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陈独秀由重庆迁到江津,这里是他生命旅程的最后驿站。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已届耳顺之年的陈独秀已是衰飒老者,世交晚辈葛康素正是此时前往探访,多年不见,相见后不禁惊讶:“先生老矣,着布衣,须发斑白,惟精神矍铄,尚未失少年豪俊之气。”战时江津成为中国的大后方,这里集中很多从安徽逃难来的文化人。陈独秀就是在江津与老友方孝远相逢,并有感而作《与孝远兄同寓江津出纸索书辄赋一绝》: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山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陈独秀老矣,且又历经坎坷曲折,然其刚烈豪放的个性,并没因此而有所收敛,反是越挫越超凡脱俗,越挫越特立独行。他的“疏狂”就是贯穿一生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也就是他挂在嘴边常说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疼不痒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绝对不怕孤立”。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受此刺激,他愤然而作《告少年》。他的学生何之瑜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首诗,是陈仲甫先生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听见史大林(斯大林)和希特拉(希特勒)签订了‘德苏协定’的消息,那正是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有感而作’的。”这是陈独秀晚年最长的一首古风体诗。
　　他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局此小宇内,人力终难轻。吾身诚渺小,傲然长百灵。食以保躯命,色以延种姓。”这是人类生衍发展的基本路径,同时,又对几千年的弱肉强食的极权政治进行鞭笞,“相役复相斫,事惯无人惊”。人类社会不就是生活在这种相互奴役、相互厮杀的永久的大黑暗之中吗?
　　谁是人类社会黑暗的罪魁祸首?“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他在诗后作了批注:“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也,以此喻斯大林。今日悲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观。”何谓大疫厉鬼,乃瘟神,类似今天的非典、口蹄疫和甲型H1N1流感。这个凶神竟在青天白日之下,横行世间,坏事做绝,劣迹斑斑。”苏德协定“的签约、莫斯科大审判的结束,一大批当年列宁的战友的被迫害,此事对陈独秀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匪夷所思。已在云南的濮清泉得到这首诗后,曾去信质疑:“《告少年》是对一般独裁者而言,还是专指斯大林?”他复信说:“我给所有独夫画像,尤着重斯大林。”
　　诗人又写道:“哲人间出世,吐辞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一年前,他在南京蹲大狱时,就给前来探望的汪原放写下了这样的话:“天才贡献于社会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如此前后联系,我们就会看出,他对天才或哲人不能为社会俗众所容纳,是多么的忧虑和不平。一方面越是伟大的天才或哲人,在全社会的压迫下,“成功愈缓愈少”,“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另一方面则是压抑、迫害天才或哲人的最直接后果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迟缓,“为蚁行而非龙飞”。当然,他是以天才或哲人自况。
　　尽管“善非恶之敌,事倍功半成”。诗人却从不言败,从不放弃。“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而更重要的是诗人对青年寄予希望,早在《新青年》初创时,诗人就“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几十年过去了,他仍然希望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就是诗中所说:“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不信天由命,不得过且过,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极权政治斗。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众人的力量是强大的,全民族的觉醒就足可“燎原势竟成”。
　　他的一生极富悲剧色彩,因此,在检讨一生的行止时,不免惆怅和唏嘘:“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和愤怒。”他十分清楚自己已是个独行客,但他又“绝对不怕孤立”,更加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他的《寒夜醉成》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狂颠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纵横谈以忘型健,衰飒心因得句雄。
　　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