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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惯以冷峻笔调书写人生困境的方方，在她的中篇《出门寻死》中却以轻松戏谑的态度演绎着一出看似滑稽的寻死闹剧。但透过作品轻松、平淡以至诙谐的叙述，我们看到的是传统女性在他者世界里尴尬的生存困境以及作者对主人公的深切关注与痛惜之情。作品借主人公出门寻死要传递的是对寻常个体生命存在状态和价值的探寻，其中蕴藏着作者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本性思考。
【关键词】 方方;他者世界;生存困境;人生价值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5-1074(2008)08-0173-01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写作者，方方始终没有放弃对人和人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的关注。不管是她的代表作《风景》，还是“三白”系列、《桃花灿烂》等爱情小说、《乌泥湖年谱》等知识分子小说以及《奔跑的火光》等农村题材作品，我们都能从中品味出深沉的人生况味。正如方方所说，“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1]但她的《出门寻死》，则不仅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更把笔锋直指人物自身心狱，于嬉笑戏谑中指出人是如何为“他者”世界所困扰，有力地揭示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在“他者”世界尴尬的生存困境。
关于他者，萨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中有详细的论述。在他看来，人是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被抛至这个荒谬的世界，人是孤独的，人是无所依凭的，但更不幸的是，人要生活在一个他者构成的世界里：“他人即地狱。”，“我与他人的关系则被归结为自为之间争夺自由、争夺主体性的冲突关系”，［2]在萨特那里，自我是一个主体概念，与此相对的“他者”则是一个客体。“在某种程度上，萨特认为他者代表凝固的公众观念：他投射出的强大的‘注视’，使被注视者非本真的姿态固化，它不容许人作为本真的、独立的、个别的意识而存在。“世界上确有相当多的人生活在地狱里，因为他们太依赖于别人的判断。正因为许多人因循守旧拘于习俗，别人对他们的评论，他们感到不能忍受，但他们又不想方设法去改变这种情况。这种生，虽生犹死。他们不能把自己从偏见和习俗的束缚中彻底的挣脱，他们往往因而成为别人议论的受害者……”。［3]
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方方在她的《出门寻死》中所塑造的主人公何汉晴可以说是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作品主人公何汉晴应该说是一位积极、乐观、向上、充满韧性和张力的女性。丈夫的下岗，生活的拮据，家务的繁重都没有将她压垮，反而更给了她反抗困境的勇气。下岗在家的何汉晴除去要做洗衣、做饭、烧水、灌暖瓶、换煤气、买米买菜等满地芝麻般的家务杂八事之外，还要帮人糊纸盒、做钟点工以补贴家用。为了给儿子买电脑，她甚至可以卖血，而她自己对生活却一无所求。日子在平淡琐碎庸常中度过，何汉晴虽也有怨言，但生活已经教给她“想不开的事情太多，要养成想不开也得想开的习惯。”传统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长期训练出来的以屈从、忍让、奉献逆来顺受为美德的何汉晴没有自己的生活，甚至没有了自己。在别人的注视和监督下的何汉晴，在生活中无视自己的生命需求默默地、无私地尽着一个女人、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为人友、为人邻的责任。无意识地压制自己的生命需求、麻痹自己的灵魂，使自己与自我逐渐疏离和陌生，并逐渐将假面具所显示的自我误以为是自己的本相，从而从本质上失去自我生命的自由性，扼杀了自己生命存在的本体价值。“想不开的事情太多，要养成想不开也得想开的习惯。”何汉晴在他者世界生存的无奈和麻木可见一斑。
但就是这样一位对生活一无所求的女性，也无可避免的因为无力摆脱他者世界的生存困境，而决意要出门寻死，寻死的诱因说来有点荒唐，是“便秘”。这毛病“就跟随身携带的一样，总也离不开何汉晴。”文本中“便秘”是作者采用的隐喻方式。生理上的便秘虽然让何汉晴的身体饱受折磨，但并不足以使何汉晴萌生寻死的念头，真正使何汉晴产生寻死冲动的是心理上的“便秘”：生活中无以排解的“累和烦”让何汉晴对生命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对生活的状态产生了无奈和绝望。在何汉晴生活的家庭中，婆婆是个文化人，动辄“有理不在声高”的不怒自威的呵斥，让何汉晴自觉矮了三分，有了委屈只能憋着；小姑子伶牙利齿是婆婆眼中的金枝玉叶，吵不过她何汉晴便只能忍着；丈夫下岗在家心情不好，自己尽妇人之道只能让着。这样做的结果是，炉火只能自己去关，开水只得自己去灌，早餐只能自己去买，累和烦只能自己一个人闷在心里，并且还要听凭别人指责自己的懒惰。如同便秘一样，这些东西憋在何汉晴的身体里无以排解，饱受折磨。出门寻死的念头如火苗一样在何汉晴心头窜动。
