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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全书阐述立身治家之法，内容涉及教育、儒学、佛学、历史、社会、文学、伦理等诸多领域。《颜氏家训》序言后的第一篇就是《教子》，讲的是教育子女的问题。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几个关于教育子女的重要见解，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参考价值。
？笏 教子要趁早——教育从小开始，越早越好
颜之推在《教子》篇里首先提出了一个教育子女的重要原则，就是教育必須从小开始，越早越好。
早教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胎教。颜之推认为，如果可能，在孩子没有出生以前就应该开始教育。他提到古代“圣王有胎教之法”，王妃们“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妃嫔怀孕到三个月时，就要迁居到别的宫室去，眼睛不乱看，耳朵不乱听，音乐、饮食都按照“礼”的要求加以节制。）
这里说到的“胎教”问题，即使以今天的科学知识看来，也是有道理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不仅吃什么东西对胎儿的成长有影响，喜怒哀乐的情绪也会影响胎儿，尤其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心智与精神。
第二个阶段是婴幼儿学前教育。
颜之推引用孔子的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真是至理名言。好的品德一半是天赋，一半就靠少年养成。好的习惯则更是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培养，一旦在这个时期养成了坏习惯，长大后就很难改过来。颜之推接着还引用了当时的一句俗语：“教妇初来，教儿婴孩”，就是说，教老婆要从嫁过来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要从婴儿时代就开始。因为孩子刚生下来，离开父母不能生存，一切都是一张白纸，这个时候教他什么就是什么，也最起作用，最容易被接受。“教儿婴孩”，“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十四个字，我觉得所有父母都应当视为座右铭。
？笏 教子要从严——溺爱是孩子一生的隐患，不能只爱不教
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教育子女的第二个重要原则，就是教子要从严，不能只爱不教。颜之推说：“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我看到世上有些父母，对子女不加以教诲，而只是一味宠爱，总觉得不能同意。）又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做父母的既威严又慈爱，那么子女就会敬畏谨慎，并由此产生孝心了。）就是说，他很不同意一般人对子女只爱不教，只有父母威严，又有慈爱，子女才会畏惧谨慎，对父母产生孝顺之心。
孩子要经历磨炼才能成才，但有些父母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是怕孩子受委屈，不忍心看孩子受眼前之苦，该骂不骂，该打不打。颜之推说，这是“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不愿意严厉地呵责怒骂，怕伤了子女的脸面；不忍心用荆条抽打，怕子女皮肉受苦。）
我们不提倡体罚孩子，但一些父母溺爱自己的子女，失去了起码的是非准则，“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他们对子女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任其为所欲为，本该训诫的，反而加以奖励；本该呵责的，反而一笑了之。）就是说，孩子想吃什么就喂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应该批评的反而奖励，应该责骂的却一笑而过。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让孩子不懂得是非，以为应当这样，等到长大了，习惯养成，再来管教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父母的责骂反而会引起子女的反感，造成父子之间的怨恨，养出一些逆子、败家子来，“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等到孩子懂事以后，还以为本来就该如此。子女骄横轻慢的习性已经养成了，这时才去管教、制止，即使将他们鞭抽棍打至死，也难以树立父母的威信。父母的火气一天天增加，子女对父母的怨恨也越来越深。这样的子女长大成人以后，必然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举了一严一宠两个例子。一个是梁朝的名将王僧辩，母亲管教甚严，他已经做了将军，年过四十，做错了事，母亲还会拿棍子打他，结果他成就了一番大功业。另外一个例子是梁朝的一个学士，很聪明，有点小才华，父母逢人便夸奖，有错误则替他掩盖，结果从小养成了骄傲自大的习惯。后来做武将周逖的幕僚，因为言语顶撞，被周逖杀了，连肠子都抽出来，以血涂鼓。所以父母对儿女太过宠爱，反而会害了他们。而严加管教才是真正长远的爱。
？笏 亲子有原则——保持适当距离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提到，父母跟儿女之间，一方面要亲爱周到，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以过于亲密。他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亲对孩子要有威严，不能过分亲密；骨肉之间要相亲相爱，不能简慢。如果流于简慢，就无法做到父慈子孝；如果过分亲密，就会产生放肆不敬的行为。）
“狎”是亲昵，亲爱得没有分寸，没有规矩；“简”是怠慢，不周到，不细致。
中国传统认为，父子之间首先是一种尊卑的关系，这种关系永远不可能颠倒，连君臣关系也是仿照父子关系建立的，所以叫“君父”、“臣子”。这个尊卑必须严格遵守，否则整个社会都会乱套。所以父子之间再亲密，也不可以没有分寸没有规矩。
咱们老祖宗的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看基本上没有错。西方人其实也并不是不讲尊卑上下，将军和士兵、董事长和员工、总统和平民，人格是平等的，但尊卑上下仍然是明确而清楚的，不然整个社会的运作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东西方只是在具体的作法上、细节上有些差别而已。中国人从前对尊卑上下之间的人格平等缺乏足够的认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认识，孔夫子讲“仁”，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指这种人格上的平等），这一点是应该检讨的，但不能因为追求人格平等而忽视尊卑。
