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公馆”就是上海解放前的贝当路10号（即今天的衡山路10号），地处法租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投降派贝当命名。巨大的门墙，飞檐高啄，饰着古朴的砖雕艺术，两边是红砖高墙，恢宏迤逦，威严得像一只蟠踞的巨兽，张着黑洞洞的大嘴。里面庭院深邃，林木掩映，别墅式的楼房鳞次栉比。门楣上挂着檀木雕刻牌子，“贝公馆”三字篆书其间，笔力苍劲古朴。这里原来是美国侨民子弟学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入租界，贝当路10号就成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的大本营，也是日本人侵略占领区的心脏。四周禁卫森严，固若金汤，老百姓经过贝当路10号都绕道而行，主宰一切的是宪兵队特高科长中村大佐。这里比汪伪特务機关76号更恐怖。日寇为宣场“共荣”，推行奴化教育，宣扬汉奸文化，故对进步文化人大开杀戒：白天，谁会知道这座大贾达官的邸宅里面，却是人间地狱呢？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当一阵阵鬼哭狼嚎般的“飞行堡垒”的警笛声，朝着“贝公馆”疾传而来时，随着一阵鞭笞和咤骂声之后，隐隐传来阵阵凄厉的哭嚎声，人们都禁不住会心惊肉跳，惴惴不安。当时，著名作家柯灵、朱雯、夏丏尊、许广平、陆蠡等被逮捕，就关押在这里，受到惨无人道的刑审，著名爱国作家陆蠡被杀害。这里竟成为国际法西斯违反人道主义舆论谴责的焦点。
　　《万象》停刊，柯灵两次被“贝公馆”逮捕
　　柯灵原名高隆任，字季琳，著名作家、报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军民浴血抗战，坚守上海三个月之久。最后，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维持中立，成为孤岛。大批文化人随政府西撤，部分留下坚持斗争。当时，风云骤变，上海滩充塞靡靡之音和汉奸文化，近百年来始终是文化中心的上海，却变成文化荒漠的“孤岛”。有进步倾向的文艺期刊《文苑月刊》《文综月刊》《奔流新集》等虽能公开出版，却不断受到敌伪审查机关的检查、警告，最后被迫停刊。但留守“孤岛”的爱国文化人，坚持斗争，改变策略，采用隐蔽的方式。为不引起敌方注意，形式上淡化抗日色彩，内容仍针锋相对，并采用民众喜爱的通俗文学形式，悄悄撰写编辑出版了《小说月报》《万象》和《乐观》等。
　　由柯灵接替陈蝶衣主编的《万象》，是一本集时事、科学、文艺、小说的综合性月刊。采用28开本，封面彩色精印，编排别致新颖，与以往通俗刊物不同，给人以时代感和一种富丽的感觉。除形式吸引读者外，柯灵邀请海上著名通俗文学作家张恨水、程小青、包天笑、周瘦鹃，撰写长、短篇小说和借古喻今的历史、传说、“故事新编”等，还独家报道了爱国影人英茵自杀和陈云裳结婚等内幕。可以说是上海第一本各类文章图文并茂、以通俗文化形式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和汪伪为虎作伥丑恶行径、呼吁全民抗战、抵制汉奸文化的侵蚀、针砭社会问题、发表各种形式文艺作品的海派刊物，畅销一时。因此，《万象》成了敌人眼中钉，肉中刺。柯灵遭到汪伪政权和日寇的嫉恨和迫害，其间数次被日本宪兵列入黑名单，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
　　1944年6月柯灵第一次被宪兵队抓进“贝公馆”，一个星期，因“查无实据”不得不放了。1945年6月第二次被抓进“贝公馆”，并迫使《万象》停刊。柯灵被捕的原因，是由于“文字狱”。日本宪兵队发现柯灵接办之后的《万象》上，经常以曲折、暗示的方式，揭露日军在各地的暴行。比如，其中一个游记栏目叫“屐痕处处”，这个“屐”，就是日本人爱穿的木拖鞋，暗喻日军铁蹄到处践踏。
