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古远兴（1917—2011），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人，正军职离休干部。历任毛泽东警卫员、警卫队队长，中央军委后勤部中央警备团副参谋长，警卫一師参谋长、副师长，公安中央纵队二师副参谋长，公安部中央警卫团副团长。1966年至1981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等职，第五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毛主席让警卫战士学识字
在延安，文化是我们警卫战士最头痛的事情。你想，都是穷苦人家出身，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去读书。所以，绝大多数警卫战士是文盲，包括我（古远兴）这个队长在内。那时我是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的队长，负责保卫毛主席，所以和毛主席很熟。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小古呀，什么学校毕业？”
我回答：“我不识字呢。”
在一边的王震吃惊地问：“你不识字，那你怎么当的警卫队长哟？”
“当队长好当，”我说，“唱名字的任务是文书的事，我只管讲话。”
“你讲什么话呢？”毛主席很感兴趣地问。
“我讲大生产。”
“讲多长时间？”
“15分钟。”
“噢？”毛主席大吃一惊，“我讲大生产讲了一天半，你15分钟就讲完了，有本事！”
“我就讲谁生产好，谁挖石头多。”
毛主席笑了：“小古啊，我要交一个任务给你，你一天给我交上来五个字。”
“哎呀，主席，我可交不了这么多，一天交给你一个字差不多，要不交两个？”
“那不行，起码交五个。”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
“有这样的指导老师吗？”我暗自嘀咕着，却不得不接受这个“金箍”。
从此，不仅仅是作为队长的我，就是我手下的每一个警卫战士也得交任务了，每天交三个字或四个字，而我必须交五个。
毛主席对警卫战士学文化非常重视，但他太忙，委托李克农抓我们。毛主席的秘书以及江青也都帮助我们战士学文化，但主要是李克农。李克农不怎么抓别人，专门抓我，抓得可紧了，每天必须交五个字，少交一个字也不行。后来李克农专门从西安买来油光纸的四方块字，新的送来，旧的退回，每天必须过关。
交了一个多月的字后，我慢慢有了几百字的本钱，也就有了兴趣，爱学习了，不用再督促。慢慢我有了文化，经验什么的也就积累多了，工作也越干越顺手。
我们警卫队的所有干部战士都利用业余时间认了不少字。像张思德在墙上用白石头写标语“解放全中国”，让饲养班来学习认字。我记得张思德用桦树皮做成笔记本，送给班里每个战士两本，还给他们每人半支铅笔。
邻班一个姓刘的战士不好好学习，一天拿个篮球玩。张思德叫他好好学习，说青年要适应党的需要。小刘说：“你又不是我班长，管不着。”张思德送给他桦树皮本子，也给他铅笔，帮他认字。背柴的时候，张思德背100多斤，走30里路，回来放下，又去接小刘。小刘背的那几根柴，老鸦一爪子就抓走了。后来，小刘学习工作都有进步，说：“张班长，你也是我的班长。”
张思德帮助别人学习，自己学习更加努力。他把木头削尖，利用上山砍柴背柴的休息时间在地上写字。一字不识的张思德牺牲前也能写点墙报之类的东西了。而我们警卫队不少人都能写小的调查报告了。
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很高兴。
“前方打仗死人没办法，后方生产劳动死人不应该”
那时候，学习文化是业余的事情。我们警卫队除了警卫任务，主要是生产劳动。延安很穷，公家手里没有东西来供给，必须自己生产自己吃，毛主席的警卫队也不例外，每年要交五担谷子的公粮。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他的任务由我们警卫队包了。江青也有生产任务，她要交三担粮食，她用织毛衣代替。织毛衣这活儿警卫队代兼不了，就由她自己干。