透过主人公何汉晴“累”和“烦”的表面，我们可以发现，导致何汉晴产生寻死念头的根本原因，是“没意思”的生活感受。生命失去了价值，是虚无的。这种无意义感让何汉晴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因此我们说，何汉晴虽然只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女性，远无法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但她的寻死是同样缘于对生命存在的深层次的思考，是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反抗，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探寻。这也更进一步体现出，“无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哪个地方，哪个阶层，人生终是荒谬的，痛苦的，不和谐的。这个世界本质上的荒谬决定了人生必然的痛苦。”这种生命的虚无感切实地存在着并困扰着每个人。
但是即便是寻死，对于何汉晴这样一个已经丧失了自为能力的人来说，也注定是要失败的。在这里，小姑子建美的话可以说颇有预言式的意味：“我嫂子呀，走到江边，一看，咦呀，这好的江水，死在里面会搞脏的，跳不得；走到铁路边，一看，咦呀，轧死了我是小事，这不是害了别个司机？这撞不得；回到厨房拿起刀，一看啦，砍缺了口子，明儿过年婆婆剁肉刀子不快了，这用不得；最后跑到药铺里，一看，死个人买药还要花这多钱，鬼才买它。嫂子转遍了汉口，硬是找不出个法子让自己死。”［4］事实也确实如此，何汉晴的出门寻死和她的生一样由不得她自己。出了门的何汉晴先是朱婆婆等着她挖耳朵，接着是文三花求她照看孩子，好不容易出了文三花家的门，何汉晴又为自己的死法為了难。跳大桥太煞风景，跳二桥对不起修二桥的人，而到了自己选择的晴川桥，又恰逢文三花欲跳江寻死。本无意救人的何汉晴却因救了文三花被推到了电视台的摄象机前成了救人的英雄，为了自己喜欢的电台小姑娘不被批评，又言不由衷地却也发自肺腑的说出了“爹妈给你一条命不容易，人自己活一场也不容易，随么吃苦受累都得坚持活下去。再说人活着也不是为自己，一大半都是为别个活。别个都不准你死，你又有么事权利自己去死咧？”的话语。至此，何汉晴的出门寻死基本被瓦解。死不成也活不下去的何汉晴最终顺着丈夫搭下的台阶又回到了满地芝麻的生活现场，回到了“累”和“烦”如影随形的日常生活。
由此我们说，与其说何汉晴是被周围“芝麻”般的琐事逼上了绝境，不如说是被社会被自身的传统思想缚上了一道道挣不脱的绳索。千百年的妇道思想让何汉晴觉得自己就是要承担起这些捡不完的芝麻般的大大小小的责任。自己不捡谁捡，自己不扛谁扛？并错误地把这些作为自身存在的目的和自身价值的体现。这也正是没多少文化的何汉晴的致命之处。萨特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人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自由是指作为生命个体的人有自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选择自己承担责任的自由，“是英雄让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让自己成为懦夫”。而枷锁，则是人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要承担由选择而来的责任。对于何汉晴来说，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有外在的，更有内心的，有社会的更有自己的。社会的、外在的枷锁如果你想要打破，终归会有打破的一天，而如果是自缚的锁链，自己心甘情愿被缚其中而浑然不觉，要等待枷锁自破，恐怕真的要何汉晴们假以时日了。对此，极具悲剧意识的方方也指出，“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悲剧更多的是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的依据从根本上说是人性的内部。……人物也许能够摆脱某些外来的阻碍，却由于强烈的自我遮蔽而难以超越自身。”［5]作品的主人公何汉晴犹如一只作茧自缚的虫子，如果不能破茧成蝶，那么，无论是苟且偷生还是她的出门寻死，都难以逃脱他者世界对自己筑起的藩篱。
参考文献
1 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14)
2 杨大春.超越现象学[J].哲学研究,2001,(7)
3 黄见德.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179
