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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什有记日记的习惯——把他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倾诉在一台录音机上,然后再整理成日记。《乔治H.W.布什的中国日记》一书将于今年5月出版,而美国《新闻周刊》提前刊出了其中部分章节,让外界得以解读当时的“红色中国”给美国前总统布什、以及他的家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下面是布什日记的部分内容——
1974年10月22日:猜猜看,毛主席在哪里?
毛主席与丹麦首相会了面,当时有各种各样毛主席身在何处的猜测。丹麦人不方便说,因为他们发誓保密。有些人猜毛主席已经离开北京到乡下了,为的是好看看留在北京的领导人将怎么表现;还有的人猜测说,毕竟毛主席的岁数大了,所以应该还在北京家中。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不知道毛主席在哪里,大家都在猜测,也在议论。这是有8亿人口的国家,但保密工作却做得非常出色。至少我们的耳里听不到什么。神奇,真是太神奇了!
1974年11月1日:见小平,拘谨得忘了问问题
我前去拜访(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他个头很矮。当我们步入他的办公室时,先被人领到屋子中间与他合影。玛莎·霍德里奇(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我一左一右地站在邓的两边。然后被领到会客室,我们会面的时间很长,讨论感觉不错……我告诉他,我们的中国政策应该有长足的发展才是。邓小平显得很冷静,他准确地给出了农业人口数据。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谈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但邓还是谈及对印度的关注。不过,由于我太拘谨了,所以来不及问中国(为印巴冲突)做了些啥。
1974年11月3日:有冲突,有些事很无奈
我们的一个人昨天在明朝陵墓(注:指十三陵)遇上了麻烦。他驾驶车辆的两个前轮压过了立有“外国人不准入内”牌子的警戒线……两个半小时的混乱后,来了一些其他的军官,然后就让我们的人离开了……这让我看到友谊、宴会和热情以外的另一面。总之是不太灵活,不太容易理解的一面。
另一个例子。我的办公室需要挂一张地图。国务院官员莫·莫林把一张地图交给一个中国木工,请他帮着加上框。然而,那个木匠却回来了,与莫林愤怒地争吵说,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颜色怎么能不一样呢?因此,这张地图是“坏地图”等等。这件事闹了好一阵,而莫林一筹莫展,最后只能认了。
1974年11月17日:看新闻,对骂美国感到不忿
在“红色新闻”上看到对美国的抨击,会产生出奇的愤怒。中国感觉它必须攻击美国——帝国主义、掠夺小国等等。可我心里却这么想:中国领导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些观点,要不然的话他们怎么才能做到公开坦诚,怎么做到开放,怎么做到“信守承诺”?还有,中国知道我们会在同样的领域还击吗?我们没有那么干。但我真不知道,假如我们也还击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
1974年11月26日:基辛格让人怕得要死
簡直不敢让人相信,手下的人对基辛格是怕得要死:“他要来吗?他真的要来吗?”
我参加了基辛格与邓小平的多次会面。基辛格在与邓的会面中表现得非常聪明,对历史和国际局势有很深的把握,他应该是最出色的。这与他对手下的态度截然相反。在周三早晨的会晤中,他大声地嚷嚷:“我要我的手下,我要他们所有的人马上到这个房间里来!我让他们现在就在这里!可他们现在在哪里?”我这才明白,他就是这样保持工作节奏的。
1975年5月29日:跟中国人深交不容易
我觉得挺惊讶的,跟中国人深交会是那么的难。那是一项很难的工作。我一直相信我会认识更多的人,比其他美国人与中国人有更好的私交。但当你与他们深交时,你会觉得你想拿起电话找到某个人,然后交谈东南亚或者俄罗斯局势这样的事是几乎不可能的。如果他们有事,他们想交流,他们会打电话找你,但在大事上,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景。
1975年7月30日:怀念北京的自行车铃声
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些声音:清晨,公园里的歌唱声,许多公园都有非常动听的歌声;孩子们走队列时“一二一”的口令声,北京城内从来不间断的喇叭声、自行车铃声,以及孩子们在公园玩耍时的欢笑声,还有就是不论是在火车上、公园、大楼,以及其他地方随处可听到的大广播传出的声音。
(摘自《老年时报》)
1974年10月22日:猜猜看,毛主席在哪里?
