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门道中遇微雨
　　陆游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乾道八年(1172)冬,陆游由南郑调回成都,骑驴途经剑门山,身与境遇,勾起了一系列诗的联想,写下这首诗情荡漾的小诗。南郑是当时抗金前方的军事重镇,诗人在那常常“寝饭鞍马间”。而成都则是首都临安(杭州)之外最繁华的都市。诗人此行是由前线到后方,由战地到大都市,是去危就安、去劳就逸。然而,诗人是怎样想的呢?
　　首先从衣上写起,不讲雨打湿衣服,却讲“征尘杂酒痕”,看出作者写作的匠心。“征尘杂酒痕”是壮志未酬,处处伤心(“无处不消魂”)的结果,深刻地概括出诗人的处境和心境。征尘,首先来自一路上的奔波,同时还可看做南郑前线“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征尘,而且两种征,尘形成一种对比。作者喜爱的是前线的征尘而不是后方的征尘,但喜爱的征尘一去不复返。这引起作者的感慨丛生。唯一的做法只能是喝酒,借酒浇愁打发时间。诗人平时不喝酒,那么他是在无比悲愤的情况下喝酒的。此时作者不是一个风尘酒徒的形象,而是一个悲愤抑郁的爱国者的形象。
　　“远游无处不消魂”中的“无处”,既包括过去所经历各地,也包括写此诗时所过的剑门。这就是说,他“远游”而“过剑门”时,“衣上征尘杂酒痕”,心中呢?又一次黯然“消魂”。引起“消魂”的,还是由于秋冬之际,“细雨”蒙蒙,不是“铁马冰河”,而是骑驴回蜀。对“亘古男儿一放翁”陆游来说,他不能不感到伤心。
　　我这个人难道只该是一个诗人?此句问得突然,诗人从来就不甘仅仅只做一个诗人。陆游志在恢复北方失地,不甘心以诗人自限。诗人不屑于仅做一个辞赋君子。而是希望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报效祖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
　　“细雨骑驴如剑门”,生动地写出了一个远游者的形象。远游者在蒙蒙细雨中风尘仆仆,衣上有酒痕,骑在驴背上吟着诗句。此句动作、神态和景物全部写出。尤其骑驴形象充满诗意。唐代不少诗人都有骑驴的佳话和故事,孟浩然骑驴踏雪寻梅,李白乘醉骑驴游华阴,杜甫有“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的诗句,贾岛骑驴赋诗,李贺骑驴觅句。难怪郑启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陆游骑驴遇雨,不正与灞桥风雪中的情景相仿佛吗?在蒙蒙细雨中骑驴经剑门人蜀,即景生情,在驴背上想起这些古人的诗句和行迹,不觉得自己进入了诗人的角色和境界,足以和前代诗人媲美了。但做一个诗人有什么用呢?祖国半壁江山落入金人手中,纵使有良辰美景也只能平添忧愁和痛苦。为什么在细雨中骑驴走入剑门关,而不是过那“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地生活呢?不图个人的安逸,不恋都市的繁华,他只是“百无聊赖以诗鸣”(梁启超语),自不甘心以诗人终老。这才是陆游之所以为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诗人的爱国情怀已昭然于世。
　　这一次从南郑前线来到后方,怀才不遇,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衷情难诉,壮志难酬,只能落得个诗人的下场。因此诗人在抑郁中自嘲,在沉痛中调侃自己,故作轻松,实际更加沉痛。
　　中国古代有很多诗人决不以当诗人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屈原是这样,曹植是这样,李白是这样,杜甫是这样,陆游更是这样,之后的辛弃疾也是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的情结从屈原那里一脉相承地传承下来,已经流淌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管里。这一点在国家适逢盛世时表现得也许不甚明显,若遭遇战火,外敌入侵时,他们的作用便很突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会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宝贵的品格。“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是他们的写照。郭沫若的“毁家纾难”,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千载而下,当我们再读到他们的诗文,了解他们的事迹,我们都会肃然起敬,正是这种精神和情结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薪火相传。我们应继承和发扬。
　　这首诗可以看做是陆游爱国的一曲心音,是爱国情怀的体现,伴随中华民族从过去走向现在,幸向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