4 王宁宁.方方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倾向[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1)
5 童志刚.“泛悲剧”意识与第三种声音[J].长江文艺,1991
【关键词】 方方;他者世界;生存困境;人生价值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5-1074(2008)08-0173-01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写作者，方方始终没有放弃对人和人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的关注。不管是她的代表作《风景》，还是“三白”系列、《桃花灿烂》等爱情小说、《乌泥湖年谱》等知识分子小说以及《奔跑的火光》等农村题材作品，我们都能从中品味出深沉的人生况味。正如方方所说，“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1]但她的《出门寻死》，则不仅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更把笔锋直指人物自身心狱，于嬉笑戏谑中指出人是如何为“他者”世界所困扰，有力地揭示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在“他者”世界尴尬的生存困境。
关于他者，萨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中有详细的论述。在他看来，人是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被抛至这个荒谬的世界，人是孤独的，人是无所依凭的，但更不幸的是，人要生活在一个他者构成的世界里：“他人即地狱。”，“我与他人的关系则被归结为自为之间争夺自由、争夺主体性的冲突关系”，［2]在萨特那里，自我是一个主体概念，与此相对的“他者”则是一个客体。“在某种程度上，萨特认为他者代表凝固的公众观念：他投射出的强大的‘注视’，使被注视者非本真的姿态固化，它不容许人作为本真的、独立的、个别的意识而存在。“世界上确有相当多的人生活在地狱里，因为他们太依赖于别人的判断。正因为许多人因循守旧拘于习俗，别人对他们的评论，他们感到不能忍受，但他们又不想方设法去改变这种情况。这种生，虽生犹死。他们不能把自己从偏见和习俗的束缚中彻底的挣脱，他们往往因而成为别人议论的受害者……”。［3]
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方方在她的《出门寻死》中所塑造的主人公何汉晴可以说是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作品主人公何汉晴应该说是一位积极、乐观、向上、充满韧性和张力的女性。丈夫的下岗，生活的拮据，家务的繁重都没有将她压垮，反而更给了她反抗困境的勇气。下岗在家的何汉晴除去要做洗衣、做饭、烧水、灌暖瓶、换煤气、买米买菜等满地芝麻般的家务杂八事之外，还要帮人糊纸盒、做钟点工以补贴家用。为了给儿子买电脑，她甚至可以卖血，而她自己对生活却一无所求。日子在平淡琐碎庸常中度过，何汉晴虽也有怨言，但生活已经教给她“想不开的事情太多，要养成想不开也得想开的习惯。”传统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长期训练出来的以屈从、忍让、奉献逆来顺受为美德的何汉晴没有自己的生活，甚至没有了自己。在别人的注视和监督下的何汉晴，在生活中无视自己的生命需求默默地、无私地尽着一个女人、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为人友、为人邻的责任。无意识地压制自己的生命需求、麻痹自己的灵魂，使自己与自我逐渐疏离和陌生，并逐渐将假面具所显示的自我误以为是自己的本相，从而从本质上失去自我生命的自由性，扼杀了自己生命存在的本体价值。“想不开的事情太多，要养成想不开也得想开的习惯。”何汉晴在他者世界生存的无奈和麻木可见一斑。
但就是这样一位对生活一无所求的女性，也无可避免的因为无力摆脱他者世界的生存困境，而决意要出门寻死，寻死的诱因说来有点荒唐，是“便秘”。这毛病“就跟随身携带的一样，总也离不开何汉晴。”文本中“便秘”是作者采用的隐喻方式。生理上的便秘虽然让何汉晴的身体饱受折磨，但并不足以使何汉晴萌生寻死的念头，真正使何汉晴产生寻死冲动的是心理上的“便秘”：生活中无以排解的“累和烦”让何汉晴对生命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对生活的状态产生了无奈和绝望。在何汉晴生活的家庭中，婆婆是个文化人，动辄“有理不在声高”的不怒自威的呵斥，让何汉晴自觉矮了三分，有了委屈只能憋着；小姑子伶牙利齿是婆婆眼中的金枝玉叶，吵不过她何汉晴便只能忍着；丈夫下岗在家心情不好，自己尽妇人之道只能让着。这样做的结果是，炉火只能自己去关，开水只得自己去灌，早餐只能自己去买，累和烦只能自己一个人闷在心里，并且还要听凭别人指责自己的懒惰。如同便秘一样，这些东西憋在何汉晴的身体里无以排解，饱受折磨。出门寻死的念头如火苗一样在何汉晴心头窜动。
