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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媒介传播手段日新月异，微信公众传播方式已与互联网传播并驾齐驱，甚至更具传播张力。基于传统纸媒的服务性、工具性，微信传播平台以易传播、更新快、表象化、互动强为特征，越来越成为舆论引导中的媒介领袖。政府管理部门在舆论引导工作中，既要充分发挥微信平台的传播优势，又要加强基础平台建设和内容方向把关，将以微信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纳入管理体系，建立多元化、系统化、全时化的触发机制、监测机制和发布机制。
关键词 微信传播；科研项目；资金管理；舆论引导策略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12-0063-03
当前，互联网、微博和聚合新闻客户端成为社会舆论生成发酵的主力平台，微信公共传播平台更成为大多数人了解新闻舆论的第一信息源。与此同时，基于网络事件引发的公共舆情事件也日渐成为常态。相较于社会事件引发的舆论事件，科技舆情的形态也正发生根本变化，传统的舆情监测和反馈机制已跟不上瞬间引爆的“全民话题”，政府管理部门所习惯的事情发酵一段时间再通过主流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的方法屡屡跑不过网络，甚至经常造成倒逼回应。
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新时代科技舆论的主要特征和舆论传播的主要方式，以科技日報社锐动源微信传播平台为载体的科技计划项目和经费管理平台舆论引导传播实践为例，提出政府部门应对科技舆情事件的策略，破解从单一的视角无法很好解决话语权失衡的舆论引导难题。
1 新媒体时代科技舆论生成的主要特征
新媒体舆论发展的特性与传统的新闻宣传体制、舆论引导理念与方式存在鲜明对比，舆论更多呈现负面情绪， 更能挑动网民的兴奋点和关注点，且往往呈现真相还未发布，谣言已在路上，甚至真相和谣言互相搏斗的场景。因此，准确把握新媒体时代科技舆论的主要特征对于政府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意义重大。
1）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新媒体时代，掌握话语权的不仅仅是报纸、电视电台和网络，每个微博、微信、头条号账号都是一个“发声筒”，其粉丝数量甚至不亚于一份媒体，有的网络大V的粉丝数上亿，有的微信账号动辄就是一个10万+。在此情形下，为了吸引眼球，赚取流量，一些营销号往往忽视信息的积极正面的内容，偏重于渲染负面的信息，甚至予以夸大，成为负面事件和负面消息的超级秀场，形成“坏消息综合症”[1]。由此，舆论场中不再是简单的一种声音、一种腔调，一种想法，如果应对不力就会加剧政府公信力危机。以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进行制裁的事件为例，初期舆情多关注核心技术自主化和“卡脖子”技术。4月21日，微信公号“智谷趋势”推送《砸向中国芯片研发的万亿经费都去哪了？》将舆情引向另一方向，“汉芯一号造假事件”“中国科协调查显示国内科研经费仅40%用于项目”等又一次挑动公众的神经，迅速被腾讯网、搜狐网、新浪网、凤凰网、虎嗅网等媒体纷纷进行转载报道，对科技管理部门而言，这已经是不可忽视的科技舆情，需要进行监测评估，甚至引导。
2）舆论导向更加集中。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播源，而且当一群观点近似、认知相同的人同时表示对某个热点的关注，很容易形成一个舆论场，尽管还不是社会热点，但因指向明确、人群固定，很可能在一定范围呈现众生喧哗的传播景观，共同体思维是这类新媒体舆情的主征。2017年4月，有媒体披露国际期刊《肿瘤生物学》将107篇中国作者论文集中撤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肿瘤生物学》是“掠夺性期刊”应将其列入黑名单，另一观点认为，应对涉事的学者全面排查，严肃处理。2017年7月，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处理结果，对107篇论文涉及的521名作者进行了处理。因政府在面对科研诚信问题时，采取了积极、公开、果断的措施，在新闻发布后社会评价积极正面。这起科技新媒体舆情事情的主要特点就是讨论集中在科技界，其背后所指是近年来一直诟病的科研诚信和学术不端。
3）传播速度更加迅疾。移动互联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远超以前，全时传播的特征更加明显，舆论热点事件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个公共突发事件后，以网站、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通常会在第一时间广泛传播，给政府的即时回应造成巨大的时间压力。再者，经过调查确证的权威信息往往需要过程，中间的时间差，为不实报道、各种猜测传闻产生空间，同时所形成的群情激奋会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甚至引发信任危机。此外，新媒体的全时传播也形成了全天候的舆论监督力量，促使传统的权力导向的舆论监督转向全媒体的社会监督。以2015年“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为例，围绕爆炸物和爆炸原因的确定，公众、媒体、官方展开了探究真相的时间赛跑，尽管当地政府定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但因透露的信息局限，引发了一些猜测和谣言，特别是危化品氢化钠的处理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引发了持续的讨论。