　　柯灵是著名散文家，又是事业心强的报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到上海，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崭新天地展开了，柯灵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新的历程，也开辟了他文学创作的新的道路。柯灵先后进入电影界和新闻出版界，除参加进步电影活动和编辑《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大美报》副刊《浅草》和《万象》等杂志外，柯灵创作了大量有分量的电影评论、电影剧本、杂文、小说和散文，思想敏锐，文笔犀利，为影坛和文坛称道。因投身爱国进步文化活动，柯灵被关押在“贝公馆”，受尽鞭笞、老虎凳、电击等肉体折磨的酷刑。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叙述说：“1944年6月和1945年6月，我两次被日本沪南宪兵队所捕。受尽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礼——严刑拷打，还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锥心刺骨的号叫声。京剧《文昭关》里描写伍子胥一夜间须发变白，我此时才有些亲身的体会。宪兵队在贝当路，人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公馆’。”柯灵在狱中表现出可贵的民族气节，被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处之怡然：“耻于低首，不敢噤默，正义凛然。”真正是中国文化人的脊梁。
　　柯灵第二次被捕时，张爱玲闻知，觉得不能坐视，带着胡兰成一同去柯灵家询问了情况；而后，又由胡兰成出面，去向日本宪兵队打招呼，才获释。这些经过，后来柯灵读了《今生今世》（胡兰成著）才知道。柯灵脱险后，回到家中，见到张爱玲留下的字条，知道是她来问过了此事，不禁感动异常，立即用文言写了一个表示感谢的短笺。
　　张爱玲之所以主动施予援救，是由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她在上海滩迅速蹿红，成为文坛奇迹，与柯灵有一定的关系。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问世，便受到柯灵的关注与垂青，后来两人有过不少交往。一向傲慢清高的张爱玲曾专门写信求教，柯灵也向她坦诚地道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之后，张爱玲还就《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向柯灵请教。柯灵两次遭日本宪兵逮捕，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张不仅前往探视，还留言慰问，此举也反映出了张爱玲特立独行的风格。柯灵出狱后经亲友介绍，安排避居苏州一位朋友家疗伤，直到抗战胜利。
　　文化名人许广平被关76天，受尽酷刑，誓死不屈
　　1939年10月，在日伪政权的血腥统治下，上海“孤岛”的政治形势日益险恶。此时，由鲁迅夫人许广平等爱国人士领导的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为了避免敌人的暗算和破坏，就采取保留团体名称、暂停会务工作的方式，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但“贝公馆”日本特务早已注意许广平行踪，于是就在1941年12月15日，即日本向英美不宣而战的第七天，早晨五时，天还乌黑，侵入租界的日本宪兵队十余人，身穿便衣，冲进了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许广平的家，先是查问姓名，接着就翻箱倒柜，把一大批书刊和十几个图章捆成两大包，将许广平带走。 　　许广平为什么没有尽早离开这日军包围下被称为“孤岛”的上海英、美、法租界呢？因为她有责任保管鲁迅遗留的文物。她说：这一草一木，一桌一椅，一书一物，凡是鲁迅先生留下来的，都要好好地保存起来，这不是私产，这对凡要了解这一时代文化、这一位作家生活的人，都是十分宝贵的。尤其是鲁迅的藏书，鲁迅的文稿，还没有出版过的鲁迅日记和书信，都是不能散失的。这是重大的民族遗产。她也不便托人保管，免得连累别人。
