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介绍了隐士的含义与产生历史，重点介绍了隐士文化的哲学基础，提示了隐士文化的精神价值。
关键词：中国 隐士文化 哲学基础 儒家 道家 宗教 精神价值
1 引 言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讲话提到：“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特别的文化类别，以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去看它时，中国的隐士文化更像是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奇风异俗。然而在这奇风异俗背后更蕴藏着许多给今人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有的困惑，这些困惑虽来自于历史却深深的吸引着今人去探索答案，这可能是因为这种文化依旧对当今社会有它们的价值，隐士们当时面对的一些艰难抉择，我们今人也依然在面对。本文对中国隐士文化进行初索。
2 隐士的基本含义
辞典释义1.旧指隐居的人。2.借指因对某事物不关心或因厌倦表示沉默而不出头露面者。3.指有条件、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而不担任，或已经担任领导职务却辞退的在某一学科有一定影响的学者。
古今中外对于“隐士”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在已被考证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提及有关隐士的著作是中国最古老文献之一的《周易》也叫《易经》：“幽人贞洁”，君子以独立不懼，遯世无闷。其中“幽人”和“遯世”都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隐士，由此可见隐士这一概念产生的时间久远。
隐士诞生之起，有关于隐士以及隐士事迹的记载就数不胜数，但给予他们的名称却都大不相同，“比较主要的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居、隐君子等十一种”（《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pg1），在1992年蒋星煜的书中将其统称为隐士之后，中国的学者们普遍都认同了此称谓。他认为“第一隐士在今天是最普遍最习用的名称”，“第二是因为‘隐士’的含义比较明显，范畴也比较广泛”。
《易经》这样记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也是隐士的另一名称高士的来源。意思是有能力为官为王侯做事，但拒绝为官，执着于自己对高道德事业的追求的人，这里所描述的隐士的一个前提是有能力为官的人。《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则强调了隐士的轻名利，重道德。《南史。隐逸》云：隐士“需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将隐士的概念与一般的山野樵夫，漂泊四处的商贾之类区分开来。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总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辞海》解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
由上可知，隐士的定义应该是，1.隐士包括并不能只局限于士，同时还应包括宗教隐士；2.隐士包括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居、隐君子等概念。3.隐士并不是单纯避世，最主要的是他们避世的背后所带的对更高的道德标准和不同于世俗的人生理想的追求。而单纯避世的人并不属于隐士。
3 隐士的产生历史
隐士文化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时产生，在春秋的时候奠定了其哲学基础，虽在秦朝时有过短暂的停滞，但到汉朝时又有所恢复并发展，于是有了“朝隐”的新的隐居形式的出现，以及历史上第一次将隐士进行分类。而“朝隐”和后来的“中隐”也为后来隐居提供了理论依据，。魏晋南北朝时达到了隐逸文化的巅峰期，此时玄学文化被推为主流文化，隐逸方式呈现多样化，但是从这个时期之后隐士文化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隋唐时代由于佛教的传入，禅宗的诞生，一种新的隐逸方式“中隐”诞生，使得隐士文化走到了另一个阶段。宋元时期，隐逸形式多样化，但假隐士泛滥，真隐士稀缺，使得隐士文化走向没落。而明清时候，中国社会逐渐要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隐士文化在此时也逐渐趋向世俗化，“心隐”逐渐流行。但假的隐士依旧很多，没有真正的带动隐士文化的发展。近代时候，五四运动使得包括隐士文化在内的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批判，于是隐士文化被视为社会衰败的象征，使得隐士文化被人们所摒弃，但依旧有如周作人、废名之类的隐士执着的追寻着隐士精神的意义。
4 隐士文化的哲学基础
隐士文化形成的哲学基础是在春秋时期，而它的产生则是受到了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和老庄为首的道家，以及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影响，从而产生了不同种类的隐逸哲学。而正是在这些学派和宗教分别和共同的影响下，隐士文化才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一只独立的文化派别。对儒释道三类哲学是如何影响到隐士文化 清楚梳理，才能真正找到隐士文化的精神之所在。
4.1 儒家对隐士文化的影响
以孔子作為创始人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长久和深远的影响。而孔子的思想对中国隐士文化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影响。
