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兰池军完全就是一个老大哥的形象，话语中不时出现的“俺爹俺娘”让听的人心里也暖烘烘的。
就是这样一个河北汉子，从基层检察院干起，曾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家单位联合记个人一等功，此外还五次荣记二等功，四次荣记三等功，先后被评为“中国优秀青年卫士”，“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杰出青年卫士”，“张家口市十大杰出青年”等。
这样的成就如何取得？用兰池军的话讲：意识决定境界。
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把握大局
《方圆》：你说的意识是指什么意识？
兰池军：就是大局观意识。
《方圆》：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大局观的？
兰池军：我刚开始工作是没有的，就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根本想不到这些。
2000年中纪委在办理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和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6·25专案”时，我被借调过去参与承办。这种大型案件涉及单位多、涉案官员级别高、证据繁杂，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我就跟着中纪委、高检院、省院的同志学习了不少东西，在实践中感觉一下子入道了。这个道就是指“用大局观去办案”。
《方圆》：大局观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有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空泛，能解释一下大局观的具体含义吗？
兰池军：我们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办案不能仅仅只是就案说案，要放在整体的社会环境中去综合衡量，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个就需要我们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利益、推动体制建设等多个方面去做工作。
《方圆》：能谈谈你是怎么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把握各种因素的吗？
兰池军：先说“社会稳定”吧。贪腐案件涉及的都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这样的单位，查办一名犯罪嫌疑人，可能牵涉成百上千人的生活，就要考虑怎么在保证现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将案件成功查办。
譬如2009年，我们立案查办张家口市桥西区教育局长受贿案。这名局长在传闻中“专横跋扈、非常贪婪”。经过初查，我们确定了两个突破口：一个是孩子都想上好学校，学生上学家长找他送钱；另一个就是教师调动，老师们都希望去好学校，地位高，待遇高，调动就得给这位局长送钱。我们刚开展工作，就查出了几百万的非法所得。
但继续查下去问题来了：要想查明这名局长收受贿赂的来龙去脉，就需要传唤大批的家长、教师。而当时正值中考和小考，桥西区又是我们市里面教育大区，传唤不当就会引起这些人的思想混乱，进而影响参加中考小考的学生。
因此我们就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主要审讯局长本人，让他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在取证的时候，我们动员当地纪委和教育部门、学校配合。结果后来取证工作很顺利，各个学校工作人员也很平稳，当年的中考、小考成绩还创了一个大丰收。这就是既惩治了腐败，打击了重点犯罪，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将涉农贪腐案的赃款返还给农民
《方圆》：对群众利益的保障体现在哪些方面？
兰池军：就是我们查办腐败案件要时时刻刻想着怎样让老百姓从这个过程中受益，而不是人一抓、赃款一追回就行。
我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河北是农业大省，张家口又是农业大市，农民多，农民在张家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很多方面都有农业补贴，有的村官就动心思盘算这些利益。这些村官的贪腐案有一些共同点：级别低、贪污为主、数额一般不会特别大，相对的办案难度也低。
但办理这类案件多了，我发现“小”村官贪污的钱虽然在我们看来不算“大案”，但这些钱大都是各类的补偿款、惠农补贴等，对很多农民的生产、生活却特别重要。在认识上升到这一层面后，我就提出一个理念：全力追赃，全额返还。
《方圆》：是指将赃款返还到农民手里吗？
兰池军：是的。我们的做法是把这些钱全部还到老百姓手里，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农民。因为检察机关查办了多少人，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不疼不痒的，当你查完后，把老百姓该得的利益补上了，让他切切实实感受到公平正义。我觉得这就是反贪工作要保障群众利益的大局。
办一个案子，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方圆》：你前边还提到大局观办案要推动体制建设，这个跟咱们反贪部门办案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兰池军：每一个案子都能反映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系统如果出现了窝案，就说明系统有了毛病，需要治疗。所以，反贪能够通过办一批案子，推动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方圆》：有这样的例子吗？
