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周恩来人缘好，人缘好的关键是宽以待人。周恩来关心事物的本质，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人身攻击上。
　　
　　事事留有余地，不走极端
　　
　　作为政治家，免不了面责人过，折冲争锋，但如果攻人之恶太严，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势必到处树敌，引人嫉恨，也不利团结他人、教育他人。周恩来终其一生，从不在自己阵营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事事留有余地，适可而止，不走极端。
　　南昌起义时，周恩来对张国焘阻挠起义计划十分气愤，拍桌子大发其火。有人建议把张國焘绑起来，但盛怒之中的周恩来并没有答应。他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将他绑起来呢?”他坚持用争辩说理的办法解决问题，最后张国焘熬不过，只好软了下来。
　　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江西中央苏区的关系，更能说明周恩来的为人。
　　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上，大多数人要求解除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把他召回后方，由周恩来取而代之。周恩来虽在口头上承认了“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达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周恩来提出两个方案供会议讨论：一、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协助；二、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之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会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和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为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同意后一种办法。结果，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太“过分”，并在行为上力求对毛泽东保持尊重的态度。
　　
　　教育他人很讲究方式方法
　　
　　与“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相对应的，是“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周恩来教育他人很讲究方式方法，不用粗暴的方式来处理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婉转灵活，耐心感化，强调自省和自觉。
　　张伯苓是周恩来的老师。1945年后，张伯苓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留在重庆，一直未公开发表声明对蒋介石表示谴责。周恩来没有勉强他作此类声明，而是把他接回天津，在尽师生之谊的过程中，给以政治上的引导，让张先生在对比中作出政治上的明判。1951年，张伯苓病逝前夕写下遗嘱，尽吐衷肠，盛赞新中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对下属的教育，周恩来也讲求方式方法，力求符合人的接受心理。
　　1952年，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项目问题。抵苏后，他把有关人员集中起来，逐字逐句讨论修改“一五”计划的草案，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定稿付印前，又专门叮嘱一位同志负责最后核实。当周恩来发现核对后的稿子仍有差错时，并未直接批评校对的人。第二天，周恩来到代表团驻地与大家共进午餐，特地和这位校对的同志碰了杯，笑着说：“罚酒一杯吧。”这种做法既亲切，又严肃，使这人内疚又不觉难堪，“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比板着面孔说教，自然要好得多。
　　人人都说周恩来人缘好，人缘好的关键是宽以待人。周恩来关心事物的本质，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人身攻击上。他无论是批评他人还是教育他人，都有较好的分寸感，也容易得到他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