透过主人公何汉晴“累”和“烦”的表面，我们可以发现，导致何汉晴产生寻死念头的根本原因，是“没意思”的生活感受。生命失去了价值，是虚无的。这种无意义感让何汉晴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因此我们说，何汉晴虽然只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女性，远无法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但她的寻死是同样缘于对生命存在的深层次的思考，是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反抗，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探寻。这也更进一步体现出，“无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哪个地方，哪个阶层，人生终是荒谬的，痛苦的，不和谐的。这个世界本质上的荒谬决定了人生必然的痛苦。”这种生命的虚无感切实地存在着并困扰着每个人。
但是即便是寻死，对于何汉晴这样一个已经丧失了自为能力的人来说，也注定是要失败的。在这里，小姑子建美的话可以说颇有预言式的意味：“我嫂子呀，走到江边，一看，咦呀，这好的江水，死在里面会搞脏的，跳不得；走到铁路边，一看，咦呀，轧死了我是小事，这不是害了别个司机？这撞不得；回到厨房拿起刀，一看啦，砍缺了口子，明儿过年婆婆剁肉刀子不快了，这用不得；最后跑到药铺里，一看，死个人买药还要花这多钱，鬼才买它。嫂子转遍了汉口，硬是找不出个法子让自己死。”［4］事实也确实如此，何汉晴的出门寻死和她的生一样由不得她自己。出了门的何汉晴先是朱婆婆等着她挖耳朵，接着是文三花求她照看孩子，好不容易出了文三花家的门，何汉晴又为自己的死法為了难。跳大桥太煞风景，跳二桥对不起修二桥的人，而到了自己选择的晴川桥，又恰逢文三花欲跳江寻死。本无意救人的何汉晴却因救了文三花被推到了电视台的摄象机前成了救人的英雄，为了自己喜欢的电台小姑娘不被批评，又言不由衷地却也发自肺腑的说出了“爹妈给你一条命不容易，人自己活一场也不容易，随么吃苦受累都得坚持活下去。再说人活着也不是为自己，一大半都是为别个活。别个都不准你死，你又有么事权利自己去死咧？”的话语。至此，何汉晴的出门寻死基本被瓦解。死不成也活不下去的何汉晴最终顺着丈夫搭下的台阶又回到了满地芝麻的生活现场，回到了“累”和“烦”如影随形的日常生活。
由此我们说，与其说何汉晴是被周围“芝麻”般的琐事逼上了绝境，不如说是被社会被自身的传统思想缚上了一道道挣不脱的绳索。千百年的妇道思想让何汉晴觉得自己就是要承担起这些捡不完的芝麻般的大大小小的责任。自己不捡谁捡，自己不扛谁扛？并错误地把这些作为自身存在的目的和自身价值的体现。这也正是没多少文化的何汉晴的致命之处。萨特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人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这自由是指作为生命个体的人有自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选择自己承担责任的自由，“是英雄让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让自己成为懦夫”。而枷锁，则是人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要承担由选择而来的责任。对于何汉晴来说，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有外在的，更有内心的，有社会的更有自己的。社会的、外在的枷锁如果你想要打破，终归会有打破的一天，而如果是自缚的锁链，自己心甘情愿被缚其中而浑然不觉，要等待枷锁自破，恐怕真的要何汉晴们假以时日了。对此，极具悲剧意识的方方也指出，“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悲剧更多的是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的依据从根本上说是人性的内部。……人物也许能够摆脱某些外来的阻碍，却由于强烈的自我遮蔽而难以超越自身。”［5]作品的主人公何汉晴犹如一只作茧自缚的虫子，如果不能破茧成蝶，那么，无论是苟且偷生还是她的出门寻死，都难以逃脱他者世界对自己筑起的藩篱。
参考文献
1 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14)
2 杨大春.超越现象学[J].哲学研究,2001,(7)
3 黄见德.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179
4 王宁宁.方方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倾向[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1)
5 童志刚.“泛悲剧”意识与第三种声音[J].长江文艺,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