兰池军：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是关于改变药品价格虚高机制方面的检察建议。这源于之前我们院查办的一起医疗系统窝案。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光是立案的就有30多人，涵盖了医院院长、药剂科长等管理人员。
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上，要经历几道管卡，最后有几十倍的差价。在这一系列涨价当中，各个当事方都希望药价高：医院想用高价药品赚钱，医生想开高价药品抽取回扣，药商想卖高价药品获取利益，所有人都是高药价推手，唯独买单的患者没有话语权。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检察机关查办案件，发现各环节暴露出的问题，从而去推动降低药价，给老百姓实惠？
《方圆》：你们是怎么做的？
兰池军：分几个步骤。首先我们走访了市卫生局、药监局、工商局、有关医院以及了几个县区主管领导和卫生局长。在此基础上，我们准备下一步提出一份检察建议，不是一般性的堵塞漏洞、健全管理的建议，而是涉及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建议，供上级决策参考。
“老虎”和“苍蝇”哪个更重要
《方圆》：如何看待当前的反贪形势？
兰池军：以前我们的总体思路是遏制腐败势头，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实情况：一是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二是案件数量越来越多，三是犯罪主体延伸越来越宽。犯罪主体一方面往“老虎”方面延伸，另一方面往比“苍蝇”还小的蚁贪上延伸。我们曾经办理过一起案件，一名团委干部在订少儿报纸的事情上都要捞好处，贪腐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因此中央下了一个结论叫形势“依然严峻”，这个结论是客观的。 有些人就会问了：这些年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怎么还会这样？过去是重在治本，加强制度建设，现在重在治标，这是中央提出的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如果一百人犯罪，查处了九十个，那么人们就知道犯罪风险在加大，侥幸心理就淡了。我们一线办案人员有句口头语叫“露头就打”，最近媒体常提的对腐败“零容忍”，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方圆》：具体到张家口市，贪腐类案件的特点是什么？
兰池军：最大的特点就是涉农案件多，小案件多。现在中央不是在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么，实际上“苍蝇”是飞在群众身边的，更要勤打。
《方圆》：打“老虎”和“苍蝇”哪个更重要？
兰池军：从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上考虑，一样重要。但在张家口意义不一样，我们是基层，更多的是在打苍蝇，打苍蝇更直接，老百姓感受更深切。我认为对张家口地区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案件也要求按照精品案的标准来办。
有灵魂的团队感觉不到累
《方圆》：目前反贪工作人手短缺吗？
兰池军：人手短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检察机关从恢复重建到现在，业务部门增加很少，综合部门却增加了很多，种种原因导致编制紧张。但就好像我们作为执法者不能去改变法律一样，我们的职责是忠实地执行法律，当队伍机制现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职责是想办法优化组合起来，尽可能把战斗力挖掘出来，而不是叫苦连天，诉说人手不够。
我做反贪局长以来，有三不提倡，不提倡说缺人就是其中之一。
《方圆》：另外两个不提倡是什么？
兰池军：一个是不提倡自摸线索。过去觉得案源少，鼓励办案人员摸线索。现在为了维护办案的公正性，我们不太鼓励这样做，因为这样会有倾向性，检察权容易被利用，把握不好检察机关的公信力会遭到质疑。现在的做法是摸到有价值的线索，统一汇报统一分配，让其他同事去办，减少办案随意性，以维护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方圆》：还有一个不提倡是什么？
兰池军：不提倡讲辛苦。过去干警们总结工作的时候总说行程多少万里，加班多少天，组卷多少册，好像这些能反映工作量。其实这应该是反贪工作的常态，就像一个农民要种好地，一个学生要学好知识，必然要去努力付出，而且反贪工作的特点就决定了连续作战的状态，就需要有行程、加班、组卷。所以我觉得这是工作境界的一种锻炼。
我常说，反贪工作就像做蛋糕，每一个人在这个蛋糕中的贡献率多大，都要自己思考一下。这并不是一味讲高度，而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困难，组织又解决不了，就只能因地制宜挖潜力，用好现有的，再讲别的。人得有一种坚持，一个队伍得有一种坚持，团队若没有灵魂，队伍再庞大也是散沙一片，有了灵魂，有工作成果在那里激励，就不感觉到累。
三问兰池军：人生如何超越苦难
《方圆》：在外人看来你如今也算“功成名就”。一路走来，是否遇到过坎坷？
兰池军：工作上很顺利，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打击就是，老娘三年前病重，至今还在医院昏迷不醒，这对我是撕心裂肺的痛。我是农民的孩子，自己感觉本分厚道，在俺娘没病的时候，觉得对老人可孝顺了，自己还挺得意，但是当老人真的昏迷不醒了，才感觉到过去没有一件事做好的，子欲养而亲不在是最痛苦的事。
有苦闷的时候，我释放压力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山。张家口附近的山，每个山头我都去过。我们老家是一个很穷的小山村，一个人在老家山头上呆一会儿，看看这山山水水，马上就释然了。现在只要有休息时间，就陪着俺爹回去转转看看，到山上了，什么都不想，只看看，内心就感动得想掉眼泪。很贫瘠的一块土地，但就是特别的厚重。
《方圆》：反贪工作中可曾遇到困惑？
兰池军：执法实践中遇到情与法的冲突还是最难处理的。曾经办过这样一个案子，某乡财政所的一个工作人员，利用一个可以全额报销医药费的老革命的名义套出几万元钱来。当时觉得他行为恶劣，要坚决打击。后来一查钱干什么去了？原来是给他老爹做心脏手术。这个案子办得痛苦，在强制手段上拘留还是取保，非常为难，很折磨。还有办案要拘留的时候，正赶上孩子要高考，这种人道主义之情和法律冲突，让人很难决策。