那时候的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都是自己生产自己吃，没人给钱给粮食。一个人一包饭，干部三两，女同志二两。我要吃整整三包饭才能饱，没油没肉没有盐，光啃煮米饭了。我家里专门给我寄点盐来。在延安，一块现洋连一两盐也买不到。前方部队可以随便吃，打一个胜仗就有肉。后方不行，后方是哪个生产单位搞得好，哪个单位就有饭吃。警卫队的骑兵连是地主一级的，公家给他们一些饲料，就可以转变一下，养猪什么的，再加上种菜、烧炭，伙食就相当有水平。
开七大的时候，全国各个解放区的代表云集延安，因此，从前方带来了不少警卫员。于是，就组织了100多人去深山里烧炭，冬天取暖用。因为他们没有烧炭技术，我们警卫队调了三个同志去当技师，两个四川人，一个陕北人。其中一个四川人叫张思德。
张思德烧炭在土黄沟，那里是深山老林，至今仍不通车。张思德牺牲那天是1944年9月5日，天空飘着小雨。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炭窑上边的山全部垮了下来，三个人全被压在里面。出炭时窑口小，又热，往外直冒一米多长的蓝火焰，每次都是张思德在里面的时间最长。这次又是他在最里面。
我向毛主席汇报。到中午12点，毛主席放下手中的笔，问我：“抢救出来了没有？”我说：“没有。”毛主席摆摆手，沉痛地说：“不行啦。”一阵沉默，毛主席又问：“窑为什么会塌下来？在什么地方打的窑？”我说：“半山坡上。”“半山坡？”毛主席疑惑地问，“你去过没有？”“我没有去过，离不开。”“土上长什么草？”“蒿子草，长了十几年了。还有台田草爬那么长。”我比画了一下。“哦，蒿子草。”毛主席又问，“什么树？”“都是几十年的独立树，杨树也长了十几年。”
“这个地方，炭窑烟囱的地方，你们没调查研究？”“你有官僚主义。”毛主席说。“我哪有官僚主义，离不开嘛。”我话是这么说，但还是急得团团转。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太阳偏西了，山沟也开始凉了，终于抢救出来两个战士，只有张思德一个人牺牲了。
报告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久久没有说话，默默地点上了一支香烟。良久，他才慢慢地说：“前方打仗死人没办法，后方生产劳动死人不应该。”毛主席说：“要洗干净，买个好棺木。准备用什么棺木啊？”
毛主席让警卫战士学识字
在延安，文化是我们警卫战士最头痛的事情。你想，都是穷苦人家出身，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去读书。所以，绝大多数警卫战士是文盲，包括我（古远兴）这个队长在内。那时我是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的队长，负责保卫毛主席，所以和毛主席很熟。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小古呀，什么学校毕业？”
我回答：“我不识字呢。”
在一边的王震吃惊地问：“你不识字，那你怎么当的警卫队长哟？”
“当队长好当，”我说，“唱名字的任务是文书的事，我只管讲话。”
“你讲什么话呢？”毛主席很感兴趣地问。
“我讲大生产。”
“讲多长时间？”
“15分钟。”
“噢？”毛主席大吃一惊，“我讲大生产讲了一天半，你15分钟就讲完了，有本事！”
“我就讲谁生产好，谁挖石头多。”
毛主席笑了：“小古啊，我要交一个任务给你，你一天给我交上来五个字。”
“哎呀，主席，我可交不了这么多，一天交给你一个字差不多，要不交两个？”
“那不行，起码交五个。”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
“有这样的指导老师吗？”我暗自嘀咕着，却不得不接受这个“金箍”。
从此，不仅仅是作为队长的我，就是我手下的每一个警卫战士也得交任务了，每天交三个字或四个字，而我必须交五个。
毛主席对警卫战士学文化非常重视，但他太忙，委托李克农抓我们。毛主席的秘书以及江青也都帮助我们战士学文化，但主要是李克农。李克农不怎么抓别人，专门抓我，抓得可紧了，每天必须交五个字，少交一个字也不行。后来李克农专门从西安买来油光纸的四方块字，新的送来，旧的退回，每天必须过关。