　　许广平被推上汽车，带到“贝公馆”被关进一间不大，但挤着四十六七个男女囚徒的囚室，“像沙丁鱼一样排在木板上，环境十分恶劣。鬼子十分凶狠，动辙引来严厉的咤喝和木棍劈头盖脑的打過来。许广平这样写道：“幸而我得钻在四五个女囚徒之间，然而左边的茅厕臭和右边的浓血臭就足够你头昏脑胀。自然这也是一种苦刑，无可逃避的。”日军占领租界后，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逮捕许广平呢？起初许广平自己也想不透。经过审问，许广平才明白了：他们急于要知道中国文化人中的抗日分子的名单及其住址。他们以为：许广平是名人，接触的人多，她当然知道抗日文化人的下落；同时，她是女人，带着孩子，会很容易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他们先是对她欺、吓、哄、诱——欺：他们说已经有人交代了你们的抗日活动，你已被出卖了，你还为他们遮瞒什么呢？吓：他们对囚徒严刑拷打，被酷刑后的人，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在囚房里已看到了吧。你不招供，就会像他们一样！哄：你不是很想念你的儿子吗？你说了马上可以放你，可以很快见到你的孩子。诱：只要你说了，不但放你，还可以给你种种好处。但是无论他们怎样使用这四种手段，都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被捕前，许广平为防备万一，已将朋友们往来的书信和地址、抗日团体的材料转移掉了。搜查时搜出几本旧杂志，上面有她写的抗日文字，是一时疏忽没有转移掉；还有几本作者题赠的书。她的“口供”就始终是：前几年写过抗日文字，这几年已不写了；因为要带孩子，这几年已成家庭妇女，和外界没有什么接触；偶然收到朋友的赠书，都是从邮局寄来的，并不知道他们的住址。敌人从她的“口供”中没有能得到什么。被捕第五天，侵略者突然改变了审问的方式。当许广平的答复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前几天还“好言相劝”的军曹长变了脸，大喊一声：“你撒谎！”就猛力地打来几下耳光。他在许广平面前放着纸和笔，要她写供。许广平表示没有什么可写。他就大打出手：“全个头面的各部位都轮流被打遍了，耳中轰雷般响，眼前乌黑了一片旋又感觉清澈，像暴风雨前的晦暝交变似的。”许广平这样昏过去又醒过来，仍以沉默相对。鬼子又改用皮马靴猛踢。许广平咬紧牙关，毫无表情，仍然沉默。她的心头却升起了一个信念：“身体可以死去，灵魂却要健康地活着！”一个人拳打脚踢不够，就几个人用皮鞭对她抽打。然而许广平面前的白纸仍然是白纸。许广平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当时的心情：“没有尝过牢狱之苦的人是不容易理会到某些人为什么会变节，为什么会忍受不住痛苦的试炼。我不敢说我能忍受，因为我也还是人，是肉体，不是钢筋铁骨。”然而这时她却又想：正因为如此，“不就更应当尊敬那些死去活来了多次的勇士，百折不挠的灵魂，在狱中死去十一次又活转来的囚徒，上老虎凳把两个膝关节都错开了，蹲着来走路的人吗？我见着他们，只感到惭愧，更增加了尊敬。我算吃过什么苦！”她以这些爱国志士自勉，严正督促自己，在受刑最苦的时候自己以为绝不应超越的信条只有四句：“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全团体！”她所指的团体就是共产党人领导、旨在抗日、出版过《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的复社，妇女抗日团体和文化界的抗日组织。
　　在暴力未能奏效以后，敌人使出了更为卑劣的手段。在一次审问中，他们突然下令：“把衣服脱下来！”这对于女人无异“像晴天霹雳”。她要反抗，但她立刻又说服了自己：“只要除了用口和笔写说些什么，其余都无所谓。”在脱了穿、穿了脱几次后，他们又吼叫：你说不说？”没有回答。这时，“噼噼的鞭子没头没脑，身手腿臂都遭到了。唯一的念头是痛恨。已经打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可以妥协？至死不屈服，坚决的心情，随着鞭打而凝固了。”鞭子稍停又响起了敌人气急败坏的大喊：“你说不说，你不说我就叫你脱掉衣服到南京路上去走！”许广平心里不觉暗笑：“如果真这样做，不是我的羞耻而是你们！”这一招，敌人又失败了。
　　凶残的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疯狂地又对许广平施加电刑。“滋滋声的电流，从电线走到马蹄形的铁圈上，走到贴肉的手腕上，通过脑神经，走到全身，个个细胞遭到电的炙烧，大小神经遭到电极的震晕，通过血管，走入骨髓，全身发生剧烈的变化，不由自主的痉挛随着电流的强弱而轻重，比晕船还更有说不出的痛苦之感。全身在沸腾，不由自己克服，从内部脏腑到四肢五官百骸，无不起反应了，一句话：形容不出的难受。”电流一次比一次加强，许广平一次又一次昏死过去。这时她心头只有愤怒地想：“去罢，就让他死去，你一点也还是得不着。”电刑后的许广平，脸因挨打而全肿，大腿被踢而淤血结成累累硬块，全身鞭痕，两眼青紫得有核桃那么大，两膝因电流而各有一块烧焦的凹瘢，两腿已像折了似的支撑不住身子，胸部发闷，头晕涨痛，总想呕吐。这一切，侵略者除了表明他们的凶残的兽性外，却仍然什么也没有得到。