《方圆》：读过印象最深刻的书是什么？
兰池军： 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那本书是我看的所有的小说中，印象最深刻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本身是基督教里一个圣者的名字，他把一个人从出生一直到死亡，人生历程当中所能经历的苦难和荣耀，全部在一个人身上反映出来了。它的文字特别优美，虽然没有故事情节，但是每一段都会给人一个启迪，教你面对一个苦难，怎么经历，怎么超越，不像杰克·伦敦写那种与自然去搏斗的荡气回肠，但是始终给你一种信念在顽强在战胜自己，然后成为一个圣者。这本书我读了很多很多遍，给人力量上的支撑特别强大。此外，韩非子的辩证思维对我的启迪也很多。比如《说难》，告诉我们在沟通协调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在于你说得有多好，而在于你说的对方听进去了没有，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论。落在实际工作当中，就是如果讲课讲话，讲了半天同事们还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你肯定是不成功的，你得想办法让它入心入脑。
兰池军完全就是一个老大哥的形象，话语中不时出现的“俺爹俺娘”让听的人心里也暖烘烘的。
就是这样一个河北汉子，从基层检察院干起，曾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家单位联合记个人一等功，此外还五次荣记二等功，四次荣记三等功，先后被评为“中国优秀青年卫士”，“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杰出青年卫士”，“张家口市十大杰出青年”等。
这样的成就如何取得？用兰池军的话讲：意识决定境界。
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把握大局
《方圆》：你说的意识是指什么意识？
兰池军：就是大局观意识。
《方圆》：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大局观的？
兰池军：我刚开始工作是没有的，就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根本想不到这些。 2000年中纪委在办理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和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6·25专案”时，我被借调过去参与承办。这种大型案件涉及单位多、涉案官员级别高、证据繁杂，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我就跟着中纪委、高检院、省院的同志学习了不少东西，在实践中感觉一下子入道了。这个道就是指“用大局观去办案”。
《方圆》：大局观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有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空泛，能解释一下大局观的具体含义吗？
兰池军：我们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办案不能仅仅只是就案说案，要放在整体的社会环境中去综合衡量，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个就需要我们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利益、推动体制建设等多个方面去做工作。
《方圆》：能谈谈你是怎么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把握各种因素的吗？
兰池军：先说“社会稳定”吧。贪腐案件涉及的都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这样的单位，查办一名犯罪嫌疑人，可能牵涉成百上千人的生活，就要考虑怎么在保证现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将案件成功查办。
譬如2009年，我们立案查办张家口市桥西区教育局长受贿案。这名局长在传闻中“专横跋扈、非常贪婪”。经过初查，我们确定了两个突破口：一个是孩子都想上好学校，学生上学家长找他送钱；另一个就是教师调动，老师们都希望去好学校，地位高，待遇高，调动就得给这位局长送钱。我们刚开展工作，就查出了几百万的非法所得。
但继续查下去问题来了：要想查明这名局长收受贿赂的来龙去脉，就需要传唤大批的家长、教师。而当时正值中考和小考，桥西区又是我们市里面教育大区，传唤不当就会引起这些人的思想混乱，进而影响参加中考小考的学生。
因此我们就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主要审讯局长本人，让他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在取证的时候，我们动员当地纪委和教育部门、学校配合。结果后来取证工作很顺利，各个学校工作人员也很平稳，当年的中考、小考成绩还创了一个大丰收。这就是既惩治了腐败，打击了重点犯罪，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将涉农贪腐案的赃款返还给农民
《方圆》：对群众利益的保障体现在哪些方面？
兰池军：就是我们查办腐败案件要时时刻刻想着怎样让老百姓从这个过程中受益，而不是人一抓、赃款一追回就行。
我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河北是农业大省，张家口又是农业大市，农民多，农民在张家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很多方面都有农业补贴，有的村官就动心思盘算这些利益。这些村官的贪腐案有一些共同点：级别低、贪污为主、数额一般不会特别大，相对的办案难度也低。
但办理这类案件多了，我发现“小”村官贪污的钱虽然在我们看来不算“大案”，但这些钱大都是各类的补偿款、惠农补贴等，对很多农民的生产、生活却特别重要。在认识上升到这一层面后，我就提出一个理念：全力追赃，全额返还。