4）传播内容更加碎片。近年来，因断章取义和信息碎片化传播导致的科技舆情事件不在少数。为了吸引眼球，新媒体多在标题上搞“擦边”，内容上搞似是而非，这就导致许多本应真实的内容被分裂和分段化。同时，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往往导致语言和思维的碎片化，传播时间的碎片化。不明真相的公众往往会受情绪的挑动而陷入非理性的口水战中，这种非理性的讨论、沟通和互动中的误解、曲解不可避免，新媒体用户经常陷入意义缺失、无价值的围观、聒噪和喧闹的争论之中[2]。以一篇《60%用于开会出差万亿科研经费去向何处》的文章为例，中国科协在2004年公开出版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的“直接用于科研项目的资金比例”部分，原文为：“调查结果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在40%左右。”并未提及“科研经费流失”的相关内容，但经过多次碎片化传播，这一数据被广泛引用，成为每年全国两会的必然热点，虽经多次澄清仍被引用至今，官方不得不一次次辟谣。
2 微信传播成为科技舆情的主要途径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公众对于重大科技进展、重要科技政策、突发科技新闻事件等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科技舆论引导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突发公共事件在微信中的传播呈现出了全景呈现、移动共享、瞬间爆发、直达受众、内容私密和舆论方位模糊等特点[3]。 科技舆情在微信传播中具备以下几个显著
特征：
1）受众人群具有垂直性特征。通常而言，科技舆情与一般的社会舆情最大的区别在于受众人群具有先垂直再网状传播的特征[4]，仍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进行制裁的事件为例，关注的人群初期主要以半導体专业人士和相关企业为主，但随着话题被引导到“缺芯”“卡脖子”上后，引发了广大公众受制于人的恐慌，进而形成全民大讨论。
2）传播方式具有互动性。微信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征，使原有的新闻传播形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当一个话题成为热点或公共话题时，各种微信群和社群中网民高度互动，极易引发线上和线下的大讨论，当一个话题被反复传播、转发后，又生成了新的热点和文章。有观点指出，“我们的能力在大幅增加，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于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这些都使科技舆情的传播由口口相传改为语言和思想的
交锋[5]。
3）传播内容具有煽动性。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公众对于从“站起来”到“强起来”民族自豪感的渴望更加强烈，科研人员、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关注度显著提高，公从对科学知识的需求日趋旺盛，这些都影响到新媒体内容生产者的价值取向，于是科技舆情更多体现在失实、夸大。比如，“星巴克咖啡含丙烯酰胺致癌”的文章经发布后迅速被刷屏，就是生产者抓住了公众的注意力做的营销文章。
3 新时代的科技舆论引导对策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做出规定：对涉及地方的政务舆情，涉事责任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本级政府办公厅（室）会同宣传部门做好组织协调工作。这是“舆情回应”作为正式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的标题，令人鼓舞。
对于科技而言，“舆情回应”同样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遇到问题不发声，都会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公众的“拷问”。以国家科技计划改革为例，围绕科研经费的松绑和激励，相关部门先后下发了多份文件，仅以中办和国办名义下发的就有两份，然而科研人员依旧认为获得感不强，“把科研人员逼成会计”的抱怨不绝于耳，最终形成舆情反馈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分析发现：一方面，改革过渡期内，各种新旧政策并行，在执行中因细化不够，一时难以指导各单位的具体工作。另一方面，一些高校、院所对中央连续出台的科技计划改革的措施执行不到位，有的政策给了，但没能接得住、管得好；有的政策理解有偏差；有的执行中“简单化”“一刀切”；有的甚至出台了与国家政策制度相违背的“土政策”，等等。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提出了利用信息化手段来做好凝聚共识和推动改革共识的工作，特别是解决政策宣传不到位，解读不到位的问题，通过建立锐动源微信传播平台的形式，实现政策传播的及时、有效，加快政策落地，把政策传递到一线的科研
