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何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它有哪些功能?它的价值究竟是多少?对业已透支的生态环境如何进行补偿?北京在这些方面如何做出有益的探索和示范?中国著名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李文华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现状：生态环境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
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李文华院士用“空前的创造力”和“超强的破坏性”作了概括。他指出，20世纪全球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180万亿美元，超过人类历史总和，而21世纪预计还将增长5～10倍。但同时，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冲击与对地球的破坏已超出自然平衡的能力。
李文华院士介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用短短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但同时我国的生态与环境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导致本应在不同阶段出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在短期内集中体现和爆发出来。目前，生态与环境的总体状况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与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生态与环境问题无论在类型、规模、结构还是性质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仅仅在排污总量的增加和生态破坏范围的扩大，而是生态与环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威胁和风险更加巨大，对生态系统、人体健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加深远，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不仅直接影响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生产，同时也影响到下一代的生存发展空间。生态环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当前生态、资源、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和政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甚至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在世界上的地位。
全球生态系统年提供的价值超出人们的预料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联合国启动了为期4年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包括中国在内的95个国家的1300多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工作。评估的结果是，全球生态系统60％的服务功能发生了退化。评估的结论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总体需求已经透支，在1980年前后第一次超过了地球再生能力，到1999年已超过地球再生能力的20％，已经产生了赤字。如果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不能保持的话，那么将来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在这种背景下，生态建设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考虑，过去对生态状况的评价往往是定性的论述较多，定量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还非常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量研究与监测，这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李文华院士指出，经专家测算，1997年全球生态系统(包括海岸、湿地、森林、湖泊河流、草地、农田等)提供的服务价值高达33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NP(国民生产总值)的1.8倍，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
北京的应对之策
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
目前，关于生态系统多种服务功能包括的范围，还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有些专家提出了17项功能，有的提出6项功能，由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评估采取的指标不同、计算方法不同、理论依据和基础研究也不同，所以得出的结果很难说谁对谁错。
李文华院士介绍，在这方面我国许多部门和专家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林业系统的工作取得了较为重要的进展。经计算，我国森林每年涵养水源量近5000亿立方米，相当于12个三峡水库的库容量：每年固持土壤量70亿吨，相当于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减少了730吨的土壤流失；每年固碳3.59亿吨(折算成吸收CO为13.16亿吨，其中土壤固碳0.58亿吨)，释氧量12.24亿吨，提供负离子1.68×1027个，吸收二氧化硫297.45亿千克，吸收氟化物10.81亿千克，吸收氨氧化物15.13亿千克，滞尘50014.13亿千克。6项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合计每年超过10万亿元，相当于全国GDP总量的1／3。这次评估把通用的计算方法和大量的森林调查数据结合起来，在方法上有了重要突破。但由于我们对森林与生态相关的基础研究还不够，以及鉴于森林类型的多样性和森林生长发育全过程的复杂性，今后还有改进的余地。
如果北京市能针对这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非常有意义，不仅能对北京的生态建设和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而且在全国能起到带头作用。建议对北京每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定量的跟踪研究，用具体的指标来评估北京的生态环境到底是改善还是退化了?到底改善了多少?退化了多少?而不是笼统地说造了多少林，或者在生态方面投入了多少资金。生态服务功能的研究，要从过去的定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投入一些经费，进行深入研究。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及一系列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政策措施的出台，有力地推进了生态状况的改善。但实践中有关生态建设的经济政策严重短缺，导致了受益者无偿占有生态效益，保护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激励；破坏者未能承担破坏生态的责任和成本，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经济赔偿。这不仅使中国的生态保护面临困难，也影响了地区间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因此，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以调整相关利益方在生态及其经济利益上分配关系，促进生态和环境保护，促进城乡产、地区间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尤其是随着“生态赤字”的日益扩大，要求实施“生态补偿”的呼声越来越高。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就意味着环境使用从“无价”到“有价”的转变。
