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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2月8日，珍珠港事件2个月后，因日本侵华而陷入解散的燕京大学临时校董会在重庆召开，一致决议在后方复校，并推举梅贻宝（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弟）为复校筹备处主任。经历一番筹备，成都燕大正式复校，以月租2000元租用位于成都陕西街的华美女中和毗连的启华小学作为校舍，并推举梅贻宝为代理校长及代理教务长。
初到成都，一切都没有着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人都担心，燕大这块金字招牌，恐怕是保不住了——好在来了陈寅恪。1943年冬，陈寅恪抵达成都。梅贻宝在全校周会上开心宣布：“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这时，他一定想到了哥哥梅贻琦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好友傅斯年一再敦促陈寅恪加盟在宜宾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但是他最终选择还是到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主要是考虑到李庄古镇的气候与环境，对他和太太的病体都极不相宜。李庄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相比之下，成都无疑给他更强的安全感。
初到成都，陈寅恪一家住在陕西街中式院落，人声喧闹，夜间常不得安眠。1944年暑假，他迁入华西坝广益学会，住宿条件大为改观。但战时的成都，钞票贬值，物价飞涨，陈寅恪和夫人唐筼身体都不好，再加上孩子又多，陈家生活一度非常困难，一个月的薪水，往往几天就花完了。他自己曾有诗云，“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奉尚忧贫”，可见当时的窘境。值钱的衣物，在来成都的路上已经差不多卖完了，陈家的人，甚至先后都因为缺少厚衣服穿而生病。当然，最严重的问题，还是陈寅恪的眼睛：成都的电力不足，灯光昏暗，三日一停电，只能以火舌闪烁的油灯照明，陈寅恪的右眼早已失明，单靠左眼来阅读写作，这时就更为吃力了。再加上缺少营养，血气不旺，对保养视力也有影响。夫人唐筼非常着急，托人买了一只怀胎的母羊，因为腿瘸，这只羊还比较便宜，陈寅恪的小女儿美延负责喂养它。母羊生了小羊，唐筼每天挤点羊奶，给陈寅恪补养身体。
陈寅恪的好友吴宓也在这一年的10月26日傍晚来到成都，第二天就去看望他。当天，吴宓在给好友毛子水的信中说：“在蓉见寅恪，身体较前好，盖由锻炼而来。家无男女仆，自助太太做一切事。”但现实没有信中写得那么美好，四年多未见，吴宓看到陈寅恪显得苍老，感到很难过。他的右眼就已失明，紧张的研究著述加上授课，使本已高度近视的左眼劳累过度，视力下降。吴宓清楚，对陈寅恪来说，视力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他最忧虑和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11月中旬，陈寅恪不慎跌了一跤，左眼更加昏花，虽曾去看病，但仍继续工作，坚持为提携的青年学人写推荐信，眼睛始终没有得到休息。12月12日，星期二，陈寅恪上午有课，早上起来突然发现眼前漆黑一片，不能视事，忙叫长女流求去通知学生，今日暂停上课。夫人唐筼陪他到陕西街存仁医院（眼鼻耳喉专科医院）就诊，得知左眼视网膜不幸脱落，随即住院。14日，陈寅恪正式入院治疗。吴宓每日前往探视，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阴，小雨。又风，寒。寅恪以目疾，住陕西街存仁医院三楼73室。往探视，久陪座谈。其新病之左目，瞳孔之内膜已破，出液，不能辨视清晰。而马鉴（燕大教授）私述医言，谓必将失明云云。深为忧伤。”15日又记：“阴，微雪。寒甚。西御街口，探益体食品店，备为寅恪购面包。上下午系中读书。存仁医院探寅恪病。聆寅恪述前年在港居，一千门万户、曲折回环、而多复室密隧之巨宅（电影《白云乡先》所取景之地），日军官及台湾兵来逼扰，幸获脱免事。及拒绝罕见诱入东亚文化之团体，并名人某某辈，实已甘心从贼，且奔竞求职情形。客来乃止。”这一段日记颇为重要，它记载了在民族生死存亡时刻，一个大知识分子的担当。陈寅恪眼前一片黑暗，但内心透亮，虽然所治古典之学，但并不缺现实关怀。
