱，白狼都是用自己的钱，他这种人也算绝无仅有。每次抗争都要抓人，律师费和交保费都是白狼自己出、自己筹。”回台湾的计划已经筹划了3年，为了日后的经费，张安乐卖了一套深圳的房子。
　　和大陆的关系，一直成为绿营人士抨击张安乐的理由。他的一位朋友曾经帮他联系河沙生意，这是建筑业的必备材料，台湾不出产，要从大陆进口，但这笔生意遭到了一些对台部门的推诿。统一促进党最早在台湾举行活动挂出五星红旗，也被有关部门打了招呼。
　　张梦麟说：“我们从来也不否认他在大陆有一些关系，因为有这么一种关系也认识了一些朋友，谁都有关系。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在大陆到底有没有作奸犯科。我们问心无愧。”
　　2008年立委选举时，国民党需要在高雄拿下一个重要据点，一旦选上，指标意义甚至大过实际意义。统一促进党北部党员南下，结合南部兄弟，一起为这位候选人扫街拉票。一位高级党工说：“台湾的选举要买票，XXX也一样。如果说没有这些兄弟力量的介入，早就被打出来了。我们如影随形，对方根本没有办法去贿选，又不能用暴力来驱逐我们，我们可以以暴制暴，可以还击，我们有自卫的能力。”
　　张安乐并不否认兄弟力量对于党的作用：“如果没有竹联这个后盾，这个党今天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我们2004年成立的时候，公权力在绿营手上，暴民也在他那边，谁敢来参加啊，只是兄弟来支持。”
　　兄弟和党员的双重身份给这个政党未来发展埋下了很多变数，台湾媒体做过报道，一些“堂主”党员进行暴力讨债，而另有帮派党员以党派为诱惑，诱使年轻人从事非法活动。
　　对于这些现象，林正杰回应说：“关于党员犯罪，就事论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应该根据行为而不应该根据背景。”
　　一位高级党工对我表达了担心，他说：“张安乐常年在深圳遥控指挥，他很容易被一些低素质的党员蒙蔽。很多党员就在党部里公开打牌，而且欺负另外一些党员。张安乐当年改革了竹联帮，但他现在还要去学会如何组织一个现代政党。”

意外的兄弟生涯

　　我们的话题谈到陈启礼和红楼会议时，张安乐的声音激动了起来，这是我见到他惟一的一次激动。
　　1981年，香港功夫明星王羽在台北天竺餐厅和四海帮惹上了麻烦，后来演变成竹联帮与四海帮的厮杀，冲突甚至引发到法院的法警室。11年前，正是因为类似的“陈仁案”，竹联帮遭受重大打击，张安乐不想看到历史重演，就打电话给已经退出江湖的陈启礼。
　　他们请了很多媒体记者说明情况，在台北红楼剧场二楼的清香潮汕沙茶火锅店里，陈启礼带着女朋友去了（偶像剧明星陈楚河的母亲，菲律宾观光小姐）。张安乐清楚记得陈启礼说的话，以至三十多年后，复述时声音哽咽起来：“董事长说，将来蒋经国先生走了，万一政权落入台独手里，把党政军都收编了。到了那个时候，我要出山。我宁愿台湾被共产党统治，也不要被台独拿走。”
　　陈启礼开始重整竹联帮，开设8个堂口，走组织化和企业化方向，其他帮派纷纷效仿。此时台湾经济开始起飞，蒋经国推出“十大建设”等政府公共工程项目。帮派兄弟开始大量进军工程界，绑标、围标，染指建筑业。
　　张安乐说：“董事长重新出山和美丽岛事件刺激有很大关系，他已经看到地方势力的崛起，就会有意去结交。他搞的俱乐部，宋楚瑜也填表加入。他和蒋纬国关系很好，每个星期都会一起吃饭，已经到了随便吃吃水饺就好的地步。他那个时候已经隐隐约约有了杜月笙的意思了。1981年，他还是大中华主义，当时台湾左手反共、右手反台独，蒋经国处理美丽岛就是说他们是共党。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独和共要选哪一个，但是他想到了，而且做了选择。可是到了1983年4月，我发现他已经从大中华主义，变成了大中华民国主义。中华民族主义是不论国共，都是中国人。中华民国主义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华民族。”
　　在张安乐看来，正是和蒋纬国和宋楚瑜这些高官走得太过密切，陈启礼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此时台湾对于打击组织犯罪的呼声不断高涨，陈启礼与情治单位的接洽有了自保的考虑，而军公教子弟背景的他，也被看作是“忠党爱国”的“民间义士”。刘宜良的多重间谍身份，也为兄弟出身的陈启礼所不齿。