孔子以追求“仁’道为毕生事业，为此它一直在流浪并且积极的传播他的思想，但由于他的思想与统治者的私心相背，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位明君接受其思想，也在这个过程中被迫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孔子非常强调社会伦理关系，强调君臣大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论。君子之士也，行其义也。”“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孔子理应是不赞同隐居的。但是在经历过很多次的进谏失败后，孔子才发现，在政治昏暗的社会里，一味的进取是非常危险的，有时候很可能会损害大义，而他的隐逸理论则是更加完善了他的整个思想理论。于是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例如，“邦有道则士，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微行言逊。”，“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都是在说若是没有遇到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隐居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孔子这里所说的隐居，避祸是次要的目的，“存义”即坚守道义志向才是最主要的目的。既“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其道。”
隐居为存义就会导致贫困，但孔子认为坚守道义而导致的贫穷并不可耻反而高尚。孔子表彰过逸民，伯夷，叔齐，虞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孔子还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撕滥矣。”“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甚至当他已至暮年时，也依旧坚守道义，乐道而忘贫：“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虽然赞成隐居，但他并不支持完全从社会生活中退出的隐逸，他所支持的隐逸是进行养志修身以更好的回到社会生活中进行政治改革。他所要避开的是无道的政治，而不是人类社会。所以他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也是儒家隐逸和道家隐逸根本上的不同之所在。
虽然说隐居并不是孔子思想的最终目的，但是如果没有隐居，孔子的“守死善道”的主张就可能遭到政治阻撓而不能一以贯之。这样看来，隐居实在是孔子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出仕相辅相成。
4.2 道家对隐士文化的影响
隐士是中华道家哲学术语。隐士是早期的道家人物，他们跟老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方式。隐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隐士，比如，老子、庄子、列子、河上丈人等等，都是一些有著作传世的隐士。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并不被我们所知道的道家隐士，他们隐的更深、更纯，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道家和隐士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有的学者认为道家思想是源于隐逸思想，也有的学者认为，隐逸思想来源于道家思想，但不论是哪一个答案，都足以看出隐士文化与道家思想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要去研究道家思想首先则研究老子思想，其次便是庄子思想。而关于隐士文化，两者的思想一脉相承也略有不同。
首先是老子，很多学者都认为，孔子的隐逸思想就是从老子那里受启发而来的，有一次，孔子前去拜访身为图书管理员职位的老子，因他向各国推荐自己的治国思想但都没有被采纳而向老子请教，老子告诉他：良贾深藏若虚，君子胜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身。（《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除此之外，老子的“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思想也与孔子“邦有道则士，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老子与孔子的关系还有待考证，因为也有知名学者研究称，孔子要早与老子很多年，也许他两从来都没有见过。
虽然他们两个的隐逸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是不同的，我在谈论孔子的隐逸思想时提到，孔子虽然赞成隐居，他所要避开的是无道的政治，而不是人类社会。而老子则不同，老子所追求的道不同于儒家的“仁道”，而是天道，他所关注的是保持个人生命的淳朴自然，所以老子重“生”。也就是说，人只有保证自己的生命不被世俗事物所侵害，才能保持生命的淳朴自然，而这并不仅仅是避难。而要保命，则应顺应天意，“功成弗居天之道”“反者道之动”“道隐无名”，都是在将真正的道指向隐居，这也不难看出道教思想与隐士思想的紧密联系了。同时他也认为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对于保持生命的淳朴自然是有害的“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庄子与老子的思想则是一脉想成。周所周知，道家思想与隐士思想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庄子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隐居哲学，《庄子哲学》与老子相似， 庄子强调“存身”的重要性，保持人类最淳朴的本性才是最重要的，仁义、名、利、家、国，都会伤害到人类的本性，尤其是名利，他不仅会伤害到人的本性，而且对人类也是无意义的。所以庄子认为人们应当重“生”而轻“名、利”。