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吴宓和陈寅恪的家人，都不敢采取手术治疗的方式。12月18日，根据当时著名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教授共同研究，决定进行手术治疗。12月19日，吴宓去四川大学上课前，专门去存仁医院看望陈寅恪。“仅得见夫人。筼言，开刀后，痛呻久之。又因麻醉药服用过量，大呕吐，今晨方止，不能进食云云。”陈寅恪的手术，并不理想，这和他的病情严重有关，也受当时条件所限。手术后，病情经常反复，12月21日，“甚有起色”，12月23日，“夕，探寅恪病，仅见筼夫人，言寅恪又不如前，不消化，失眠等”。12月24日，“上午探寅恪病，转佳。筼夫人议，欲得宁夏产而在宝鸡可购之枸杞子煮汁，制糖膏，或以羊肝及羊胎、熊胆等，食寅恪，而使寅恪身强，血多，目明。寅恪又极忧医或客之微触动其床，至损目之长成，于是揭示于门。”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陈寅恪的手术，效果并不佳，而且以当时的条件，也无法得到细致的护理，只能吃一般意义上的补品。担心医生或来探望的客人碰到床引起的微微响动影响眼睛的恢复，也可以看出来陈寅恪的情绪并不太稳定。
12月25日和26日，吴宓去医院探望，都碰到医生在给陈寅恪做检查。28日晚又去看他，唐筼告诉他，昨晚医生说割治效果不佳，陈寅恪大忧戚，烦躁不安，日来健康又损。12月30上午，医生告知：割治无益。左目视网膜脱落初增广，未能粘合。又发现视网膜有一个小洞。这个结果，并没有第一时间告知陈寅恪，但他也许感知到了这种结局，非常焦虑烦恼。
陈寅恪治病的存仁医院，就在燕京大学租用的华美女中校舍对面。燕京大学学生见陈寅恪行动不便，而师母唐筼又四处奔波，心力交瘁，心中不忍，自动组织看护队，轮流到医院陪护伺候陈寅恪，替师母唐筼分劳。男同学值夜班，女同学值日班。燕京大学同人，也不时往医院探候。对此，陈寅恪深为感动，对前来看望的燕京大学代校长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几十年后，梅贻宝写到此情此景，说：“笔者至今认为能请到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是一杰作，而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这一段学生、老师、校长的互动，足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段佳话。对梅贻宝来说，真正践行了乃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理念，他在《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始末记》中这样写道： “有人说过，一所大学之所以伟大，不在有大楼而在有大师。这是一句不易之论。成都燕京大学，虽然是战时临时大学，仍旧重视这条至理，尽力而为。幸运得很，我们竟然能请到若干位有名有实的大师，不嫌成都燕大简陋，慧然来临施教。其中有陈寅恪（历史）、萧公权（政治）、李方桂（语言）、吴宓（文学）、徐中舒（上古史）、赵人隽（经济）、曾远荣（数学）诸位教授，陈、李、萧都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这些大师肯在燕大讲学，不但燕大学生受益，学校生辉，即是成都文风，亦为之一振。在抗战艰苦的岁月中，弦诵不绝，高彻凌云，言之令人兴奋。燕大教授待遇，历来月薪以360元为限，这几位特约教授，特定为450元，聊表崇敬。”