　　敌人对许广平使用了各种酷刑后一无所得，1942年3月才由内山书店出面保释。她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周建人，告诉文化界的朋友们：她已出狱，请大家放心，但不要来看她，防备周围有日本特务监视。这段监狱生活她是决不会忘记的。后来，她把狱中76天的种种遭遇写成《遭难前后》，先在抗战胜利后的杂志上连载发表，后又出版了单行本，把侵略者的罪行昭告于天下。
　　陆蠡坚贞不屈，誓死爱国被杀害
　　作家陆蠡是一位坚贞的爱国者。抗日战争中，在“孤岛”和沦陷的上海，他坚守出版岗位，广泛联系进步作家，并接待、掩护在沪的地下党员，为抗战文化做出贡献。他经历“九一八”、“一二八”，特别是“七七”、“八一三”抗战，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者，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祖国和人民所经受的灾难日益深重，陆蠡的爱国救亡意识与日俱增。他曾与巴金、曹禺等63位作家一起，在抗议日本侵略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发出“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畏惧”的呼号。 　　1937年8月，吴朗西、巴金分别去重庆、广州筹建分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便由陆蠡负责。几年中，在敌机轰炸中出版的书籍竟达数百种，还有十几种丛书。期刊《少年读物》因有抗日内容被强令停刊，他又先后主编了《少年读物小丛书》和《少年科学》。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而且是宁死不屈的抗日烈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驻上海租界，由于在沦陷后的上海坚守文化工作岗位，他于1942年4月13日被捕，陆蠡发往西南的抗日书籍在金华被扣，日本宪兵队追踪到上海，查封了书店，没收了全部《文学丛刊》。陆蠡不顾胞妹的劝阻，亲自去日本宪兵队交涉，便遭关押。后被解到汪伪政府所在的南京审讯，不久又回转到日本憲兵队，刑审数月，惨遭杀害，临刑时年仅34岁。
　　陆蠡的文学历程大致如下：上海沦陷，陆蠡一如既往地编书、印书、售书。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前夕》。作为文生社重要作者、陆蠡的好友靳以，抗战爆发后去重庆，花了3年工夫写成这部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45万言的小说。靳以为了防止敌伪检查扣压，分散投寄，每天只寄三五封。几个月的工夫，这部篇幅浩繁的书稿被化整为零，源源不绝地递往申城。陆蠡收到后，也采用流水作业，边加工编辑，变零为整。最后编定为两册，居然顺利出书。
　　1942年3月初，陆蠡和张宛若女士喜结良缘。正值新婚燕尔，新人还沉浸在蜜月的愉悦之中，灾祸突从天降。4月13日，卢家湾捕房查抄文生社，声称要找负责人，并砸开书库大门，劫走存书数万册。当天陆蠡正好外出，得知此事后，友朋家人劝他先躲一躲；但他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身为负责人，社里有难不能逃避，理应前去据理抗辩，追回被抢图书，为社里讨个公道。他孤身来到贝公馆，落入虎口，当即被戴上手铐。第二天，朋友索非等到处打探，得知已关押在日本宪兵队。索非等又通过一个懂日语的熟人，找到宪兵司令部“相当高级的负责人”，那人证实：陆蠡确实关押在这里，因为“他是共产党”。原来敌人查封文生社、抓捕陆蠡是早已蓄谋的。
　　狗咬狗互相残杀，又是“贝公馆”一大“杰作”