　　张安乐说外省子弟在台湾有3个传奇——“马英九，外省孩子选上‘总统’；郭台铭，白手起家成为“首富”；我们董事长，独生子、法官子弟、书香门第，又没有眷区作后盾，打出一片天地。”
　　和陈启礼一样，张安乐出生在一个外省教师家庭。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而母亲是著名中学北一女的老师。当儿子读书时混兄弟，他的母亲怎么也理解不了，“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啊，青红帮都不是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1949年，国民政府播迁来台，两百多万外省人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岛屿。经历了“二二八事件”之后，本省人对外来掌权者怀有警戒之心，而外省子弟为求自保，自然就以各种形式抱团。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吸取在大陆期间教训，严密控制学生运动，年轻人的精力无处发泄。和张安乐同一年出生并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导演杨德昌后来拍了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小公园帮”和“217眷村帮”的争斗就是张安乐们少年时代的写照。
　　与大陆不同，帮派大哥在台湾并不受人鄙夷，国民党两位领袖孙中山和蒋介石就曾经加入过洪门和青帮。青帮大亨杜月笙因在抗战期间的表现，也被社会肯定。
　　1995年，坐完十年美国黑牢的张安乐回到台湾。此时的台湾帮派背景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党放开各级选举，民进党凭借理想主义和清新形象开始占据各个舞台。李登辉为了赢得选战，并应对党内反对派，开始拉拢各个地方派系。政治、金钱和暴力开始勾结在一起，黑金政治成为台湾民主的污点。
　　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教授陈国霖是研究华人帮派的专家，曾在台湾做过多年实证研究，遍访警政人员和一百多名黑道大哥。他在2004年指出：在台湾，帮派分子、企业家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勾结，成为黑金政治发展的主要原因。企业家的钱可以帮助政治人物买票，而帮派的恐吓可以确保买票的效率。对于企业家而言，与政治人物交往有利于获得政府工程，帮派则比司法更有效率解决纠纷。当上层社会与黑社会的关系增强后，一旦在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产生大改变时，黑社会成员就可以努力转变他们的犯罪人身份，成为合法生意人。对他们而言，得到另外一个合法生意人身份，办起事来和恐吓者的身份一样有效。
　　在台湾，政治人物、企业家和帮派分子的三重身份有可能会集于一个人身上，而这种现象却又不能简单理解为民主的失败。
　　本刊记者曾采访过台中市“角头”立委颜清标，这位台中“海线”大哥甚至还有宗教领袖的身份。作为一名民意代表，颜清标的每一票都是来自选民，他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跑各种婚丧嫁娶的场子，以及向地方和“中央”政府为选区争取项目。这种“务实”为本乡本土（可能也在为自己牟利）的政治人物很难不受欢迎。2012年颜清标因贪污而被判入狱后，他的长子还能赢得立委补选。
　　陈国霖教授分析认为，在台湾，黑道人物是很好的助选人。不仅因为他们的人格特质受到选民欢迎，还因为他们在涉足地方政治前，长久以来在地方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地方民众有纠纷时，通常会转向黑道求助解决，而不向政府机构求援，因为他们相信黑道可以“公平且有效”地解决纷争。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黑金问题，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一定努力，先后三次开展专项扫黑活动。1996年，第三次扫黑行动“治平专案”开启，正在大陆的张安乐涉嫌桃园机场围标案以及有组织犯罪。他留在大陆，一待就是17年。
　　前一年，他从美国回来，从事商业活动，并在杂志《独家报导》开专栏“与狼共舞”，抨击李登辉台独思想。
　　张安乐没有想到的是，扫黑行动开始与政治斗争紧密挂钩，他回忆说：“台湾选举必须要得到地方桩脚支持。宋楚瑜1994年当选省长后，慢慢把地方的桩脚收编。他功高震主，为了得到中央资源，炮打中央，不是打李登辉，而是打行政院院长连战。李登辉认为宋楚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给你省长的位置够了，‘总统’的大位还是要给连战，矛盾产生了。当时“法务部长”廖正豪是连战的人，发动‘治平专案’针对的都是宋楚瑜桩脚，他认为我们这些‘外省挂’都会支持宋。宋楚瑜的小舅子陈千山是我们的兄弟，跟我讲“我们宋先生吃了哑巴亏，扫黑针对的都是宋先生的桩脚。挺宋的基本都有事，挺连的都没事。侦查权在他手上，说谁黑谁就黑，整顿江湖上的政治异己。”
　　一起逃亡的还有陈启礼，去了柬埔寨，并获得勋爵，成为当地显赫人物。11年后，陈启礼在香港去世，他在台北盛大的葬礼堪比国葬，两万多各界人士出席。“立法院长”王金平和民进党党团召集人柯建铭位列治丧委员会名誉主委，台湾各大帮派和日本山口组、香港三合会等国际帮派也派出大批人士前来吊唁。 　　在陈启礼的葬礼上，挂着一副由作家张大春所拟的挽联：“启节秉乎天，人从侠道知忠荩；礼失求诸野，路断关河望竹林。”
　　陈启礼病危时，张安乐去香港看望他，他握着陈启礼的手安慰说：“你是当今的杜月笙。”陈启礼摇了摇头，说：“我做不了杜月笙，时代不同了。”
　　张安乐告诉我：“台湾问题是大陆十三亿以及海外一亿华人关心的问题，但不是隔着台湾海峡就是隔着太平洋，有心无力，鞭长莫及。两岸如果分裂了，时间久了台湾就变成新加坡了，他们已经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把伤口愈合，重归统一，在历史上就是除了秦始皇外贡献第一人。董事长因缘际会尽到自己力量，他超越了杜月笙，如果没有江南案，他会向那个方向努力。”
　　如果不是当年读初中时得了肺结核，他会考上更理想的中学，而不会加入竹联帮。在淡江大学的风波，如果不是最后得到了陈启礼师兄的帮忙协调，他也不会在江湖路上走这么远。
　　他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陈启礼的场景：“鹤立鸡群玉树临风，在永和戏院门口，几百个人一看就是他。”
　　他的朋友、传记作者王丰说：“再也不会有白狼这样的人了，他屡屡为兄弟所累，但还坚持朋友情义相挺。这是那一代兄弟的特质，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新加入帮派的小弟都是看老大带给我什么好处，竹联帮早年基于少年好勇斗狠、朋友相挺的单纯时代结束了。”
　　在他回台湾前几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又提到了杨明辉当年带给他的冲击，我忍不住打断并告诉他：杨明辉后来没有回大陆，一直在美国工作生活，做过波音公司的高管。
　　他愣了一下，摇摇头说不相信，马上让隔壁办公室的秘书带笔记本电脑过来查证。当确认了我的信息之后，他想了想说：“没关系，我相信他还是会给国家带来贡献。”
　　因为帮派生涯，他的家庭生活难言幸福。多年牢狱之灾让他没法侍奉母亲，小孩很早就被妈妈带去南美生活。关于兄弟生活，他写过一首歌《兄弟》，里面有一句“太平盛世游戏人间”。
　　我问他：“做兄弟，有过后悔的时候吗？”
　　他认真想了下，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还好我走这条路。有一年，我去张家口参加一个座谈会，我一看台湾来了一个教授团，十几二十个人，名单上写着马政。我专门跑过去，一看果然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都读桃园国小，我乙班他甲班，那时模拟考好像看到他的名字，我最高是第九名，他也总是在前面。后来毕业的时候，我拿到县长奖，他拿到校长奖。他父亲和我母亲当年都是山西最早的国民党，他父亲还听过我母亲演讲。
　　他后来考上政大，然后去美国读书，最后当了教授。我当年如果没有走兄弟这条路，就跟他一样。母亲希望我当钱穆这种大学问家。我做不了大学问家，做个教授应该没问题。可是教授满街走。有一腔热血，可是有心无力。书生报国，就一支笔，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兄弟的力量，能不能发展出这样一个党？不可能。红派的教授很多，有理想的也很多，但为什么在台湾没人听呢？”
　　他最后说：“如果有来生，我还是要做兄弟。”
　　（本刊记者王大骐，实习记者徐玉燕、杜家宝、于振洲、钟文嫡、梁莲娣亦有贡献。本文部分内容参考《黑金——台湾政治与经济实况揭秘》，陈国霖著，商周出版2004）