正是因为有了陈寅恪等名师，才使得成都燕大在战火纷飞中弦歌不辍，学术质量依然可以维持在战前水平。这些大师，对学生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当成都燕大复校的消息通过迂回的渠道传到华北的教师和学生那里之后，燕大校友开始长途跋涉的“寻家”之旅，而在这万般彷徨辛苦的旅途中，倒也不缺趣闻轶事。梅贻宝用他的记忆力为我们保存了战火中的温馨：
其一是：有两位男同学通过两不管地带后，便把旅费集中，孤注一掷，买了两部脚踏车。果然不出所料，不但得了代步工具，省了不少力气，而且愈向前进，车价增值愈高，这两位同学却都不是经济系主修生。
其二是：另一团体有七位同学，他们在西安火车站拾得铺盖卷一件，送交青年会招领，同时向燕大接待站借了1850元贷款，前来成都。这一伙同学到达成都，找到燕大办理报到，不料经管人当时就通知他们，西安一笔贷款已经清了账，有人替他们还了债。他们听了，又欢喜，又诧异。原来一位商人不慎，遗失了铺盖卷，随后到青年会领回。他在铺盖卷里藏有大量钱款。他听说这件行李是燕京大学学生送来招领的，感激之余，他拿出2000元，替学生们清帐，余额捐赠青年会。这项消息在学生们没到之前，已经到了学校。
这两则小故事如今读来异常亲切，因为和我们当下的生活体验非常相像，骑自行车旅行，拾金不昧……这种行为背后，有非常朴素的情感。战火纷飞中，成都成为一个中心，它吸引过来大量人群，这些人并不能简单用“逃难”来形容，虽然旅途危险重重，但这些师生胸中怀着理想和道德担当，他们为成都带来的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
吴宓在来成都燕大之前，在西南联大过得颇不顺心，因为联大的人事关系日趋复杂，让他难以处理，他到成都后颇为快慰，和成都的新风气不无关系。成都文风“为之一振”，不只是陈寅恪这些大师们的功劳，也离不开这些青年学生的参与。这些朴素的学生，来到成都后，发现老师眼睛病了，自发组成看护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成都燕大虽然只有短短4个学期，但老师和学生都收获颇多，后人统计，成都燕大的成才率相当高，或许正是这种良性互动的结果。
尽管面临双目彻底失明的风险，陈寅恪还是以坚强的毅力面对现实，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吴宓经常去医院看他，陪他聊天，1945年元旦那天闲聊，陈寅恪和唐筼还劝吴宓在追求毛彦文女士时，应该更加理性一些，他们评价毛彦文“近接不如远看”，这说明陈寅恪已经有点“闲心”，逐渐放松下来。陈寅恪请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仁的夫人杨云慧（杨度之女）书写苏东坡诗句“闭目此生新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并裱而悬之，他已经做好了从此失明的打算了。
英国文化委员会在抗战时期曾派陶思德和李约瑟到西南联大访问，欧战结束不久，牛津大学即邀请西南联大教授邵循正、沈有鼎等到牛津访学。英国文化委员会、牛津大学和英国科学院还联名请陈寅恪到英国去医治眼病，希望他治愈后能留在牛津讲学。几经周折，在燕大历史系助教刘适的护送下，陈寅恪于1945年9月14日早晨7点由成都飞赴昆明，下榻于西南联大单身教授宿舍客房，逗留一周。每天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多为北大、清华文科研究所的人员。大家对陈寅恪的健康极为关怀，陈寅恪虽然看不见，精神还算不错，听说话人的声音，就能辨认出来访者是谁。9月21日，陈寅恪再次动身，和邵循正、沈有鼎等一起，乘坐英国军用飞机由昆明飞印度转赴伦敦。
陈寅恪离开成都后，他原在燕大指导的唐代文学研究所刘开荣，改由吴宓任导师，吴宓给陈寅恪寄去燕大研究院委员会记录，写信报告国内情况。他甚至在夜深人静时，为老友治好眼病恢复视力而默默祈祷。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国，陈寅恪的眼睛虽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 诊治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左眼视网膜上部粘合了一点，视力略有改善，未能复明。1946年，陈寅恪乘海轮归国，原想去美国再试治疗，因此横越大西洋，绕道美国。抵达纽约布鲁克林码头后，得知美国著名眼科专家也提不出更好的治疗方案，就没有登岸了。
