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南北地区在经济总量、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均存在发展差距，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南北地区发展差距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产业发展路径锁定效应和要素资源约束趋紧的影响。
　　要推动南北区域协调发展，应采取“精准滴灌”式支持政策，大力推动北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和产业转型升级，着力降低北部地区的要素成本，强化南北地区产业协同发展。

南北分化趋势

　　在经济规模方面，北部地区GDP总量不到南部地区的七成，南北差距有所扩大。
　　从GDP总量来看，2018年，北部地区15省（区、市） GDP总和为351978.34亿元，南部地区16省（区、市，不含港澳台地区）GDP总和为562729.29亿元。北部地区GDP总和只有南部地区的62.5%、全国GDP的39.1%。据测算，2018年北部地区的人均GDP为60396.7元，低于全国均值的64644元，南部地区人均GDP为69194.1元，南、北部地区人均GDP相差约8797.4元。从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看，南部地区增速高于北部地区。2018年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6.2%，南部地区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西藏11个省（区）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安徽、福建、贵州、云南、西藏5个省份规上工业增加值更是实现9.0%以上的增速。北部地区只有内蒙古、辽宁、河南、陕西、青海和宁夏6个省（区）的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基础不错的京津冀地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值。

　　在产业结构方面，北部地区能源化工比重较大，南部地区接续产业发展较好，北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长期以来，北部地区工业经济中的重化工比例较高，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更依赖能源、重化工业。从行业看，2018年全国焦炭产能的50.5%分布在山西、河北、陕西和山东;2018年北部地区粗钢产量占到全国产量的60.3%。从典型省份产业结构看，2018年，山西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9252.1亿元，其中，能源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224.4亿元，占比高达58.3%;辽宁省规上工业增加值中，石化工业和冶金工业合计占比达46.4%。反观南部地区，经济占比大的省份，新兴产业发展较好。2018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制造业中，高技术、高新技术、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占规上工业的12.8%、51.3%、40.7%、29.6%。
　　在产业创新方面，南部地区创新投入多，北部地区技术输出多，南部地区的技术吸纳能力高于北部地区。
　　从研发总投入看，2017年南部地区R&D经费投入11132.5亿元，北部地区仅投入6473.6亿元，只有南部地区的58.2%;人均R&D投入方面，南部地区为1379元，高于北部地区的1114.1元。从发明专利授权数看，南部地区共获授权205473件，北部地区为114769件，南部获授权数是北方的1.8倍。显然，南部地区的研发投入和产出均高于北部地區。从技术交易情况看，2017年北部地区输出技术成交额7746.01亿元，吸纳技术成交额5303.62亿元，技术净输出金额（即输出技术成交额?吸纳技术成交额）为2442.39亿元，南部地区输出技术成交额5170.19亿元，吸纳技术成交额6500.65亿元，技术净输入金额（即输出技术成交额?吸纳技术成交额）为1330.46亿元，从二者的技术交易数据不难看出南部地区的技术吸纳能力高于北部地区。
　　在对外开放方面，南部地区进出口额是北部的4倍多，南部地区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明显高于北部。
　　从进出口数据看，2014～2018年南部地区进出口贸易额基本在3万亿美元上下波动，北部地区进出口贸易额最高年份也不到1.25万亿美元，南部地区进出口额是北部的近3倍。从单个省市看，2018年，北部地区有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河南、陕西6省市进出口额超500亿美元，南部地区则有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湖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10省区市进出口额超过500亿美元。从吸引外商投资额来看，根据公开数据计算，2017年南部地区各省（区、市）实际利用外资1596.7亿美元，人均利用外资197.8美元;北部地区各省（区、市）实际利用外资1013.6亿美元，人均利用外资174.5美元，南、北部地区利用外资水平差距也较大。

北方为何相对落后

　　从历史因素看，南部地区对外开放早于北部地区，取得了先发优势。
　　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然后才渐次开放内陆地区。从1980年中央率先设立的深圳、厦门、汕头、珠海四大特区到1999年开放内陆大部分地区，时间前后相差19年。另外，率先开放的东南沿海地区，在外资利用、对外贸易、技术引进与积累、基础设施、产业集聚发展、营商环境等方面形成了先发优势，吸引北部地区人才、资金、技术等“孔雀东南飞”。以人口变化为例，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显示，2005-2010年期间，长三角地区、广东、京津地区，分别净迁入1453万人、1226万人、471万人，占省级合计净迁入量的91.8%。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前经济南强北弱分化的局面。
　　从产业发展路径看，北部地区对自然资源和重化工产业的依赖与锁定，延迟了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北部地区经济基本呈现资源输出型特征，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能源、原材料及装备市场需求旺盛，利好于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北部地区，南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差并不明显。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北部地区要素驱动发展的态势并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如2018年，北方省份钢材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达58.7%。在调结构、去产能的大背景下，产业发展呈疲软态势。

　　从企业活力看，北部地区营商环境整体不如南部地区，市场主体活力不够强。
　　受国际化人才、管理理念等因素影响，北部大部分地区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相对滞后，整体不如南部地区，导致市场主体发展不充分，活力不强。表现之一是引资和外贸渠道不畅，波动较大。表现之二是企业投资意愿不强。
　　以2018年工业投资为例，北部地区中有9个省市同比出现下滑，而南部地区只有三个省出现下降。北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导致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推进南北协同发展

　　一是推动北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加大内地陆路口岸开放，促进北部地区對外贸易发展;放宽外资投资限制，提升利用外资规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特别是北部地区沿线省（区、市）企业“走出去”，带动沿线贸易扩大，支持北部地区提升中欧班列运营水平，以运输通道优势带动对外贸易发展。推动南北地区经贸合作，发挥南部地区的人才、管理、贸易渠道优势，助力北部地区贸易发展。
　　二是推动北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对北部创新资源薄弱地区的投入，设立战略性创新研究中心，促进创新资源聚集。对一些基础创新能力高、产业转化水平低的地区，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加快能源市场改革，在电力生产地建立用电价格与新兴产业发展水平挂钩机制，通过降低能源富集地区的电力供应价格来带动该地区新兴产业发展。
　　三是着力降低北部地区的要素成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强化北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加快物流基地建设，提升物流信息化水平，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借数据中心向西北部地区转移布局之际，加大北部地区信息通信设施的投资，提升北部地区的信息互联互通水平，降低信息消费成本。
　　四是强化南北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开展各省（区、市）生产制造能力评估，科学评测各地的发展能力，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产业发展政策。大力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协同，发挥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欠发达地区的营商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强化南北地区的产业对接，推动发达地区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有序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