交了一个多月的字后，我慢慢有了几百字的本钱，也就有了兴趣，爱学习了，不用再督促。慢慢我有了文化，经验什么的也就积累多了，工作也越干越顺手。
我们警卫队的所有干部战士都利用业余时间认了不少字。像张思德在墙上用白石头写标语“解放全中国”，让饲养班来学习认字。我记得张思德用桦树皮做成笔记本，送给班里每个战士两本，还给他们每人半支铅笔。
邻班一个姓刘的战士不好好学习，一天拿个篮球玩。张思德叫他好好学习，说青年要适应党的需要。小刘说：“你又不是我班长，管不着。”张思德送给他桦树皮本子，也给他铅笔，帮他认字。背柴的时候，张思德背100多斤，走30里路，回来放下，又去接小刘。小刘背的那几根柴，老鸦一爪子就抓走了。后来，小刘学习工作都有进步，说：“张班长，你也是我的班长。”
张思德帮助别人学习，自己学习更加努力。他把木头削尖，利用上山砍柴背柴的休息时间在地上写字。一字不识的张思德牺牲前也能写点墙报之类的东西了。而我们警卫队不少人都能写小的调查报告了。
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很高兴。
“前方打仗死人没办法，后方生产劳动死人不应该”
那时候，学习文化是业余的事情。我们警卫队除了警卫任务，主要是生产劳动。延安很穷，公家手里没有东西来供给，必须自己生产自己吃，毛主席的警卫队也不例外，每年要交五担谷子的公粮。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他的任务由我们警卫队包了。江青也有生产任务，她要交三担粮食，她用织毛衣代替。织毛衣这活儿警卫队代兼不了，就由她自己干。
那时候的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都是自己生产自己吃，没人给钱给粮食。一个人一包饭，干部三两，女同志二两。我要吃整整三包饭才能饱，没油没肉没有盐，光啃煮米饭了。我家里专门给我寄点盐来。在延安，一块现洋连一两盐也买不到。前方部队可以随便吃，打一个胜仗就有肉。后方不行，后方是哪个生产单位搞得好，哪个单位就有饭吃。警卫队的骑兵连是地主一级的，公家给他们一些饲料，就可以转变一下，养猪什么的，再加上种菜、烧炭，伙食就相当有水平。
开七大的时候，全国各个解放区的代表云集延安，因此，从前方带来了不少警卫员。于是，就组织了100多人去深山里烧炭，冬天取暖用。因为他们没有烧炭技术，我们警卫队调了三个同志去当技师，两个四川人，一个陕北人。其中一个四川人叫张思德。
张思德烧炭在土黄沟，那里是深山老林，至今仍不通车。张思德牺牲那天是1944年9月5日，天空飘着小雨。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炭窑上边的山全部垮了下来，三个人全被压在里面。出炭时窑口小，又热，往外直冒一米多长的蓝火焰，每次都是张思德在里面的时间最长。这次又是他在最里面。
我向毛主席汇报。到中午12点，毛主席放下手中的笔，问我：“抢救出来了没有？”我说：“没有。”毛主席摆摆手，沉痛地说：“不行啦。”一阵沉默，毛主席又问：“窑为什么会塌下来？在什么地方打的窑？”我说：“半山坡上。”“半山坡？”毛主席疑惑地问，“你去过没有？”“我没有去过，离不开。”“土上长什么草？”“蒿子草，长了十几年了。还有台田草爬那么长。”我比画了一下。“哦，蒿子草。”毛主席又问，“什么树？”“都是几十年的独立树，杨树也长了十几年。”
“这个地方，炭窑烟囱的地方，你们没调查研究？”“你有官僚主义。”毛主席说。“我哪有官僚主义，离不开嘛。”我话是这么说，但还是急得团团转。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太阳偏西了，山沟也开始凉了，终于抢救出来两个战士，只有张思德一个人牺牲了。
报告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久久没有说话，默默地点上了一支香烟。良久，他才慢慢地说：“前方打仗死人没办法，后方生产劳动死人不应该。”毛主席说：“要洗干净，买个好棺木。准备用什么棺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