陈寅恪万里求医，未能复明，心情沉重犹豫，这一心绪，充分反映在回国后的一些诗作中。如：“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这首诗寄给吴宓的版本，题目是《来伦敦治眼疾无效将东归江宁感赋》，后来才改题作《南朝》。还有：“眼昏到此眼昏旋，辜负西来万里缘。杜老花枝迷雾影，米家图画满云烟。馀生所欠为何物，后世相知有别传。归写香山新乐府，女婴学诵待他年。” 这首诗的题目是《来英治目疾无效将返国写刻近撰元白诗笺证》，多首诗的题目都强调“治眼无效”，看得出他是多么难过。
“杜老花枝迷雾影，米家图画满云烟”，杜是杜甫，米是米芾，杜甫诗中的花枝，米芾画中的景致，都渐渐模糊，再也看不见了。写这首诗时，陈寅恪一定想到了成都，想到了华西坝的燕京大学，那里的花花草草，不就是当年老杜观赏过的吗？成都的一花一草，成都的天空，连同那清贫的生活和学生热切的笑脸，事实上成为陈寅恪失明之前最后看到的光与影。他一定想起1945年2月上旬旧历除夕前，他从医院回宿舍休养所写的那首诗：“雨雪霏霏早闭门，荒园数亩似山村。携家未识家何置，归国惟欣国尚存。四海兵戈迷病眼，九年忧患蚀精魂。扶床稚女闻欢笑，依约承平旧梦痕。”成都的雨雪和小女儿的欢笑，都仿佛昨日。
在成都燕大，他讲授“唐史”“元白刘诗”课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听讲的除了学生，还有燕大和其他大学的教师。包括金陵大学国文系主任高文、讲师程千帆等，几乎每节课都来听，详细做笔记。有11篇重要的论文，都是在成都所作，其中有关元白诗的9篇，后来收入《元白诗笺证稿》，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在成都燕京大学期间，由英国科学院陶德斯、汤因比和库克三位院士联名推荐，陈寅恪当选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成都的日子，对陈寅恪来说，是他陷入双目失明的黑暗前最后的光明，他散发的光芒，照亮了燕大，也照亮了华西坝。
（本文参考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特此致谢。）
初到成都，一切都没有着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人都担心，燕大这块金字招牌，恐怕是保不住了——好在来了陈寅恪。1943年冬，陈寅恪抵达成都。梅贻宝在全校周会上开心宣布：“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这时，他一定想到了哥哥梅贻琦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好友傅斯年一再敦促陈寅恪加盟在宜宾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但是他最终选择还是到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主要是考虑到李庄古镇的气候与环境，对他和太太的病体都极不相宜。李庄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相比之下，成都无疑给他更强的安全感。
初到成都，陈寅恪一家住在陕西街中式院落，人声喧闹，夜间常不得安眠。1944年暑假，他迁入华西坝广益学会，住宿条件大为改观。但战时的成都，钞票贬值，物价飞涨，陈寅恪和夫人唐筼身体都不好，再加上孩子又多，陈家生活一度非常困难，一个月的薪水，往往几天就花完了。他自己曾有诗云，“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奉尚忧贫”，可见当时的窘境。值钱的衣物，在来成都的路上已经差不多卖完了，陈家的人，甚至先后都因为缺少厚衣服穿而生病。当然，最严重的问题，还是陈寅恪的眼睛：成都的电力不足，灯光昏暗，三日一停电，只能以火舌闪烁的油灯照明，陈寅恪的右眼早已失明，单靠左眼来阅读写作，这时就更为吃力了。再加上缺少营养，血气不旺，对保养视力也有影响。夫人唐筼非常着急，托人买了一只怀胎的母羊，因为腿瘸，这只羊还比较便宜，陈寅恪的小女儿美延负责喂养它。母羊生了小羊，唐筼每天挤点羊奶，给陈寅恪补养身体。