　　“贝公馆”，在这里，无辜杀戮、草菅人命、酷刑逼供习以为常，与法西斯的战俘营、犹太人集中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还对涉嫌不忠于皇军的汪伪军、政、宪人员实施监控。日寇，历来主张“以华制华”。因此，“贝公馆”除了宪兵队还有一支便衣行动队和情报组。可是在中村眼里，除了大和民族，这些铁杆汉奸都是豢养的一群走狗。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行动大队长吴世宝，因为内部狗咬狗的矛盾激化，最终销声匿迹，就是“贝公馆”留下的一大“杰作”。
　　吴四宝依靠把兄李士群，当上“76号”特务大队长。此人目不识丁，当年只是跑马厅牵马的一个BOY，人称“马立斯小四宝”。偶尔的机缘被上海青帮头子大亨季云卿看中，与他的干女儿余爱珍结婚。从此，平步青云摇身一变，成了“76号”李士群身边的红人，飞扬跋扈。平时除李士群，其他主子他不放在眼里，并且贪欲成性，绑架、敲诈勒索，连汪伪人员和日本浪人也不放过。他家住愚园路745号一幢花园豪宅，富甲一方，家中连浴盆也用金银铸造。吴四宝与李士群利益关系也渐生嫌隙，他越来越肆无忌惮，竟然演出了“黄金劫案”，结果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日本大特务晴气庆胤出面，由李士群亲手导演了一场“走狗烹”的活报剧。
　　1941年日寇从中国海关掠夺了一批黄金，准备运往日本正金银行，被吴四宝获悉，准备抢劫日本人这批黄金。正金银行在外滩，距海关很近，日寇为避人注意，在后门将黄金装进铁甲车，从四川路向北再折入汉口路向东转入外滩。吴四宝的徒弟张国荣带着一批杀手，早已守候在四川路汉口路转角处，见铁甲车，便将预先停在路旁的汽车当头拦截，杀手一拥而上冲上车，司机见情况不妙，忙关上油门，拔下钥匙乘机跳车逃走。张国荣不见钥匙，车无法开动，又响起警铃，忙弃车逃跑，总算没有阵上失风。日本宪兵紧急戒严，黄金丝毫未损失，保护铁甲车开到横滨路正金银行入库。但日本人认为在自己的控制区，有人竟敢抢劫，事态严重，经彻查出是张国荣干的，于是向李士群要人。李责令吴四宝交出张国荣，说：“不交出张，对你不利，连我也不便替你说话了”。并安慰劝说：“进去我也会保他出来。”当天李士群就命亲信夏仲明将张送到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
　　张国荣进去后，受不了酷刑，招供了抢劫黄金的经过。日本人以“破坏和运”通缉吴四保，李士群怕连累自己，和妻子叶吉卿找吴妻佘爱珍，一唱一和，连吓带骗保证吴进去不受虐待，终于将吴亲自送进宪兵队，交给特高课课长林少佐，要林照顾优待。
　　吴一进去，李士群立即命南京汪伪派来的马啸天，查封吴家，封存现金、金银、珠宝。李士群考虑投鼠忌器，为顾全“76号”面子，要求日本军方将张国荣立即枪毙后，吴案由“76号”处理——吴四宝从贝公馆引渡给李士群，然后押解去苏州监狱圈禁后，再慢慢释放，封存现款、金银珠宝也全部发还。吴四宝满心喜欢，在将要押解去苏州的前一天晚上，李士群第一次送了一席丰盛菜肴到宪兵队，吴四宝对李士群感激零涕，好久没吃到美味佳肴，他狼吞虎咽很快一扫而光。可是，吴四宝到苏州后的第二天就腹内绞痛，第三天就一命呜呼。吴四宝毕竟是李士群的得力助手和把兄弟，在权力斗争中，他不得不让吴四宝做替罪羊，亲手将他毒死，但总未免有点兔死狐悲，因此，为吴四宝举办了隆重葬礼。一场日伪内部狗咬狗的斗争，终因吴四宝这条不齿于人民的鹰犬的下场，暂告一段落。
　　一年前李亲手毒死吴四宝，一年后旧事重演：李士群自己也被贝公馆日本宪兵队毒死。
　　过去的贝当路10号，日本宪兵队驻地，人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公馆”。原来是美国学堂，清一色红砖，宏伟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洁得像天使，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贝当路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选这么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解放后一度是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的所在地。随着上海的城市建设飞速发展，而今，旧址大部分已荡然无存，还存一幢楼作为文物保留。倏忽已70年过去了，“贝公馆”留下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中华儿女浴血斗争写下的史实，它将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