《方圆》：是指将赃款返还到农民手里吗？
兰池军：是的。我们的做法是把这些钱全部还到老百姓手里，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农民。因为检察机关查办了多少人，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不疼不痒的，当你查完后，把老百姓该得的利益补上了，让他切切实实感受到公平正义。我觉得这就是反贪工作要保障群众利益的大局。
办一个案子，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方圆》：你前边还提到大局观办案要推动体制建设，这个跟咱们反贪部门办案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兰池军：每一个案子都能反映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系统如果出现了窝案，就说明系统有了毛病，需要治疗。所以，反贪能够通过办一批案子，推动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方圆》：有这样的例子吗？
兰池军：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是关于改变药品价格虚高机制方面的检察建议。这源于之前我们院查办的一起医疗系统窝案。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光是立案的就有30多人，涵盖了医院院长、药剂科长等管理人员。
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上，要经历几道管卡，最后有几十倍的差价。在这一系列涨价当中，各个当事方都希望药价高：医院想用高价药品赚钱，医生想开高价药品抽取回扣，药商想卖高价药品获取利益，所有人都是高药价推手，唯独买单的患者没有话语权。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检察机关查办案件，发现各环节暴露出的问题，从而去推动降低药价，给老百姓实惠？
《方圆》：你们是怎么做的？
兰池军：分几个步骤。首先我们走访了市卫生局、药监局、工商局、有关医院以及了几个县区主管领导和卫生局长。在此基础上，我们准备下一步提出一份检察建议，不是一般性的堵塞漏洞、健全管理的建议，而是涉及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建议，供上级决策参考。
“老虎”和“苍蝇”哪个更重要
《方圆》：如何看待当前的反贪形势？
兰池军：以前我们的总体思路是遏制腐败势头，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实情况：一是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二是案件数量越来越多，三是犯罪主体延伸越来越宽。犯罪主体一方面往“老虎”方面延伸，另一方面往比“苍蝇”还小的蚁贪上延伸。我们曾经办理过一起案件，一名团委干部在订少儿报纸的事情上都要捞好处，贪腐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因此中央下了一个结论叫形势“依然严峻”，这个结论是客观的。
有些人就会问了：这些年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怎么还会这样？过去是重在治本，加强制度建设，现在重在治标，这是中央提出的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如果一百人犯罪，查处了九十个，那么人们就知道犯罪风险在加大，侥幸心理就淡了。我们一线办案人员有句口头语叫“露头就打”，最近媒体常提的对腐败“零容忍”，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方圆》：具体到张家口市，贪腐类案件的特点是什么？
兰池军：最大的特点就是涉农案件多，小案件多。现在中央不是在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么，实际上“苍蝇”是飞在群众身边的，更要勤打。
《方圆》：打“老虎”和“苍蝇”哪个更重要？
兰池军：从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上考虑，一样重要。但在张家口意义不一样，我们是基层，更多的是在打苍蝇，打苍蝇更直接，老百姓感受更深切。我认为对张家口地区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案件也要求按照精品案的标准来办。
有灵魂的团队感觉不到累
《方圆》：目前反贪工作人手短缺吗？
兰池军：人手短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检察机关从恢复重建到现在，业务部门增加很少，综合部门却增加了很多，种种原因导致编制紧张。但就好像我们作为执法者不能去改变法律一样，我们的职责是忠实地执行法律，当队伍机制现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职责是想办法优化组合起来，尽可能把战斗力挖掘出来，而不是叫苦连天，诉说人手不够。
我做反贪局长以来，有三不提倡，不提倡说缺人就是其中之一。
《方圆》：另外两个不提倡是什么？
兰池军：一个是不提倡自摸线索。过去觉得案源少，鼓励办案人员摸线索。现在为了维护办案的公正性，我们不太鼓励这样做，因为这样会有倾向性，检察权容易被利用，把握不好检察机关的公信力会遭到质疑。现在的做法是摸到有价值的线索，统一汇报统一分配，让其他同事去办，减少办案随意性，以维护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方圆》：还有一个不提倡是什么？
兰池军：不提倡讲辛苦。过去干警们总结工作的时候总说行程多少万里，加班多少天，组卷多少册，好像这些能反映工作量。其实这应该是反贪工作的常态，就像一个农民要种好地，一个学生要学好知识，必然要去努力付出，而且反贪工作的特点就决定了连续作战的状态，就需要有行程、加班、组卷。所以我觉得这是工作境界的一种锻炼。
我常说，反贪工作就像做蛋糕，每一个人在这个蛋糕中的贡献率多大，都要自己思考一下。这并不是一味讲高度，而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困难，组织又解决不了，就只能因地制宜挖潜力，用好现有的，再讲别的。人得有一种坚持，一个队伍得有一种坚持，团队若没有灵魂，队伍再庞大也是散沙一片，有了灵魂，有工作成果在那里激励，就不感觉到累。