陈寅恪的好友吴宓也在这一年的10月26日傍晚来到成都，第二天就去看望他。当天，吴宓在给好友毛子水的信中说：“在蓉见寅恪，身体较前好，盖由锻炼而来。家无男女仆，自助太太做一切事。”但现实没有信中写得那么美好，四年多未见，吴宓看到陈寅恪显得苍老，感到很难过。他的右眼就已失明，紧张的研究著述加上授课，使本已高度近视的左眼劳累过度，视力下降。吴宓清楚，对陈寅恪来说，视力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他最忧虑和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11月中旬，陈寅恪不慎跌了一跤，左眼更加昏花，虽曾去看病，但仍继续工作，坚持为提携的青年学人写推荐信，眼睛始终没有得到休息。12月12日，星期二，陈寅恪上午有课，早上起来突然发现眼前漆黑一片，不能视事，忙叫长女流求去通知学生，今日暂停上课。夫人唐筼陪他到陕西街存仁医院（眼鼻耳喉专科医院）就诊，得知左眼视网膜不幸脱落，随即住院。14日，陈寅恪正式入院治疗。吴宓每日前往探视，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阴，小雨。又风，寒。寅恪以目疾，住陕西街存仁医院三楼73室。往探视，久陪座谈。其新病之左目，瞳孔之内膜已破，出液，不能辨视清晰。而马鉴（燕大教授）私述医言，谓必将失明云云。深为忧伤。”15日又记：“阴，微雪。寒甚。西御街口，探益体食品店，备为寅恪购面包。上下午系中读书。存仁医院探寅恪病。聆寅恪述前年在港居，一千门万户、曲折回环、而多复室密隧之巨宅（电影《白云乡先》所取景之地），日军官及台湾兵来逼扰，幸获脱免事。及拒绝罕见诱入东亚文化之团体，并名人某某辈，实已甘心从贼，且奔竞求职情形。客来乃止。”这一段日记颇为重要，它记载了在民族生死存亡时刻，一个大知识分子的担当。陈寅恪眼前一片黑暗，但内心透亮，虽然所治古典之学，但并不缺现实关怀。
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吴宓和陈寅恪的家人，都不敢采取手术治疗的方式。12月18日，根据当时著名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教授共同研究，决定进行手术治疗。12月19日，吴宓去四川大学上课前，专门去存仁医院看望陈寅恪。“仅得见夫人。筼言，开刀后，痛呻久之。又因麻醉药服用过量，大呕吐，今晨方止，不能进食云云。”陈寅恪的手术，并不理想，这和他的病情严重有关，也受当时条件所限。手术后，病情经常反复，12月21日，“甚有起色”，12月23日，“夕，探寅恪病，仅见筼夫人，言寅恪又不如前，不消化，失眠等”。12月24日，“上午探寅恪病，转佳。筼夫人议，欲得宁夏产而在宝鸡可购之枸杞子煮汁，制糖膏，或以羊肝及羊胎、熊胆等，食寅恪，而使寅恪身强，血多，目明。寅恪又极忧医或客之微触动其床，至损目之长成，于是揭示于门。”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陈寅恪的手术，效果并不佳，而且以当时的条件，也无法得到细致的护理，只能吃一般意义上的补品。担心医生或来探望的客人碰到床引起的微微响动影响眼睛的恢复，也可以看出来陈寅恪的情绪并不太稳定。
12月25日和26日，吴宓去医院探望，都碰到医生在给陈寅恪做检查。28日晚又去看他，唐筼告诉他，昨晚医生说割治效果不佳，陈寅恪大忧戚，烦躁不安，日来健康又损。12月30上午，医生告知：割治无益。左目视网膜脱落初增广，未能粘合。又发现视网膜有一个小洞。这个结果，并没有第一时间告知陈寅恪，但他也许感知到了这种结局，非常焦虑烦恼。