李文华院士指出，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不只是解决生态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协调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关系到农民怎样才能富裕起来。一般来讲，上游，或者城市周边地区是比较贫穷的一些乡村居民，他们对保护环境做了贡献，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而生态效益，不仅在本地体现，在北京市或者下游地区也有体现，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不公平恰好是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中要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北京都市生态农业模式探索
北京的农业，如果单纯从农业本身的市场价值来说，农业在北京的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是它的作用非常大。北京如果没有农田、林地、草地、湿地等这些生态系统，北京就不会是今天的北京。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当前的市场价值来衡量生态系统在北京的地位。
温总理强调，现代农业就是高效的生态农业。如何把生态农业的技术、模式和人民的文化生活结合起来，创造新型的、适合中国的模式，这方面要加强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以农业科技为支撑，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不仅明确了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重点，而且制定了一系列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政策和措施，都市农业发展已初具规模，获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对促进城乡互动，进行新农村建设开拓了思路。
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已初具规模，特别是观光休闲农业发展迅速，设施农业也有了较大发展，高新技术不断推进农业生产变革，农民增收成效显著。都市农业的发展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希望北京在这方面做出更加有益的探索。
着力打造“生态北京”
李文华院士指出，从科学发展观来讲，我们应该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对待。城市就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各个部门之间相互联系、制约。要把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的发展。中国在城市建设方面有一些很好的理念，但我们做得还不够，还要下更大的力气。
近年来，以生态省、生态市建设为载体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建设已经在华夏大地迅速扩展，中国现在有14个省提出要建设生态省，如何建设好生态省?专家帮助各个省作出了整体的生态规划，体现了生态环境、生态产业和生态文化的相互关系，并且体现出中国特色，只要长期坚持，我们的努力就能得到回报。
北京能不能打出“生态北京”的旗帜?这样的话，不仅对整个北京的可持续发展起作用，而且给中国在世界上树立一个榜样。中国底子薄，生态环境本来很脆弱，加上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对环境保护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受到了很多指责，其实中国在生态保护方面这些年做了大量的工作，要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北京力争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生态保护的一个窗口。
另外，我国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大家都在说，现在我国很多地方用牺牲环境为代价支撑现在经济的发展。有关方面应该真正拿一个地方做例子，好好研究自然资源的产出比例。
前一段时间，姜春云同志出版过一本书——《欠了的债要还——人与自然和谐探索》，提到现在中国面临最危险的问题是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的短缺。这个问题如果不注意，将来很难真正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做生态城市的过程中间，我们要好好研究这个过程，而且这些方面的经验，不仅对于北京，对于其他城市，甚至对国际上都可以做出贡献。
现状：生态环境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
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李文华院士用“空前的创造力”和“超强的破坏性”作了概括。他指出，20世纪全球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180万亿美元，超过人类历史总和，而21世纪预计还将增长5～10倍。但同时，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冲击与对地球的破坏已超出自然平衡的能力。
李文华院士介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用短短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但同时我国的生态与环境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导致本应在不同阶段出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在短期内集中体现和爆发出来。目前，生态与环境的总体状况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与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生态与环境问题无论在类型、规模、结构还是性质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仅仅在排污总量的增加和生态破坏范围的扩大，而是生态与环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威胁和风险更加巨大，对生态系统、人体健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加深远，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不仅直接影响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生产，同时也影响到下一代的生存发展空间。生态环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当前生态、资源、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和政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甚至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在世界上的地位。
全球生态系统年提供的价值超出人们的预料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联合国启动了为期4年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包括中国在内的95个国家的1300多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工作。评估的结果是，全球生态系统60％的服务功能发生了退化。评估的结论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总体需求已经透支，在1980年前后第一次超过了地球再生能力，到1999年已超过地球再生能力的20％，已经产生了赤字。如果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不能保持的话，那么将来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在这种背景下，生态建设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考虑，过去对生态状况的评价往往是定性的论述较多，定量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还非常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量研究与监测，这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李文华院士指出，经专家测算，1997年全球生态系统(包括海岸、湿地、森林、湖泊河流、草地、农田等)提供的服务价值高达33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NP(国民生产总值)的1.8倍，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