就是这样一个河北汉子，从基层检察院干起，曾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家单位联合记个人一等功，此外还五次荣记二等功，四次荣记三等功，先后被评为“中国优秀青年卫士”，“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杰出青年卫士”，“张家口市十大杰出青年”等。
这样的成就如何取得？用兰池军的话讲：意识决定境界。
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把握大局
《方圆》：你说的意识是指什么意识？
兰池军：就是大局观意识。
《方圆》：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大局观的？
兰池军：我刚开始工作是没有的，就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根本想不到这些。
2000年中纪委在办理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和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6·25专案”时，我被借调过去参与承办。这种大型案件涉及单位多、涉案官员级别高、证据繁杂，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我就跟着中纪委、高检院、省院的同志学习了不少东西，在实践中感觉一下子入道了。这个道就是指“用大局观去办案”。
《方圆》：大局观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有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空泛，能解释一下大局观的具体含义吗？
兰池军：我们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办案不能仅仅只是就案说案，要放在整体的社会环境中去综合衡量，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个就需要我们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利益、推动体制建设等多个方面去做工作。
《方圆》：能谈谈你是怎么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把握各种因素的吗？
兰池军：先说“社会稳定”吧。贪腐案件涉及的都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这样的单位，查办一名犯罪嫌疑人，可能牵涉成百上千人的生活，就要考虑怎么在保证现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将案件成功查办。
譬如2009年，我们立案查办张家口市桥西区教育局长受贿案。这名局长在传闻中“专横跋扈、非常贪婪”。经过初查，我们确定了两个突破口：一个是孩子都想上好学校，学生上学家长找他送钱；另一个就是教师调动，老师们都希望去好学校，地位高，待遇高，调动就得给这位局长送钱。我们刚开展工作，就查出了几百万的非法所得。
但继续查下去问题来了：要想查明这名局长收受贿赂的来龙去脉，就需要传唤大批的家长、教师。而当时正值中考和小考，桥西区又是我们市里面教育大区，传唤不当就会引起这些人的思想混乱，进而影响参加中考小考的学生。
因此我们就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主要审讯局长本人，让他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在取证的时候，我们动员当地纪委和教育部门、学校配合。结果后来取证工作很顺利，各个学校工作人员也很平稳，当年的中考、小考成绩还创了一个大丰收。这就是既惩治了腐败，打击了重点犯罪，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将涉农贪腐案的赃款返还给农民
《方圆》：对群众利益的保障体现在哪些方面？
兰池军：就是我们查办腐败案件要时时刻刻想着怎样让老百姓从这个过程中受益，而不是人一抓、赃款一追回就行。
我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河北是农业大省，张家口又是农业大市，农民多，农民在张家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很多方面都有农业补贴，有的村官就动心思盘算这些利益。这些村官的贪腐案有一些共同点：级别低、贪污为主、数额一般不会特别大，相对的办案难度也低。
但办理这类案件多了，我发现“小”村官贪污的钱虽然在我们看来不算“大案”，但这些钱大都是各类的补偿款、惠农补贴等，对很多农民的生产、生活却特别重要。在认识上升到这一层面后，我就提出一个理念：全力追赃，全额返还。
《方圆》：是指将赃款返还到农民手里吗？
兰池军：是的。我们的做法是把这些钱全部还到老百姓手里，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农民。因为检察机关查办了多少人，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不疼不痒的，当你查完后，把老百姓该得的利益补上了，让他切切实实感受到公平正义。我觉得这就是反贪工作要保障群众利益的大局。
办一个案子，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方圆》：你前边还提到大局观办案要推动体制建设，这个跟咱们反贪部门办案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兰池军：每一个案子都能反映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系统如果出现了窝案，就说明系统有了毛病，需要治疗。所以，反贪能够通过办一批案子，推动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方圆》：有这样的例子吗？