陈寅恪治病的存仁医院，就在燕京大学租用的华美女中校舍对面。燕京大学学生见陈寅恪行动不便，而师母唐筼又四处奔波，心力交瘁，心中不忍，自动组织看护队，轮流到医院陪护伺候陈寅恪，替师母唐筼分劳。男同学值夜班，女同学值日班。燕京大学同人，也不时往医院探候。对此，陈寅恪深为感动，对前来看望的燕京大学代校长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几十年后，梅贻宝写到此情此景，说：“笔者至今认为能请到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是一杰作，而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这一段学生、老师、校长的互动，足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段佳话。对梅贻宝来说，真正践行了乃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理念，他在《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始末记》中这样写道： “有人说过，一所大学之所以伟大，不在有大楼而在有大师。这是一句不易之论。成都燕京大学，虽然是战时临时大学，仍旧重视这条至理，尽力而为。幸运得很，我们竟然能请到若干位有名有实的大师，不嫌成都燕大简陋，慧然来临施教。其中有陈寅恪（历史）、萧公权（政治）、李方桂（语言）、吴宓（文学）、徐中舒（上古史）、赵人隽（经济）、曾远荣（数学）诸位教授，陈、李、萧都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这些大师肯在燕大讲学，不但燕大学生受益，学校生辉，即是成都文风，亦为之一振。在抗战艰苦的岁月中，弦诵不绝，高彻凌云，言之令人兴奋。燕大教授待遇，历来月薪以360元为限，这几位特约教授，特定为450元，聊表崇敬。”
正是因为有了陈寅恪等名师，才使得成都燕大在战火纷飞中弦歌不辍，学术质量依然可以维持在战前水平。这些大师，对学生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当成都燕大复校的消息通过迂回的渠道传到华北的教师和学生那里之后，燕大校友开始长途跋涉的“寻家”之旅，而在这万般彷徨辛苦的旅途中，倒也不缺趣闻轶事。梅贻宝用他的记忆力为我们保存了战火中的温馨：
其一是：有两位男同学通过两不管地带后，便把旅费集中，孤注一掷，买了两部脚踏车。果然不出所料，不但得了代步工具，省了不少力气，而且愈向前进，车价增值愈高，这两位同学却都不是经济系主修生。
其二是：另一团体有七位同学，他们在西安火车站拾得铺盖卷一件，送交青年会招领，同时向燕大接待站借了1850元贷款，前来成都。这一伙同学到达成都，找到燕大办理报到，不料经管人当时就通知他们，西安一笔贷款已经清了账，有人替他们还了债。他们听了，又欢喜，又诧异。原来一位商人不慎，遗失了铺盖卷，随后到青年会领回。他在铺盖卷里藏有大量钱款。他听说这件行李是燕京大学学生送来招领的，感激之余，他拿出2000元，替学生们清帐，余额捐赠青年会。这项消息在学生们没到之前，已经到了学校。
这两则小故事如今读来异常亲切，因为和我们当下的生活体验非常相像，骑自行车旅行，拾金不昧……这种行为背后，有非常朴素的情感。战火纷飞中，成都成为一个中心，它吸引过来大量人群，这些人并不能简单用“逃难”来形容，虽然旅途危险重重，但这些师生胸中怀着理想和道德担当，他们为成都带来的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
吴宓在来成都燕大之前，在西南联大过得颇不顺心，因为联大的人事关系日趋复杂，让他难以处理，他到成都后颇为快慰，和成都的新风气不无关系。成都文风“为之一振”，不只是陈寅恪这些大师们的功劳，也离不开这些青年学生的参与。这些朴素的学生，来到成都后，发现老师眼睛病了，自发组成看护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成都燕大虽然只有短短4个学期，但老师和学生都收获颇多，后人统计，成都燕大的成才率相当高，或许正是这种良性互动的结果。