人员。
1）精准锁定对象人群，做好正面引导。上传下达和落实文件是传统的政策宣传手段，有的甚至仅仅是在官网上一挂了事。以锐动源公众平台为例，既然要进行正面引导，就要找到目标人群，了解该类人的所思所想。基于此，公号将受众群体锁定在申请或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科研人员、对国家科技政策、科技进展关注的科研人员，科研财务助理等。在内容上，重点关注科技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新政发布、政策解读、新旧政策对比、资金管理和使用规范、项目及预算申报等内容，以《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的发布为例，一条一图看懂使公众号仅开通3天便收获了10万+。同时，通过约请专家对新政进行解读也是做好政策宣传很重要的一种方式，解决了过去存在的理解有误没人指出，有疑问没人解答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使有关科研经费的舆情得到了缓解。比如，多数人认为，国外的科研经费管理要比国内简单的多，为此，公号专门推出了系列文件，将美、日、德国科研经费情况与国内进行了对比，收到了极好的
效果。
2）释放权威官方信息，澄清不实言论。引发不实新闻和酿成舆情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政府作为知情人士因为种种因素不方便回应，公众受各类信息的影响，对不实的信息产生了主观倾向和猜测。2016年4月21日，《文汇教育》和“知识分子”公号发布文章——《这位大学教授为何宁愿辞职，也要以个人身份向科技部发起申诉？》，报道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赵立平在申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时形式审查不通过以及他的申诉，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科学界学者共鸣，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科技舆情事件，很多网友纷纷质疑存在暗箱操作、申报流程不够规范。
舆情事件发生后，科技部迅速进行了回应，在锐动源微信传播平台上刊登了《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就有关科技人员对科研项目申报形式审查结果异议问题做出工作安排》的声明，由于处理得当，使舆情没有继续发酵，公众的情绪重新回归理性。
3）强化热点舆情监测，建立沟通渠道。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不断尝试利用新媒体进行沟通互动以引导舆论。比如设立领导与民众互动专区，邀请领导与公众在线访谈等，都对及时回应不实传言和网络谣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被动的舆情应对往往只能等着民意上门，缺乏及时性和针对性。利用新媒体设立疑问解答频道，可以实现与网友的实时沟通，同时针对热点问题一旦具有倾向性可以通过进行舆情监测来梳理公众关心的焦点，针对性的做好回应。比如，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都是科研经费容易产生舆情的时间段，这就需要科技管理部门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提前准备各类口径，通过主动召开发布会来释放信息。同时，通过锐动源微信传播平台将相关信息及时发布，通过留言通道实现与公众的互动，使民意找到释放的
通道。
4 结论
政府部门特别科技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微信平台建设、运营和管理，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有针对性地改进科技舆论引导的方式做法，以公众满意度和传播效果为最终目标积极稳妥，有序实施。从新时代科技舆情的特点出发，准确把握传播规律和特征，充分发挥政府对社会舆论导向的主导作用，探索舆论引导的新方式方法，加大对社会机构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1]翟彬.我国微博政治参与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1（6）：9-12.
[2]赵春丽，付捷.新媒体时代政府舆论引导能力体系结构初探[J].湖北社会科学，2013（11）：27-31.
[3]孙静，汤书昆.论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社会控制功能的失调与重建[J].青海社会科学，2012（6）：154-158.