兰池军：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是关于改变药品价格虚高机制方面的检察建议。这源于之前我们院查办的一起医疗系统窝案。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光是立案的就有30多人，涵盖了医院院长、药剂科长等管理人员。
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上，要经历几道管卡，最后有几十倍的差价。在这一系列涨价当中，各个当事方都希望药价高：医院想用高价药品赚钱，医生想开高价药品抽取回扣，药商想卖高价药品获取利益，所有人都是高药价推手，唯独买单的患者没有话语权。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检察机关查办案件，发现各环节暴露出的问题，从而去推动降低药价，给老百姓实惠？
《方圆》：你们是怎么做的？
兰池军：分几个步骤。首先我们走访了市卫生局、药监局、工商局、有关医院以及了几个县区主管领导和卫生局长。在此基础上，我们准备下一步提出一份检察建议，不是一般性的堵塞漏洞、健全管理的建议，而是涉及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建议，供上级决策参考。
“老虎”和“苍蝇”哪个更重要
《方圆》：如何看待当前的反贪形势？
兰池军：以前我们的总体思路是遏制腐败势头，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实情况：一是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二是案件数量越来越多，三是犯罪主体延伸越来越宽。犯罪主体一方面往“老虎”方面延伸，另一方面往比“苍蝇”还小的蚁贪上延伸。我们曾经办理过一起案件，一名团委干部在订少儿报纸的事情上都要捞好处，贪腐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因此中央下了一个结论叫形势“依然严峻”，这个结论是客观的。 有些人就会问了：这些年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怎么还会这样？过去是重在治本，加强制度建设，现在重在治标，这是中央提出的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如果一百人犯罪，查处了九十个，那么人们就知道犯罪风险在加大，侥幸心理就淡了。我们一线办案人员有句口头语叫“露头就打”，最近媒体常提的对腐败“零容忍”，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方圆》：具体到张家口市，贪腐类案件的特点是什么？
兰池军：最大的特点就是涉农案件多，小案件多。现在中央不是在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么，实际上“苍蝇”是飞在群众身边的，更要勤打。
《方圆》：打“老虎”和“苍蝇”哪个更重要？
兰池军：从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上考虑，一样重要。但在张家口意义不一样，我们是基层，更多的是在打苍蝇，打苍蝇更直接，老百姓感受更深切。我认为对张家口地区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案件也要求按照精品案的标准来办。
有灵魂的团队感觉不到累
《方圆》：目前反贪工作人手短缺吗？
兰池军：人手短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检察机关从恢复重建到现在，业务部门增加很少，综合部门却增加了很多，种种原因导致编制紧张。但就好像我们作为执法者不能去改变法律一样，我们的职责是忠实地执行法律，当队伍机制现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职责是想办法优化组合起来，尽可能把战斗力挖掘出来，而不是叫苦连天，诉说人手不够。
我做反贪局长以来，有三不提倡，不提倡说缺人就是其中之一。
《方圆》：另外两个不提倡是什么？
兰池军：一个是不提倡自摸线索。过去觉得案源少，鼓励办案人员摸线索。现在为了维护办案的公正性，我们不太鼓励这样做，因为这样会有倾向性，检察权容易被利用，把握不好检察机关的公信力会遭到质疑。现在的做法是摸到有价值的线索，统一汇报统一分配，让其他同事去办，减少办案随意性，以维护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方圆》：还有一个不提倡是什么？
兰池军：不提倡讲辛苦。过去干警们总结工作的时候总说行程多少万里，加班多少天，组卷多少册，好像这些能反映工作量。其实这应该是反贪工作的常态，就像一个农民要种好地，一个学生要学好知识，必然要去努力付出，而且反贪工作的特点就决定了连续作战的状态，就需要有行程、加班、组卷。所以我觉得这是工作境界的一种锻炼。
我常说，反贪工作就像做蛋糕，每一个人在这个蛋糕中的贡献率多大，都要自己思考一下。这并不是一味讲高度，而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困难，组织又解决不了，就只能因地制宜挖潜力，用好现有的，再讲别的。人得有一种坚持，一个队伍得有一种坚持，团队若没有灵魂，队伍再庞大也是散沙一片，有了灵魂，有工作成果在那里激励，就不感觉到累。
三问兰池军：人生如何超越苦难
《方圆》：在外人看来你如今也算“功成名就”。一路走来，是否遇到过坎坷？
兰池军：工作上很顺利，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打击就是，老娘三年前病重，至今还在医院昏迷不醒，这对我是撕心裂肺的痛。我是农民的孩子，自己感觉本分厚道，在俺娘没病的时候，觉得对老人可孝顺了，自己还挺得意，但是当老人真的昏迷不醒了，才感觉到过去没有一件事做好的，子欲养而亲不在是最痛苦的事。
有苦闷的时候，我释放压力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山。张家口附近的山，每个山头我都去过。我们老家是一个很穷的小山村，一个人在老家山头上呆一会儿，看看这山山水水，马上就释然了。现在只要有休息时间，就陪着俺爹回去转转看看，到山上了，什么都不想，只看看，内心就感动得想掉眼泪。很贫瘠的一块土地，但就是特别的厚重。
《方圆》：反贪工作中可曾遇到困惑？
兰池军：执法实践中遇到情与法的冲突还是最难处理的。曾经办过这样一个案子，某乡财政所的一个工作人员，利用一个可以全额报销医药费的老革命的名义套出几万元钱来。当时觉得他行为恶劣，要坚决打击。后来一查钱干什么去了？原来是给他老爹做心脏手术。这个案子办得痛苦，在强制手段上拘留还是取保，非常为难，很折磨。还有办案要拘留的时候，正赶上孩子要高考，这种人道主义之情和法律冲突，让人很难决策。
