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唐小清记者素不相识，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知道我们编写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快出版了，就主动提出采访。起初，我并不在意这件事，以为这是记者的职业习惯，抢新闻而己。没想到，就是通过工作，我们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有一天，小清突然来电话说要到我家。喘息未定的她爬上6楼，显然这是有备而来。她看了刚印出来的文学史，图文并茂，4大本，感觉很新鲜，就说这里边肯定有很多故事。我说，文学史是一项集体成果，全课题组十几人，大多数是离退休的老教授、老专家，其中有3人没等到书的出版就去世了。我自己还苟延余生，要谈就谈他们吧。
　　我先谈的是刁绍华，黑大教授，专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著名学者。他在文学史中担任“俄侨文学”的撰稿。他接受任务没多久，就检查出了肝癌。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要到上海去做介入治疗，他让我放心，临走前要将他承担的那部分稿赶出来交给我。
　　过了一年后，刁老师的病情加重了，已进入肝昏迷状态。我与课题组的黄定天、郭淑梅去看他，给他捎去了稿费。在医大二院一间病房里面，我再次见到的刁老师已经完全脱了相，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他的老伴孤单一人在病榻前，我们喊了几声刁老师，他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只有鼻息尚存。他的研究生郭淑梅也亲切地呼唤他，他把眼珠转向她，说不出话来。我说，刁老师，我们看你来了，你还认得我吗？他吃力地翻动了一下身子，突然说，你是彭放。一会儿又忽然想起了什么：“文学史……还有一个地方要改……等我回去……”话未说完又昏了过去。刁老师在生命垂危的弥留之际，连平时最亲密的学生也认不得了，但还能想起他写的文学史，我忍不住热泪长流。刁老师留给文学史的最后遗言，成为鼓舞我们完成文学史工作的力量。
　　我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尚存宝。省歌舞团创编室主任，国家一级演奏员。他在文学史中承担“歌词文学”一章。我与存宝先生此前素不相识，他经别人推荐进入到课题组。此人讲朋友，重信义，喜饮酒。他也是接受任务不久，检查出患了胰腺癌。待到做完手术，我才去医院看他。据介绍，他的肝、肺、肠均割去了一大半，担心他活不过来，可他凭着顽强的意志活了下来。出院后我心疼地劝他，别写了，或者再找一个助手帮他搜集资料，均遭拒绝。半年后，他把8万字的初稿拿出来，谁知道他是怎样完成任务的啊。存宝出院后，几次三番地化疗、放疗，呕吐、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每天伏在小桌上，用一只拳头顶着难受的腹部，以毕恭毕敬的钢笔小楷，一笔一划地写。又过了半年多，尚存宝从珠海的孩子那里休养回哈，我打电话给他，书稿的校样出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他很高兴，立马回电话说，要到我家来取，我满以为，他病后休了一年多，身体可能恢复得满不错了。可当我去车站接他时，他从出租车上下来，吓了我一大跳，用骨瘦如柴形容他已经远远不够了，他的脸颊和手臂已经没有肌肉了，只是一张皱巴巴的皮包着骨头。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手上还拎着一个马扎，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我走不动，累了，坐下歇息……”从车站到我家不过200米，他真的在中途放下马扎坐下，喘息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医院已经不收他住院了，“我现在吃傣药，一天1000块钱。”在我家楼下小院里，我向他汇报了文学史编写的进展情况，他向我谈人生，谈理想，也谈了他好喝酒而可能得下这个不治之症，还谈了他死后对自己丧事的安排。他谈得十分轻松、旷达，听得我五内俱焚，毛骨悚然。我又劝他书稿不用你校对了，我就帮你校吧。他坚持要拿回家去自己看，说是还要增加一些内容，几天后我收到尚存宝亲自校对的书稿，仍然是那种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有几千字的内容是新写的。
　　收到校稿不到一周，一天晚上，尚存宝的妻子从211医院给我打电话说：“存宝已经不行了，可能过不去今天晚上。”我跑到医院，存宝已完全不省人事，我只好陪着他的家人哭了一场。当晚，一个好人，一个把最后生命贡献给文学史的人，与世长辞了。
　　我讲完这两个故事，显然把小清记者感动了，她眼泪汪汪地望着我，听我讲完。后来我哭了，她也陪着我流泪。她是位能走入被访者心灵的优秀记者。那天，我们讲得很坦诚，很投机。3天后，她把5000多字的专访写出来了，还在电话里念给我听，甚至连大小标题都征求我的意见。在我的感觉里，小清好像不是学文学的，她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她要用多少时间阅读多少资料，才能写出那篇文章啊。那篇题为《千家辉煌文学史，铸就龙江半世梦》的专访，发表于黑龙江日报，是她第一次向世人宣告了黑龙江文学史的诞生。
　　今年4月1日，《黑龙江文学史》在省社科院召开出版首发式。她的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文学史的内容和写作经过，在会上散发。我没想到小清对工作尽职尽责，且十分细心，为了开好这次会，她首先想到省报在市面上不零售，自己垫上钱为我们事先预订了报纸。当与会的人都在阅读她写的报道时，她却像一个腼腆的小学生，坐在会场的角落静静地听大家的讲话。会后，小清说，社长给了她任务，还要对我进行一次专访。我不理解她们采访工作的忙和累，更不知道她爱人正住医院，就主动联系约定采访时间，去编辑部找她时，已是上午11点了，她礼貌地请我到休息处喝咖啡，她本人谈话和面容都显出十分疲惫的神色，但仍拿出笔记本认真地记着。我谈了我那至今仍然十分贫困的家乡，谈了我如何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当了扎根边疆的移民。我说，我的根在巴山蜀水，事业的成熟在哈尔滨，当年与我一同支边的5位同学都打道回了川府，是我亲自把他们一个一个送走的。当最后一个同学带着黑龙江新娘登上南下的列车时，我跌坐在车站的月台上，落寞得掉下泪来……
　　采访还未结束，我发现小清的面色很难看，像是很难受的样子，这中间她去了两次卫生间，还接了一个电话，她坐立不安。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爱人正在医院里会诊呢，医生说他脑里长了个什么东西……她解释说，这段时间工作太忙太累，家人有病，还要照顾孩子，真的不堪重负，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
　　不久，她采访我的那篇文章也在省报上发表了。这篇长达5000多字的专访，该不是她守在丈夫的病房写出来的吧。当我捧读这篇长文时，不禁感慨万千，干我们这一行的，一辈子倒腾文字，谁没有过精神之旅？我想到了刁绍华、尚存宝，他们已经走了。生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想到省报的小清记者，人间真情感人的故事，都是经他们报道出来的。这些幕后的默默无闻的人，通过一部文学史把我和他们连在了一起，我们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
　　（本文作者：省社科院研究员 黑龙江文学史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