北京的应对之策
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
目前，关于生态系统多种服务功能包括的范围，还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有些专家提出了17项功能，有的提出6项功能，由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评估采取的指标不同、计算方法不同、理论依据和基础研究也不同，所以得出的结果很难说谁对谁错。
李文华院士介绍，在这方面我国许多部门和专家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林业系统的工作取得了较为重要的进展。经计算，我国森林每年涵养水源量近5000亿立方米，相当于12个三峡水库的库容量：每年固持土壤量70亿吨，相当于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减少了730吨的土壤流失；每年固碳3.59亿吨(折算成吸收CO为13.16亿吨，其中土壤固碳0.58亿吨)，释氧量12.24亿吨，提供负离子1.68×1027个，吸收二氧化硫297.45亿千克，吸收氟化物10.81亿千克，吸收氨氧化物15.13亿千克，滞尘50014.13亿千克。6项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合计每年超过10万亿元，相当于全国GDP总量的1／3。这次评估把通用的计算方法和大量的森林调查数据结合起来，在方法上有了重要突破。但由于我们对森林与生态相关的基础研究还不够，以及鉴于森林类型的多样性和森林生长发育全过程的复杂性，今后还有改进的余地。
如果北京市能针对这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非常有意义，不仅能对北京的生态建设和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而且在全国能起到带头作用。建议对北京每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定量的跟踪研究，用具体的指标来评估北京的生态环境到底是改善还是退化了?到底改善了多少?退化了多少?而不是笼统地说造了多少林，或者在生态方面投入了多少资金。生态服务功能的研究，要从过去的定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投入一些经费，进行深入研究。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及一系列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政策措施的出台，有力地推进了生态状况的改善。但实践中有关生态建设的经济政策严重短缺，导致了受益者无偿占有生态效益，保护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激励；破坏者未能承担破坏生态的责任和成本，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经济赔偿。这不仅使中国的生态保护面临困难，也影响了地区间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因此，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以调整相关利益方在生态及其经济利益上分配关系，促进生态和环境保护，促进城乡产、地区间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尤其是随着“生态赤字”的日益扩大，要求实施“生态补偿”的呼声越来越高。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就意味着环境使用从“无价”到“有价”的转变。
李文华院士指出，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不只是解决生态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协调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关系到农民怎样才能富裕起来。一般来讲，上游，或者城市周边地区是比较贫穷的一些乡村居民，他们对保护环境做了贡献，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而生态效益，不仅在本地体现，在北京市或者下游地区也有体现，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不公平恰好是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中要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北京都市生态农业模式探索
北京的农业，如果单纯从农业本身的市场价值来说，农业在北京的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是它的作用非常大。北京如果没有农田、林地、草地、湿地等这些生态系统，北京就不会是今天的北京。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当前的市场价值来衡量生态系统在北京的地位。
温总理强调，现代农业就是高效的生态农业。如何把生态农业的技术、模式和人民的文化生活结合起来，创造新型的、适合中国的模式，这方面要加强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以农业科技为支撑，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不仅明确了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重点，而且制定了一系列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政策和措施，都市农业发展已初具规模，获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对促进城乡互动，进行新农村建设开拓了思路。
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已初具规模，特别是观光休闲农业发展迅速，设施农业也有了较大发展，高新技术不断推进农业生产变革，农民增收成效显著。都市农业的发展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希望北京在这方面做出更加有益的探索。
着力打造“生态北京”
李文华院士指出，从科学发展观来讲，我们应该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对待。城市就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各个部门之间相互联系、制约。要把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的发展。中国在城市建设方面有一些很好的理念，但我们做得还不够，还要下更大的力气。
近年来，以生态省、生态市建设为载体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建设已经在华夏大地迅速扩展，中国现在有14个省提出要建设生态省，如何建设好生态省?专家帮助各个省作出了整体的生态规划，体现了生态环境、生态产业和生态文化的相互关系，并且体现出中国特色，只要长期坚持，我们的努力就能得到回报。
北京能不能打出“生态北京”的旗帜?这样的话，不仅对整个北京的可持续发展起作用，而且给中国在世界上树立一个榜样。中国底子薄，生态环境本来很脆弱，加上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对环境保护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受到了很多指责，其实中国在生态保护方面这些年做了大量的工作，要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北京力争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生态保护的一个窗口。
另外，我国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大家都在说，现在我国很多地方用牺牲环境为代价支撑现在经济的发展。有关方面应该真正拿一个地方做例子，好好研究自然资源的产出比例。
前一段时间，姜春云同志出版过一本书——《欠了的债要还——人与自然和谐探索》，提到现在中国面临最危险的问题是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的短缺。这个问题如果不注意，将来很难真正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做生态城市的过程中间，我们要好好研究这个过程，而且这些方面的经验，不仅对于北京，对于其他城市，甚至对国际上都可以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