《方圆》：读过印象最深刻的书是什么？
兰池军： 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那本书是我看的所有的小说中，印象最深刻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本身是基督教里一个圣者的名字，他把一个人从出生一直到死亡，人生历程当中所能经历的苦难和荣耀，全部在一个人身上反映出来了。它的文字特别优美，虽然没有故事情节，但是每一段都会给人一个启迪，教你面对一个苦难，怎么经历，怎么超越，不像杰克·伦敦写那种与自然去搏斗的荡气回肠，但是始终给你一种信念在顽强在战胜自己，然后成为一个圣者。这本书我读了很多很多遍，给人力量上的支撑特别强大。此外，韩非子的辩证思维对我的启迪也很多。比如《说难》，告诉我们在沟通协调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在于你说得有多好，而在于你说的对方听进去了没有，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论。落在实际工作当中，就是如果讲课讲话，讲了半天同事们还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你肯定是不成功的，你得想办法让它入心入脑。
兰池军完全就是一个老大哥的形象，话语中不时出现的“俺爹俺娘”让听的人心里也暖烘烘的。
就是这样一个河北汉子，从基层检察院干起，曾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家单位联合记个人一等功，此外还五次荣记二等功，四次荣记三等功，先后被评为“中国优秀青年卫士”，“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杰出青年卫士”，“张家口市十大杰出青年”等。
这样的成就如何取得？用兰池军的话讲：意识决定境界。
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把握大局
《方圆》：你说的意识是指什么意识？
兰池军：就是大局观意识。
《方圆》：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大局观的？
兰池军：我刚开始工作是没有的，就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根本想不到这些。 2000年中纪委在办理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和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6·25专案”时，我被借调过去参与承办。这种大型案件涉及单位多、涉案官员级别高、证据繁杂，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我就跟着中纪委、高检院、省院的同志学习了不少东西，在实践中感觉一下子入道了。这个道就是指“用大局观去办案”。
《方圆》：大局观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有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空泛，能解释一下大局观的具体含义吗？
兰池军：我们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办案不能仅仅只是就案说案，要放在整体的社会环境中去综合衡量，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个就需要我们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利益、推动体制建设等多个方面去做工作。
《方圆》：能谈谈你是怎么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把握各种因素的吗？
兰池军：先说“社会稳定”吧。贪腐案件涉及的都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这样的单位，查办一名犯罪嫌疑人，可能牵涉成百上千人的生活，就要考虑怎么在保证现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将案件成功查办。
譬如2009年，我们立案查办张家口市桥西区教育局长受贿案。这名局长在传闻中“专横跋扈、非常贪婪”。经过初查，我们确定了两个突破口：一个是孩子都想上好学校，学生上学家长找他送钱；另一个就是教师调动，老师们都希望去好学校，地位高，待遇高，调动就得给这位局长送钱。我们刚开展工作，就查出了几百万的非法所得。
但继续查下去问题来了：要想查明这名局长收受贿赂的来龙去脉，就需要传唤大批的家长、教师。而当时正值中考和小考，桥西区又是我们市里面教育大区，传唤不当就会引起这些人的思想混乱，进而影响参加中考小考的学生。
因此我们就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主要审讯局长本人，让他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在取证的时候，我们动员当地纪委和教育部门、学校配合。结果后来取证工作很顺利，各个学校工作人员也很平稳，当年的中考、小考成绩还创了一个大丰收。这就是既惩治了腐败，打击了重点犯罪，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将涉农贪腐案的赃款返还给农民
《方圆》：对群众利益的保障体现在哪些方面？
兰池军：就是我们查办腐败案件要时时刻刻想着怎样让老百姓从这个过程中受益，而不是人一抓、赃款一追回就行。
我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河北是农业大省，张家口又是农业大市，农民多，农民在张家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很多方面都有农业补贴，有的村官就动心思盘算这些利益。这些村官的贪腐案有一些共同点：级别低、贪污为主、数额一般不会特别大，相对的办案难度也低。
但办理这类案件多了，我发现“小”村官贪污的钱虽然在我们看来不算“大案”，但这些钱大都是各类的补偿款、惠农补贴等，对很多农民的生产、生活却特别重要。在认识上升到这一层面后，我就提出一个理念：全力追赃，全额返还。
