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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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被抓走的时候已经怀了我。我是1950年10月20 日在监狱里出生的。那里并不是一般的监狱，关所谓“自己人”，就是情报局自己施“家法”的地方，里面关的都是一些大人物，比如蔡孝乾、吴石等所谓的“大匪谍”。 母亲临盆时，狱方只是把她带到牢房附近的一个小空屋。他们从外边找来一个护士为她接生，接生的医疗工具很简单，护士的态度又不好。母亲生下我之后，护士为她缝合伤口时也不打麻药，母亲痛得难以忍受。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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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被抓走的时候已经怀了我。我是1950年10月20 日在监狱里出生的。那里并不是一般的监狱，关所谓“自己人”，就是情报局自己施“家法”的地方，里面关的都是一些大人物，比如蔡孝乾、吴石等所谓的“大匪谍”。
母亲临盆时，狱方只是把她带到牢房附近的一个小空屋。他们从外边找来一个护士为她接生，接生的医疗工具很简单，护士的态度又不好。母亲生下我之后，护士为她缝合伤口时也不打麻药，母亲痛得难以忍受。
我好奇的是，對政治没有一点概念的母亲怎么会被控为“匪谍”？父亲后来告诉我，1948 年，《新闻天地》杂志社的一个记者来长春，说是要采访国军装备情况，实际上是要求父亲给一笔跑路费。当时长春被围，情况恶化，父亲没有答应，那位记者生气地走了。国民党失去长春以后，这个刊物发了那个记者写的文章，说长春之所以沦陷，是因为母亲给父亲打了一剂毒针，导致他患了伤寒而卧床不起，最后不得不投降。台湾的一些书，包括当时在五六十年代钦定的《大陆是如何失去的》，竟也引用这篇报道，说是母亲拿了一剂毒针给父亲打下去，威胁他：“你现在要替人民立功。”认为母亲是共产党使用的美人计主角，“匪谍”埋伏在他身旁。母親在判决书上的罪名是“知匪不报”，那时候在台湾是一个很重的罪名。
原本他们是想把我们一直关在这里的。关到第七年的时候，母亲抗议说：“孩子该读书了。”这样才开了一个庭，把我们放了。我被关了七年两个月。
（摘自《沙盘上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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