庄子说：“当时命而大行于天下，则一反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根深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这句话看似与孔子“邦有道则士，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话也有所相似，但其实，庄子认为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诞生就已经开始就破坏了原有的天道秩序。“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所以“当时命”只是一个能不成立的假设。同时他也认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制度只是束缚人的天性：“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
除此之外对于孔子所称赞的隐士的典范伯夷，叔齐，以及孔子本身的隐逸方式都表示反对“伯夷死名与首阳之下，盗拓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份性均也。”但这不仅仅是为了保生，更是为了保存人的生命的本性亦是遵循“天道”。
4.3 宗教对隐士文化的影响
中国学者往往忽视宗教对隐士文化的影响，以及宗教与隐逸的关系，儒道家都十分侧重隐居对于道德和政治的意义，从未谈到隐居的宗教性意义。而整个中国历史上，社会一直是由世俗政权统治着，宗教从来没有获得过像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那样全面统治的地位。这可能导致了中国人对于追寻隐居文化的宗教性源头的忽视，更影响到后来学者对于宗教信徒隐居理论的忽视。
4.3.1 道教
道教修行远离世俗。
道教发展于东汉时期，由于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人类生命本身被看作最根本的价值。所以以道家著作为修习指导经典的道教认为长生不老术是他们关心的终极价值。要成道长生，就必须要到名山大川，有神灵居住，有神秘的地方去，那里必定人迹罕至，故若要在那样的环境下修炼，只能远离世俗社会而隐居。 4.3.2 佛教
佛教修行也需要远离世俗。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也曾经在檀道山修道，森林中悟道，最后在菩提树下得道成佛。佛教的思想四大皆空，对于世俗生活佛教是予以否定态度的，特别是将人类的欲望视为一切痛苦的来源。所以必须要远离世俗社会才能更好的进行佛教的修行，于是隐居也是必然的。
禅宗对于隐士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唐朝的时候，由于当时君王对道家与佛家的极为重视，故导致了两个文化的相互融通，互相学习下产生了中国本土佛教宗派，禅宗。由于道家本身对隐士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而受到道家影响而产生的禅宗则能非常容易的被向往隐居生活的文人们所接受，并由此將原有的隐逸方式发展出新的方式，例如白居易的“中隐”以及使得“心隐”更加普遍。
儒道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他们对中国各类传统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对隐士文化的影响也是一样，隐士们大多时候都会同时的吸收来自这三方面的影响来发展他们自己的思想。
5 隐士文化的精神价值
隐士们即保持和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也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进行反叛。他们为世俗的人们示范出一个不同于世俗的生活方式，那是高尚的生活方式，使得世俗人能够看到世俗生活的缺点，丑陋，而后加以改正。同时隐士精神的价值在于隐士们能看见和预见世俗之人所不能看见和预见的东西，然后在世俗人所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的改变了社会。
真隐士的人格特点是寻求诗意的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是对仕隐情结的一种解脱。如孔子周游列国累了，便说沂水春风“吾与点”，庄子看惯了大小诸侯尔虞我诈，便要到自然中去逍遥；陶渊明在仕途上倦了，便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假隐士的社会角色是官迷、财迷、名誉迷。安贫乐道，是隐士高洁人格的最重要的特征。例如，东晋大隐士陶渊明在穷困潦倒时，就唱：先师有立训，忧道不忧贫，贫富常交战，道胜五成颜。隐士从来都是贫困的，但其精神却是富有的。有了做人的精神，便有了做人的骨头。当今中国社会呼唤真隐士精神
参考文献：
[1]Vervoon，A.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M].徐克谦，译.济南：山东书报出版社，2009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社，2012
[4]Porter，B.空谷幽兰[M].明洁，译.第二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5]何鸣.中国隐逸简史：遁世与逍遥[M].敦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7]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书店，1992
[8]陈连山.中国隐士文化的成立与发展，[EB/OL].http：//chinese.pku.edu.cn/docs/2014-04/20140404101612047736.doc，2014-10-1
[9]胡晓明.真的隐士的看不见与道家是一个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2010，47（3）：27-36