[4]熊忠辉，程刚.微信的传播模式及其对舆论生态的影响[J].新闻战线，2015（5）：48-50.
[5]孙静，汤书昆.论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社会控制功能的失调与重建[J].青海社会科学，2012（6）：154-158.
关键词 微信传播；科研项目；资金管理；舆论引导策略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12-0063-03
当前，互联网、微博和聚合新闻客户端成为社会舆论生成发酵的主力平台，微信公共传播平台更成为大多数人了解新闻舆论的第一信息源。与此同时，基于网络事件引发的公共舆情事件也日渐成为常态。相较于社会事件引发的舆论事件，科技舆情的形态也正发生根本变化，传统的舆情监测和反馈机制已跟不上瞬间引爆的“全民话题”，政府管理部门所习惯的事情发酵一段时间再通过主流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的方法屡屡跑不过网络，甚至经常造成倒逼回应。
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新时代科技舆论的主要特征和舆论传播的主要方式，以科技日報社锐动源微信传播平台为载体的科技计划项目和经费管理平台舆论引导传播实践为例，提出政府部门应对科技舆情事件的策略，破解从单一的视角无法很好解决话语权失衡的舆论引导难题。
1 新媒体时代科技舆论生成的主要特征
新媒体舆论发展的特性与传统的新闻宣传体制、舆论引导理念与方式存在鲜明对比，舆论更多呈现负面情绪， 更能挑动网民的兴奋点和关注点，且往往呈现真相还未发布，谣言已在路上，甚至真相和谣言互相搏斗的场景。因此，准确把握新媒体时代科技舆论的主要特征对于政府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意义重大。
1）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新媒体时代，掌握话语权的不仅仅是报纸、电视电台和网络，每个微博、微信、头条号账号都是一个“发声筒”，其粉丝数量甚至不亚于一份媒体，有的网络大V的粉丝数上亿，有的微信账号动辄就是一个10万+。在此情形下，为了吸引眼球，赚取流量，一些营销号往往忽视信息的积极正面的内容，偏重于渲染负面的信息，甚至予以夸大，成为负面事件和负面消息的超级秀场，形成“坏消息综合症”[1]。由此，舆论场中不再是简单的一种声音、一种腔调，一种想法，如果应对不力就会加剧政府公信力危机。以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进行制裁的事件为例，初期舆情多关注核心技术自主化和“卡脖子”技术。4月21日，微信公号“智谷趋势”推送《砸向中国芯片研发的万亿经费都去哪了？》将舆情引向另一方向，“汉芯一号造假事件”“中国科协调查显示国内科研经费仅40%用于项目”等又一次挑动公众的神经，迅速被腾讯网、搜狐网、新浪网、凤凰网、虎嗅网等媒体纷纷进行转载报道，对科技管理部门而言，这已经是不可忽视的科技舆情，需要进行监测评估，甚至引导。
2）舆论导向更加集中。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播源，而且当一群观点近似、认知相同的人同时表示对某个热点的关注，很容易形成一个舆论场，尽管还不是社会热点，但因指向明确、人群固定，很可能在一定范围呈现众生喧哗的传播景观，共同体思维是这类新媒体舆情的主征。2017年4月，有媒体披露国际期刊《肿瘤生物学》将107篇中国作者论文集中撤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肿瘤生物学》是“掠夺性期刊”应将其列入黑名单，另一观点认为，应对涉事的学者全面排查，严肃处理。2017年7月，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处理结果，对107篇论文涉及的521名作者进行了处理。因政府在面对科研诚信问题时，采取了积极、公开、果断的措施，在新闻发布后社会评价积极正面。这起科技新媒体舆情事情的主要特点就是讨论集中在科技界，其背后所指是近年来一直诟病的科研诚信和学术不端。
3）传播速度更加迅疾。移动互联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远超以前，全时传播的特征更加明显，舆论热点事件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个公共突发事件后，以网站、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通常会在第一时间广泛传播，给政府的即时回应造成巨大的时间压力。再者，经过调查确证的权威信息往往需要过程，中间的时间差，为不实报道、各种猜测传闻产生空间，同时所形成的群情激奋会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甚至引发信任危机。此外，新媒体的全时传播也形成了全天候的舆论监督力量，促使传统的权力导向的舆论监督转向全媒体的社会监督。以2015年“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为例，围绕爆炸物和爆炸原因的确定，公众、媒体、官方展开了探究真相的时间赛跑，尽管当地政府定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但因透露的信息局限，引发了一些猜测和谣言，特别是危化品氢化钠的处理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引发了持续的讨论。
