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月下旬，我和同村插队的同学恩永利从北京回延安。我们到了铜川没有赶上大轿车，只得乘大卡车走了。初春的陕北天气还很冷，车里站满了人，我们站在车厢上比较靠前的位置，那样视野比较开阔一些。卡车沿着去陕北的盘山公路前行，耳边风声呼呼作响。当车走到黄陵县的塬顶上时，看到远远的山上有一很大的白色镶嵌式标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看到这个标语，真的有一种激动人心、震撼人心的感觉。
　　晚上，车到了洛川县城，我们俩在一个很简陋的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赶到了水渭村。在村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村里派了一个人赶着驴，驮着我们俩的行李送我们俩去拓家河水库建设工地。走了一百多里路，到了拓家河。当时，公社插队的所有知青都早已到了那里，看到我们俩的到来都很高兴。拓家河水库工地地处洛川县东北部的槐柏镇，和黄龙县接壤。洛川县塬高沟深，水源匮乏。为了解决洛川人民的飲水和农田灌溉问题，洛川县政府决定修建这个水库。
　　我们知青当时住的地方都是早期知青挖凿的那种略小较低矮的窑洞，里边比较潮湿。睡觉的“床”也都是用较粗的树枝和树干拼搭而成的，每孔窑洞住七八个人不等。工地都是早晨五六点钟就出工干活，八点左右吃早饭;然后继续出工干活，中午十二点左右回来吃饭;下午一点半左右出工，晚上六七点回来。工地上生活很艰苦，早晨一个玉米面馍，中午一个麦面馍，晚上还是一个玉米面馍;菜有时有一点熬菜，有时熬菜都没有，就只有一点点用盐水调和成的辣椒面。比在村里的生活还要困苦，还要艰难。可我们所干的活是很繁重很劳累的。我们所干的工程就是把一座山从半山腰开出一个约十多米宽的平面，之后在这个平面上挖出引水渠，这就需要凿石劈岭开山挖掉大量的土方。我们每天都是在用十字镐刨土，用大锤砸钢钎放土方，然后把土装上架子车推出去倒掉。有时推土倒土时拽不住架子车，架子车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下了山。当年高家河的知青曹秀云就是在推车倒土的时候被架子车的惯性带下了高高的土坡，滚到坡下的时候已经休克失去知觉了。
　　我们每天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干着，虽说是初春，但冻土仍没有融化开，一十字镐抡下去只能打了一个白印。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依旧继续抡着十字镐一下一下地凿着，以致把我的手磨出了很多很大的血泡。每一次抡起十字镐，手上都是钻心地痛。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努力地坚持着。由于天天用十字镐掏土，土质又坚硬无比，时间长了镐尖都秃了，就只能找铁匠再重新煅打一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很顺利。工地施工挖土方，都是选择一块长约七八米高约五六米的一个地方。先竖着在两边掏成槽沟，然后在底部也掏挖成沟，也就是把底下掏空了，然后在顶部用钢钎凿，这样可以加快放土方的速度和土方量。
　　大概是五月底，我们右侧的施工工地上，高家河的人也这样在那里准备放土方。在那里干活的人有两个知青和一个同公社的很年轻的社员。那个年轻的社员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的个子不高，但很白净，这个人很随和，和知青的关系也比较好。听别人讲，他弟弟已经来了，准备替代他让他回家去。他心疼弟弟，也为了让弟弟再睡一个好觉，那天早晨他就替他弟弟出工干活去了。那天早上，那个年轻小伙子和一个知青还在下边掏挖，突然轰隆一声，土方倒塌了下来。我看到那个知青急忙从右侧跳了出去，而这个小伙子直着跳了下来。巨大的土块随即冲了下来，把小伙子砸到了下边。我们立即冲了过去，当时他还能说话，他说他的肚子痛。我们在扶他的时候，发现他的腿已经断了，但他却好像毫无知觉。医生从山下跑了上来，给他打了一个强心针，把他抬到山下的时候，又打了第二针强心针，但最终也没有挽留住他那年轻的生命。
　　六月底，延安组织所有的知青去拉练，徒步去延安参观学习。因此，我们离开了拓家河水库工地。我在那里一共呆了四个月左右，那是我人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它让我倍加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也让我不因荒废了青春而后悔。
　　胡德水，北京长辛店二中1967年初中毕业。1969年2月到延安洛川县京兆公社高家河大队插队，1972年回北京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