张安乐学历

　　学士：
　　淡江大学历史系
　　圣马利学院心理学、社会学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会计学、资讯管理学
　　硕士：
　　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肄业）
　　斯坦福大学运筹学（肄业）

　　林正杰 谈帮派在台湾
　　「我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兄弟，帮派的存在有其社会需求，有案件就判案子，大规模打黑不审判直接送去管训，这是侵犯人权。兄弟问题其实是阶级问题，读书不好家里条件又不好的小孩怎么办？要么读警校要么当太保。前几天我一个在云林当镇长的朋友去坐牢，竞选的时候对手买票，他气不过拿枪去叫板，结果送别会上一半警察一半兄弟。兄弟收入很低，比一般劳工要低，最好的衣服就是参加葬礼的黑色衣服。所以参加活动穿黑衣服。帮派对付不了国家的，对抗不了国家机器，你们几把烂枪算什么，怎么干得过国家机器？就是夜壶，想起来用你，不用的时候踢走。」
　　宫崎学 谈帮派在台湾影响
　　「没想到台湾黑道与政治、平民之间的距离那么近。我去台湾参加陈启礼的丧礼时发现，治丧委员会名誉委员长居然是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日本议员极力撇清与黑道的关系。陈启礼就读的东门小学校长还举着旗子带小学生进灵堂！我本来以为只有国民党与黑道有关系，但采访时发现，民进党也一样，这可能是台湾民众对黑道的看法不同。不过，我想不管哪国的社会都一样，黑道多少都跟政治扯上关系且相互依存。现在全世界的黑道都一样，越来越难生存，尤其是反恐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