4）传播内容更加碎片。近年来，因断章取义和信息碎片化传播导致的科技舆情事件不在少数。为了吸引眼球，新媒体多在标题上搞“擦边”，内容上搞似是而非，这就导致许多本应真实的内容被分裂和分段化。同时，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往往导致语言和思维的碎片化，传播时间的碎片化。不明真相的公众往往会受情绪的挑动而陷入非理性的口水战中，这种非理性的讨论、沟通和互动中的误解、曲解不可避免，新媒体用户经常陷入意义缺失、无价值的围观、聒噪和喧闹的争论之中[2]。以一篇《60%用于开会出差万亿科研经费去向何处》的文章为例，中国科协在2004年公开出版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的“直接用于科研项目的资金比例”部分，原文为：“调查结果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在40%左右。”并未提及“科研经费流失”的相关内容，但经过多次碎片化传播，这一数据被广泛引用，成为每年全国两会的必然热点，虽经多次澄清仍被引用至今，官方不得不一次次辟谣。
2 微信传播成为科技舆情的主要途径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公众对于重大科技进展、重要科技政策、突发科技新闻事件等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科技舆论引导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突发公共事件在微信中的传播呈现出了全景呈现、移动共享、瞬间爆发、直达受众、内容私密和舆论方位模糊等特点[3]。 科技舆情在微信传播中具备以下几个显著
特征：
1）受众人群具有垂直性特征。通常而言，科技舆情与一般的社会舆情最大的区别在于受众人群具有先垂直再网状传播的特征[4]，仍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进行制裁的事件为例，关注的人群初期主要以半導体专业人士和相关企业为主，但随着话题被引导到“缺芯”“卡脖子”上后，引发了广大公众受制于人的恐慌，进而形成全民大讨论。
2）传播方式具有互动性。微信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征，使原有的新闻传播形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当一个话题成为热点或公共话题时，各种微信群和社群中网民高度互动，极易引发线上和线下的大讨论，当一个话题被反复传播、转发后，又生成了新的热点和文章。有观点指出，“我们的能力在大幅增加，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于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这些都使科技舆情的传播由口口相传改为语言和思想的
交锋[5]。
3）传播内容具有煽动性。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公众对于从“站起来”到“强起来”民族自豪感的渴望更加强烈，科研人员、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关注度显著提高，公从对科学知识的需求日趋旺盛，这些都影响到新媒体内容生产者的价值取向，于是科技舆情更多体现在失实、夸大。比如，“星巴克咖啡含丙烯酰胺致癌”的文章经发布后迅速被刷屏，就是生产者抓住了公众的注意力做的营销文章。
3 新时代的科技舆论引导对策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做出规定：对涉及地方的政务舆情，涉事责任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本级政府办公厅（室）会同宣传部门做好组织协调工作。这是“舆情回应”作为正式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的标题，令人鼓舞。
对于科技而言，“舆情回应”同样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遇到问题不发声，都会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公众的“拷问”。以国家科技计划改革为例，围绕科研经费的松绑和激励，相关部门先后下发了多份文件，仅以中办和国办名义下发的就有两份，然而科研人员依旧认为获得感不强，“把科研人员逼成会计”的抱怨不绝于耳，最终形成舆情反馈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分析发现：一方面，改革过渡期内，各种新旧政策并行，在执行中因细化不够，一时难以指导各单位的具体工作。另一方面，一些高校、院所对中央连续出台的科技计划改革的措施执行不到位，有的政策给了，但没能接得住、管得好；有的政策理解有偏差；有的执行中“简单化”“一刀切”；有的甚至出台了与国家政策制度相违背的“土政策”，等等。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提出了利用信息化手段来做好凝聚共识和推动改革共识的工作，特别是解决政策宣传不到位，解读不到位的问题，通过建立锐动源微信传播平台的形式，实现政策传播的及时、有效，加快政策落地，把政策传递到一线的科研