[10]南怀瑾.禅宗与道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中国 隐士文化 哲学基础 儒家 道家 宗教 精神价值
1 引 言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讲话提到：“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特别的文化类别，以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去看它时，中国的隐士文化更像是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奇风异俗。然而在这奇风异俗背后更蕴藏着许多给今人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有的困惑，这些困惑虽来自于历史却深深的吸引着今人去探索答案，这可能是因为这种文化依旧对当今社会有它们的价值，隐士们当时面对的一些艰难抉择，我们今人也依然在面对。本文对中国隐士文化进行初索。
2 隐士的基本含义
辞典释义1.旧指隐居的人。2.借指因对某事物不关心或因厌倦表示沉默而不出头露面者。3.指有条件、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而不担任，或已经担任领导职务却辞退的在某一学科有一定影响的学者。
古今中外对于“隐士”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在已被考证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提及有关隐士的著作是中国最古老文献之一的《周易》也叫《易经》：“幽人贞洁”，君子以独立不懼，遯世无闷。其中“幽人”和“遯世”都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隐士，由此可见隐士这一概念产生的时间久远。
隐士诞生之起，有关于隐士以及隐士事迹的记载就数不胜数，但给予他们的名称却都大不相同，“比较主要的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居、隐君子等十一种”（《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pg1），在1992年蒋星煜的书中将其统称为隐士之后，中国的学者们普遍都认同了此称谓。他认为“第一隐士在今天是最普遍最习用的名称”，“第二是因为‘隐士’的含义比较明显，范畴也比较广泛”。
《易经》这样记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也是隐士的另一名称高士的来源。意思是有能力为官为王侯做事，但拒绝为官，执着于自己对高道德事业的追求的人，这里所描述的隐士的一个前提是有能力为官的人。《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则强调了隐士的轻名利，重道德。《南史。隐逸》云：隐士“需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将隐士的概念与一般的山野樵夫，漂泊四处的商贾之类区分开来。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总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辞海》解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
由上可知，隐士的定义应该是，1.隐士包括并不能只局限于士，同时还应包括宗教隐士；2.隐士包括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居、隐君子等概念。3.隐士并不是单纯避世，最主要的是他们避世的背后所带的对更高的道德标准和不同于世俗的人生理想的追求。而单纯避世的人并不属于隐士。
3 隐士的产生历史
隐士文化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时产生，在春秋的时候奠定了其哲学基础，虽在秦朝时有过短暂的停滞，但到汉朝时又有所恢复并发展，于是有了“朝隐”的新的隐居形式的出现，以及历史上第一次将隐士进行分类。而“朝隐”和后来的“中隐”也为后来隐居提供了理论依据，。魏晋南北朝时达到了隐逸文化的巅峰期，此时玄学文化被推为主流文化，隐逸方式呈现多样化，但是从这个时期之后隐士文化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隋唐时代由于佛教的传入，禅宗的诞生，一种新的隐逸方式“中隐”诞生，使得隐士文化走到了另一个阶段。宋元时期，隐逸形式多样化，但假隐士泛滥，真隐士稀缺，使得隐士文化走向没落。而明清时候，中国社会逐渐要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隐士文化在此时也逐渐趋向世俗化，“心隐”逐渐流行。但假的隐士依旧很多，没有真正的带动隐士文化的发展。近代时候，五四运动使得包括隐士文化在内的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批判，于是隐士文化被视为社会衰败的象征，使得隐士文化被人们所摒弃，但依旧有如周作人、废名之类的隐士执着的追寻着隐士精神的意义。
4 隐士文化的哲学基础
隐士文化形成的哲学基础是在春秋时期，而它的产生则是受到了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和老庄为首的道家，以及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影响，从而产生了不同种类的隐逸哲学。而正是在这些学派和宗教分别和共同的影响下，隐士文化才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一只独立的文化派别。对儒释道三类哲学是如何影响到隐士文化 清楚梳理，才能真正找到隐士文化的精神之所在。
4.1 儒家对隐士文化的影响
以孔子作為创始人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长久和深远的影响。而孔子的思想对中国隐士文化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影响。