尽管面临双目彻底失明的风险，陈寅恪还是以坚强的毅力面对现实，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吴宓经常去医院看他，陪他聊天，1945年元旦那天闲聊，陈寅恪和唐筼还劝吴宓在追求毛彦文女士时，应该更加理性一些，他们评价毛彦文“近接不如远看”，这说明陈寅恪已经有点“闲心”，逐渐放松下来。陈寅恪请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仁的夫人杨云慧（杨度之女）书写苏东坡诗句“闭目此生新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并裱而悬之，他已经做好了从此失明的打算了。
英国文化委员会在抗战时期曾派陶思德和李约瑟到西南联大访问，欧战结束不久，牛津大学即邀请西南联大教授邵循正、沈有鼎等到牛津访学。英国文化委员会、牛津大学和英国科学院还联名请陈寅恪到英国去医治眼病，希望他治愈后能留在牛津讲学。几经周折，在燕大历史系助教刘适的护送下，陈寅恪于1945年9月14日早晨7点由成都飞赴昆明，下榻于西南联大单身教授宿舍客房，逗留一周。每天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多为北大、清华文科研究所的人员。大家对陈寅恪的健康极为关怀，陈寅恪虽然看不见，精神还算不错，听说话人的声音，就能辨认出来访者是谁。9月21日，陈寅恪再次动身，和邵循正、沈有鼎等一起，乘坐英国军用飞机由昆明飞印度转赴伦敦。
陈寅恪离开成都后，他原在燕大指导的唐代文学研究所刘开荣，改由吴宓任导师，吴宓给陈寅恪寄去燕大研究院委员会记录，写信报告国内情况。他甚至在夜深人静时，为老友治好眼病恢复视力而默默祈祷。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国，陈寅恪的眼睛虽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 诊治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左眼视网膜上部粘合了一点，视力略有改善，未能复明。1946年，陈寅恪乘海轮归国，原想去美国再试治疗，因此横越大西洋，绕道美国。抵达纽约布鲁克林码头后，得知美国著名眼科专家也提不出更好的治疗方案，就没有登岸了。
陈寅恪万里求医，未能复明，心情沉重犹豫，这一心绪，充分反映在回国后的一些诗作中。如：“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这首诗寄给吴宓的版本，题目是《来伦敦治眼疾无效将东归江宁感赋》，后来才改题作《南朝》。还有：“眼昏到此眼昏旋，辜负西来万里缘。杜老花枝迷雾影，米家图画满云烟。馀生所欠为何物，后世相知有别传。归写香山新乐府，女婴学诵待他年。” 这首诗的题目是《来英治目疾无效将返国写刻近撰元白诗笺证》，多首诗的题目都强调“治眼无效”，看得出他是多么难过。
“杜老花枝迷雾影，米家图画满云烟”，杜是杜甫，米是米芾，杜甫诗中的花枝，米芾画中的景致，都渐渐模糊，再也看不见了。写这首诗时，陈寅恪一定想到了成都，想到了华西坝的燕京大学，那里的花花草草，不就是当年老杜观赏过的吗？成都的一花一草，成都的天空，连同那清贫的生活和学生热切的笑脸，事实上成为陈寅恪失明之前最后看到的光与影。他一定想起1945年2月上旬旧历除夕前，他从医院回宿舍休养所写的那首诗：“雨雪霏霏早闭门，荒园数亩似山村。携家未识家何置，归国惟欣国尚存。四海兵戈迷病眼，九年忧患蚀精魂。扶床稚女闻欢笑，依约承平旧梦痕。”成都的雨雪和小女儿的欢笑，都仿佛昨日。
在成都燕大，他讲授“唐史”“元白刘诗”课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听讲的除了学生，还有燕大和其他大学的教师。包括金陵大学国文系主任高文、讲师程千帆等，几乎每节课都来听，详细做笔记。有11篇重要的论文，都是在成都所作，其中有关元白诗的9篇，后来收入《元白诗笺证稿》，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在成都燕京大学期间，由英国科学院陶德斯、汤因比和库克三位院士联名推荐，陈寅恪当选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成都的日子，对陈寅恪来说，是他陷入双目失明的黑暗前最后的光明，他散发的光芒，照亮了燕大，也照亮了华西坝。
（本文参考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