人员。
1）精准锁定对象人群，做好正面引导。上传下达和落实文件是传统的政策宣传手段，有的甚至仅仅是在官网上一挂了事。以锐动源公众平台为例，既然要进行正面引导，就要找到目标人群，了解该类人的所思所想。基于此，公号将受众群体锁定在申请或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科研人员、对国家科技政策、科技进展关注的科研人员，科研财务助理等。在内容上，重点关注科技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新政发布、政策解读、新旧政策对比、资金管理和使用规范、项目及预算申报等内容，以《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的发布为例，一条一图看懂使公众号仅开通3天便收获了10万+。同时，通过约请专家对新政进行解读也是做好政策宣传很重要的一种方式，解决了过去存在的理解有误没人指出，有疑问没人解答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使有关科研经费的舆情得到了缓解。比如，多数人认为，国外的科研经费管理要比国内简单的多，为此，公号专门推出了系列文件，将美、日、德国科研经费情况与国内进行了对比，收到了极好的
效果。
2）释放权威官方信息，澄清不实言论。引发不实新闻和酿成舆情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政府作为知情人士因为种种因素不方便回应，公众受各类信息的影响，对不实的信息产生了主观倾向和猜测。2016年4月21日，《文汇教育》和“知识分子”公号发布文章——《这位大学教授为何宁愿辞职，也要以个人身份向科技部发起申诉？》，报道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赵立平在申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时形式审查不通过以及他的申诉，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科学界学者共鸣，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科技舆情事件，很多网友纷纷质疑存在暗箱操作、申报流程不够规范。
舆情事件发生后，科技部迅速进行了回应，在锐动源微信传播平台上刊登了《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就有关科技人员对科研项目申报形式审查结果异议问题做出工作安排》的声明，由于处理得当，使舆情没有继续发酵，公众的情绪重新回归理性。
3）强化热点舆情监测，建立沟通渠道。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不断尝试利用新媒体进行沟通互动以引导舆论。比如设立领导与民众互动专区，邀请领导与公众在线访谈等，都对及时回应不实传言和网络谣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被动的舆情应对往往只能等着民意上门，缺乏及时性和针对性。利用新媒体设立疑问解答频道，可以实现与网友的实时沟通，同时针对热点问题一旦具有倾向性可以通过进行舆情监测来梳理公众关心的焦点，针对性的做好回应。比如，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都是科研经费容易产生舆情的时间段，这就需要科技管理部门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提前准备各类口径，通过主动召开发布会来释放信息。同时，通过锐动源微信传播平台将相关信息及时发布，通过留言通道实现与公众的互动，使民意找到释放的
通道。
4 结论
政府部门特别科技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微信平台建设、运营和管理，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有针对性地改进科技舆论引导的方式做法，以公众满意度和传播效果为最终目标积极稳妥，有序实施。从新时代科技舆情的特点出发，准确把握传播规律和特征，充分发挥政府对社会舆论导向的主导作用，探索舆论引导的新方式方法，加大对社会机构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1]翟彬.我国微博政治参与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1（6）：9-12.
[2]赵春丽，付捷.新媒体时代政府舆论引导能力体系结构初探[J].湖北社会科学，2013（11）：27-31.
[3]孙静，汤书昆.论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社会控制功能的失调与重建[J].青海社会科学，2012（6）：154-158.
[4]熊忠辉，程刚.微信的传播模式及其对舆论生态的影响[J].新闻战线，2015（5）：48-50.
[5]孙静，汤书昆.论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社会控制功能的失调与重建[J].青海社会科学，2012（6）：154-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