孔子以追求“仁’道为毕生事业，为此它一直在流浪并且积极的传播他的思想，但由于他的思想与统治者的私心相背，最终也没能找到一位明君接受其思想，也在这个过程中被迫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孔子非常强调社会伦理关系，强调君臣大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论。君子之士也，行其义也。”“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孔子理应是不赞同隐居的。但是在经历过很多次的进谏失败后，孔子才发现，在政治昏暗的社会里，一味的进取是非常危险的，有时候很可能会损害大义，而他的隐逸理论则是更加完善了他的整个思想理论。于是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例如，“邦有道则士，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微行言逊。”，“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都是在说若是没有遇到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隐居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孔子这里所说的隐居，避祸是次要的目的，“存义”即坚守道义志向才是最主要的目的。既“隐居以求志，行义以达其道。”
隐居为存义就会导致贫困，但孔子认为坚守道义而导致的贫穷并不可耻反而高尚。孔子表彰过逸民，伯夷，叔齐，虞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孔子还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撕滥矣。”“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甚至当他已至暮年时，也依旧坚守道义，乐道而忘贫：“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虽然赞成隐居，但他并不支持完全从社会生活中退出的隐逸，他所支持的隐逸是进行养志修身以更好的回到社会生活中进行政治改革。他所要避开的是无道的政治，而不是人类社会。所以他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也是儒家隐逸和道家隐逸根本上的不同之所在。
虽然说隐居并不是孔子思想的最终目的，但是如果没有隐居，孔子的“守死善道”的主张就可能遭到政治阻撓而不能一以贯之。这样看来，隐居实在是孔子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出仕相辅相成。
4.2 道家对隐士文化的影响
隐士是中华道家哲学术语。隐士是早期的道家人物，他们跟老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方式。隐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隐士，比如，老子、庄子、列子、河上丈人等等，都是一些有著作传世的隐士。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并不被我们所知道的道家隐士，他们隐的更深、更纯，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道家和隐士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有的学者认为道家思想是源于隐逸思想，也有的学者认为，隐逸思想来源于道家思想，但不论是哪一个答案，都足以看出隐士文化与道家思想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要去研究道家思想首先则研究老子思想，其次便是庄子思想。而关于隐士文化，两者的思想一脉相承也略有不同。
首先是老子，很多学者都认为，孔子的隐逸思想就是从老子那里受启发而来的，有一次，孔子前去拜访身为图书管理员职位的老子，因他向各国推荐自己的治国思想但都没有被采纳而向老子请教，老子告诉他：良贾深藏若虚，君子胜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身。（《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除此之外，老子的“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思想也与孔子“邦有道则士，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老子与孔子的关系还有待考证，因为也有知名学者研究称，孔子要早与老子很多年，也许他两从来都没有见过。
虽然他们两个的隐逸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是不同的，我在谈论孔子的隐逸思想时提到，孔子虽然赞成隐居，他所要避开的是无道的政治，而不是人类社会。而老子则不同，老子所追求的道不同于儒家的“仁道”，而是天道，他所关注的是保持个人生命的淳朴自然，所以老子重“生”。也就是说，人只有保证自己的生命不被世俗事物所侵害，才能保持生命的淳朴自然，而这并不仅仅是避难。而要保命，则应顺应天意，“功成弗居天之道”“反者道之动”“道隐无名”，都是在将真正的道指向隐居，这也不难看出道教思想与隐士思想的紧密联系了。同时他也认为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对于保持生命的淳朴自然是有害的“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庄子与老子的思想则是一脉想成。周所周知，道家思想与隐士思想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庄子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隐居哲学，《庄子哲学》与老子相似， 庄子强调“存身”的重要性，保持人类最淳朴的本性才是最重要的，仁义、名、利、家、国，都会伤害到人类的本性，尤其是名利，他不仅会伤害到人的本性，而且对人类也是无意义的。所以庄子认为人们应当重“生”而轻“名、利”。