《方圆》：是指将赃款返还到农民手里吗？
兰池军：是的。我们的做法是把这些钱全部还到老百姓手里，让惠农政策真正惠及农民。因为检察机关查办了多少人，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不疼不痒的，当你查完后，把老百姓该得的利益补上了，让他切切实实感受到公平正义。我觉得这就是反贪工作要保障群众利益的大局。
办一个案子，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方圆》：你前边还提到大局观办案要推动体制建设，这个跟咱们反贪部门办案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兰池军：每一个案子都能反映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系统如果出现了窝案，就说明系统有了毛病，需要治疗。所以，反贪能够通过办一批案子，推动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方圆》：有这样的例子吗？
兰池军：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是关于改变药品价格虚高机制方面的检察建议。这源于之前我们院查办的一起医疗系统窝案。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光是立案的就有30多人，涵盖了医院院长、药剂科长等管理人员。
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上，要经历几道管卡，最后有几十倍的差价。在这一系列涨价当中，各个当事方都希望药价高：医院想用高价药品赚钱，医生想开高价药品抽取回扣，药商想卖高价药品获取利益，所有人都是高药价推手，唯独买单的患者没有话语权。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检察机关查办案件，发现各环节暴露出的问题，从而去推动降低药价，给老百姓实惠？
《方圆》：你们是怎么做的？
兰池军：分几个步骤。首先我们走访了市卫生局、药监局、工商局、有关医院以及了几个县区主管领导和卫生局长。在此基础上，我们准备下一步提出一份检察建议，不是一般性的堵塞漏洞、健全管理的建议，而是涉及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建议，供上级决策参考。
“老虎”和“苍蝇”哪个更重要
《方圆》：如何看待当前的反贪形势？
兰池军：以前我们的总体思路是遏制腐败势头，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实情况：一是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二是案件数量越来越多，三是犯罪主体延伸越来越宽。犯罪主体一方面往“老虎”方面延伸，另一方面往比“苍蝇”还小的蚁贪上延伸。我们曾经办理过一起案件，一名团委干部在订少儿报纸的事情上都要捞好处，贪腐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因此中央下了一个结论叫形势“依然严峻”，这个结论是客观的。
有些人就会问了：这些年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怎么还会这样？过去是重在治本，加强制度建设，现在重在治标，这是中央提出的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如果一百人犯罪，查处了九十个，那么人们就知道犯罪风险在加大，侥幸心理就淡了。我们一线办案人员有句口头语叫“露头就打”，最近媒体常提的对腐败“零容忍”，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方圆》：具体到张家口市，贪腐类案件的特点是什么？
兰池军：最大的特点就是涉农案件多，小案件多。现在中央不是在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么，实际上“苍蝇”是飞在群众身边的，更要勤打。
《方圆》：打“老虎”和“苍蝇”哪个更重要？
兰池军：从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上考虑，一样重要。但在张家口意义不一样，我们是基层，更多的是在打苍蝇，打苍蝇更直接，老百姓感受更深切。我认为对张家口地区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案件也要求按照精品案的标准来办。
有灵魂的团队感觉不到累
《方圆》：目前反贪工作人手短缺吗？
兰池军：人手短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检察机关从恢复重建到现在，业务部门增加很少，综合部门却增加了很多，种种原因导致编制紧张。但就好像我们作为执法者不能去改变法律一样，我们的职责是忠实地执行法律，当队伍机制现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职责是想办法优化组合起来，尽可能把战斗力挖掘出来，而不是叫苦连天，诉说人手不够。
我做反贪局长以来，有三不提倡，不提倡说缺人就是其中之一。
《方圆》：另外两个不提倡是什么？
兰池军：一个是不提倡自摸线索。过去觉得案源少，鼓励办案人员摸线索。现在为了维护办案的公正性，我们不太鼓励这样做，因为这样会有倾向性，检察权容易被利用，把握不好检察机关的公信力会遭到质疑。现在的做法是摸到有价值的线索，统一汇报统一分配，让其他同事去办，减少办案随意性，以维护检察机关的公信力。
《方圆》：还有一个不提倡是什么？
兰池军：不提倡讲辛苦。过去干警们总结工作的时候总说行程多少万里，加班多少天，组卷多少册，好像这些能反映工作量。其实这应该是反贪工作的常态，就像一个农民要种好地，一个学生要学好知识，必然要去努力付出，而且反贪工作的特点就决定了连续作战的状态，就需要有行程、加班、组卷。所以我觉得这是工作境界的一种锻炼。
我常说，反贪工作就像做蛋糕，每一个人在这个蛋糕中的贡献率多大，都要自己思考一下。这并不是一味讲高度，而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困难，组织又解决不了，就只能因地制宜挖潜力，用好现有的，再讲别的。人得有一种坚持，一个队伍得有一种坚持，团队若没有灵魂，队伍再庞大也是散沙一片，有了灵魂，有工作成果在那里激励，就不感觉到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