毛主席与丹麦首相会了面,当时有各种各样毛主席身在何处的猜测。丹麦人不方便说,因为他们发誓保密。有些人猜毛主席已经离开北京到乡下了,为的是好看看留在北京的领导人将怎么表现;还有的人猜测说,毕竟毛主席的岁数大了,所以应该还在北京家中。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不知道毛主席在哪里,大家都在猜测,也在议论。这是有8亿人口的国家,但保密工作却做得非常出色。至少我们的耳里听不到什么。神奇,真是太神奇了!
1974年11月1日:见小平,拘谨得忘了问问题
我前去拜访(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他个头很矮。当我们步入他的办公室时,先被人领到屋子中间与他合影。玛莎·霍德里奇(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我一左一右地站在邓的两边。然后被领到会客室,我们会面的时间很长,讨论感觉不错……我告诉他,我们的中国政策应该有长足的发展才是。邓小平显得很冷静,他准确地给出了农业人口数据。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谈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但邓还是谈及对印度的关注。不过,由于我太拘谨了,所以来不及问中国(为印巴冲突)做了些啥。
1974年11月3日:有冲突,有些事很无奈
我们的一个人昨天在明朝陵墓(注:指十三陵)遇上了麻烦。他驾驶车辆的两个前轮压过了立有“外国人不准入内”牌子的警戒线……两个半小时的混乱后,来了一些其他的军官,然后就让我们的人离开了……这让我看到友谊、宴会和热情以外的另一面。总之是不太灵活,不太容易理解的一面。
另一个例子。我的办公室需要挂一张地图。国务院官员莫·莫林把一张地图交给一个中国木工,请他帮着加上框。然而,那个木匠却回来了,与莫林愤怒地争吵说,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颜色怎么能不一样呢?因此,这张地图是“坏地图”等等。这件事闹了好一阵,而莫林一筹莫展,最后只能认了。
1974年11月17日:看新闻,对骂美国感到不忿
在“红色新闻”上看到对美国的抨击,会产生出奇的愤怒。中国感觉它必须攻击美国——帝国主义、掠夺小国等等。可我心里却这么想:中国领导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些观点,要不然的话他们怎么才能做到公开坦诚,怎么做到开放,怎么做到“信守承诺”?还有,中国知道我们会在同样的领域还击吗?我们没有那么干。但我真不知道,假如我们也还击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
1974年11月26日:基辛格让人怕得要死
簡直不敢让人相信,手下的人对基辛格是怕得要死:“他要来吗?他真的要来吗?”
我参加了基辛格与邓小平的多次会面。基辛格在与邓的会面中表现得非常聪明,对历史和国际局势有很深的把握,他应该是最出色的。这与他对手下的态度截然相反。在周三早晨的会晤中,他大声地嚷嚷:“我要我的手下,我要他们所有的人马上到这个房间里来!我让他们现在就在这里!可他们现在在哪里?”我这才明白,他就是这样保持工作节奏的。
1975年5月29日:跟中国人深交不容易
我觉得挺惊讶的,跟中国人深交会是那么的难。那是一项很难的工作。我一直相信我会认识更多的人,比其他美国人与中国人有更好的私交。但当你与他们深交时,你会觉得你想拿起电话找到某个人,然后交谈东南亚或者俄罗斯局势这样的事是几乎不可能的。如果他们有事,他们想交流,他们会打电话找你,但在大事上,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景。
1975年7月30日:怀念北京的自行车铃声
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些声音:清晨,公园里的歌唱声,许多公园都有非常动听的歌声;孩子们走队列时“一二一”的口令声,北京城内从来不间断的喇叭声、自行车铃声,以及孩子们在公园玩耍时的欢笑声,还有就是不论是在火车上、公园、大楼,以及其他地方随处可听到的大广播传出的声音。
(摘自《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