庄子说：“当时命而大行于天下，则一反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根深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这句话看似与孔子“邦有道则士，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话也有所相似，但其实，庄子认为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诞生就已经开始就破坏了原有的天道秩序。“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所以“当时命”只是一个能不成立的假设。同时他也认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制度只是束缚人的天性：“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
除此之外对于孔子所称赞的隐士的典范伯夷，叔齐，以及孔子本身的隐逸方式都表示反对“伯夷死名与首阳之下，盗拓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份性均也。”但这不仅仅是为了保生，更是为了保存人的生命的本性亦是遵循“天道”。
4.3 宗教对隐士文化的影响
中国学者往往忽视宗教对隐士文化的影响，以及宗教与隐逸的关系，儒道家都十分侧重隐居对于道德和政治的意义，从未谈到隐居的宗教性意义。而整个中国历史上，社会一直是由世俗政权统治着，宗教从来没有获得过像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那样全面统治的地位。这可能导致了中国人对于追寻隐居文化的宗教性源头的忽视，更影响到后来学者对于宗教信徒隐居理论的忽视。
4.3.1 道教
道教修行远离世俗。
道教发展于东汉时期，由于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人类生命本身被看作最根本的价值。所以以道家著作为修习指导经典的道教认为长生不老术是他们关心的终极价值。要成道长生，就必须要到名山大川，有神灵居住，有神秘的地方去，那里必定人迹罕至，故若要在那样的环境下修炼，只能远离世俗社会而隐居。 4.3.2 佛教
佛教修行也需要远离世俗。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也曾经在檀道山修道，森林中悟道，最后在菩提树下得道成佛。佛教的思想四大皆空，对于世俗生活佛教是予以否定态度的，特别是将人类的欲望视为一切痛苦的来源。所以必须要远离世俗社会才能更好的进行佛教的修行，于是隐居也是必然的。
禅宗对于隐士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唐朝的时候，由于当时君王对道家与佛家的极为重视，故导致了两个文化的相互融通，互相学习下产生了中国本土佛教宗派，禅宗。由于道家本身对隐士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而受到道家影响而产生的禅宗则能非常容易的被向往隐居生活的文人们所接受，并由此將原有的隐逸方式发展出新的方式，例如白居易的“中隐”以及使得“心隐”更加普遍。
儒道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他们对中国各类传统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对隐士文化的影响也是一样，隐士们大多时候都会同时的吸收来自这三方面的影响来发展他们自己的思想。
5 隐士文化的精神价值
隐士们即保持和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也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进行反叛。他们为世俗的人们示范出一个不同于世俗的生活方式，那是高尚的生活方式，使得世俗人能够看到世俗生活的缺点，丑陋，而后加以改正。同时隐士精神的价值在于隐士们能看见和预见世俗之人所不能看见和预见的东西，然后在世俗人所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的改变了社会。
真隐士的人格特点是寻求诗意的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是对仕隐情结的一种解脱。如孔子周游列国累了，便说沂水春风“吾与点”，庄子看惯了大小诸侯尔虞我诈，便要到自然中去逍遥；陶渊明在仕途上倦了，便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假隐士的社会角色是官迷、财迷、名誉迷。安贫乐道，是隐士高洁人格的最重要的特征。例如，东晋大隐士陶渊明在穷困潦倒时，就唱：先师有立训，忧道不忧贫，贫富常交战，道胜五成颜。隐士从来都是贫困的，但其精神却是富有的。有了做人的精神，便有了做人的骨头。当今中国社会呼唤真隐士精神
参考文献：
[1]Vervoon，A.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M].徐克谦，译.济南：山东书报出版社，2009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社，2012
[4]Porter，B.空谷幽兰[M].明洁，译.第二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5]何鸣.中国隐逸简史：遁世与逍遥[M].敦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7]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书店，1992
[8]陈连山.中国隐士文化的成立与发展，[EB/OL].http：//chinese.pku.edu.cn/docs/2014-04/20140404101612047736.doc，2014-10-1
[9]胡晓明.真的隐士的看不见与道家是一个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2010，47（3）：27-36
[10]南怀瑾.禅宗与道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