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如果不分尊卑上下，就没有秩序，没有礼貌，也就谈不上和谐。父母跟孩子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不可以过分亲密，才能使孩子不仅爱父母，也尊敬父母，甚至有一点畏惧，这样，教育也才能实施。《论语》中说孔子“远其子”，古人还提倡“易子而教”，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自有其讲究。比方说，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让他单独睡一个房间，这不仅是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也有保持一定距离的意思在里面。中国人从前因为贫穷，父母子女常常不得不睡在同一个房里，甚至同一张床上，这显然是不好的，道理不必多讲，成年人都明白。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比不上西方人那么讲究。但是保持一定距离，只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教育，并不是说对儿女不要慈爱，或儿女对父母不要孝顺，而是说慈爱与孝顺都要在承认尊卑上下的基础上进行，只要不破坏这个基础，慈爱与孝顺则愈周到愈好。
颜之推既提醒做父母的要跟儿女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强调父母子女之间慈孝要周到，这是很全面的看法。现在的父母常常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好，要么就是跟子女太亲密，不注意尊卑，缺了应有的距离与礼节；要么就是漫不经心，关心不够。父母子女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不和就是这样产生的。
？笏 身教塑人格——家长的自我修养很重要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的最后一段讲了一个故事，说北齐有一个士大夫，曾经对颜之推讲，他有一个儿子，十六岁了，略通文墨，他就让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用来服侍当时的达官贵人。因为北齐是鲜卑人的政权，琵琶是鲜卑皇族和贵族喜欢的乐器，所以讲鲜卑话、弹琵琶，能得到达官贵人的赏爱，也因而就有当官发财的机会。
讲完这个故事后，颜之推很感慨，说：“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教育子女的方法真奇怪啊，如果用这种歪门邪道，就是让子女当到部长、总理，我也不愿意让你们走这条路。在颜之推的时代，中国北方的政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他自己也在北齐做官二十来年，所以他的话不能不说得很含蓄，但他的感慨是深沉的。稍加分析，就知道这感叹里包含了三层意思：
第一，对本民族文化，也就是汉文化的热爱。
第二，对趋炎附势、不择手段谋求利益的人的鄙视。
第三，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问题，即：怎么教子女？教子女什么？
天下父母个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子孙发达，但是怎样才能使子成龙，使女成凤，使子孙发达呢？这就大有讲究了。一些目光短浅的父母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一时的权势，总想走捷径，甚至不择手段通过歪门斜道来达到目的，而不知道教育子女的根本原则是要让他们走正道，让他们做堂堂正正的人。
用古人的话来讲，就是“教子要有义方”（朱伯庐《治家格言》），《三字经》中也提到过：“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什么是“义方”？怎样才叫“有义方”？简单地说，就是以“圣贤之道”来教育子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教给子女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就取决于父母自身的思想境界了。这样，就归结到了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上：教育子女的前提和根本乃是教育自己，提高自己。自己境界不高，却要教出优秀的子女来，恐怕很难。
其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更多的是靠身教，而非言教。自己思想境界高，堂堂正正，事業有成就，对社会有贡献，就是子女的最好榜样。《世说新语·德行篇》有一个故事说，谢安的太太教训儿子，却看到丈夫很少教儿子，就问他，怎么从没有看到你教儿子？谢安回答说，我怎么没有教？“我常自教儿”。谢安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一言一行，儿子耳闻目见，都是在教育他。这就是常言所说的“身教重于言教”。
做一个君子还是做一个小人，或者说，做一个好人还是做一个坏人，对于子女的一生至关重要，而在这一点上，父母的言传身教也最能产生重要的作用。■
链接
通过与《曾国藩家书》对比反思《颜氏家训》的局限性
●林凤
？笏 教育目的不同
颜氏、曾氏教育目的不同根本在于：颜氏教育主要是为立身扬名、永葆家族世代荣耀；曾氏教育主要是要子孙后代成圣成贤，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从他为自己写下的座右铭可以知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颜之推出身于官宦之家，在其任官期间，虽不忘“生民之本，要当稼樯而食”，但他并不希望子孙去“耕田养马”，认为这是“小人”的事，而希望后辈都能“学而优则仕”，这也是他撰写《颜氏家训》一书的动机。曾氏出身于农民之家，中进士后虽做大官，但官场的倾轧和变幻无常，使他战战兢兢，时存罢官回家当农民的念头；所以他并不希望儿辈步官宦之道，教育儿辈：“岁中外须讲求漪疏，内须讲求哂小菜。”，他告诫儿子曾纪鸿道：“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明理的君子”，他还说过：“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对澄、沅二弟也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仪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从上可知，曾国藩希望子孙后人们做德才兼备、对国家及社会有用的君子。
？笏 教子学艺态度不同
我们知道书法、绘画是一门高雅的艺术，它们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性、提高个人修养。但凡大教育家，对此领域都较精通，而颜之推却与此相反，他不希望他的子女在书法、绘画方面做到精熟，对书法、绘画他主张只可在名士圈中“玩习”，耻与工匠为伍等等，他一向是把书法、绘画放在《杂艺》篇中讨论的，可见它们不是“正业”，他说：“慎勿以书自命”，他认为“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更觉为累”。流露出他贵族化教育及从一己的利害出发对发展兴趣的限制的思想。
而曾国藩则没这个顾虑，他育子的宗旨是顺其天赋，求其发展，不但不限制子女学书法，还精心挑选古今名家字画以资参考，即使各居一地，也通过往来书信促其上进。其长子纪泽无意功名时，曾氏鼓励道：“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吟诗作字，以陶冶性情，一生受用不尽”。体现出曾氏尊重孩子的主观爱好，而且帮助他去巩固和发展这种兴趣，使其成为清代篆书的代表书家之一。
总而言之，颜氏和曾氏都看重家庭教育。相比较而言，颜氏的教育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其思想功利性太强，缺乏普遍性；贵族化倾向较浓，其思想只是上层阶级的思想，对平常百姓不适用；而曾氏的教育思想是典型的农民式教育，因而更易于被广大世人所接受。曾氏有选择地继承并发展了其精华内容，这就使得曾氏的教育思想比颜氏的教育思想具有较多时代性、开放性、开明性，使我们觉得亲切很多。此外，家长是家庭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优化家庭环境，是家长的重要责任，家长应努力创造一种与现代社会融洽、合拍的家庭文化氛围，让孩子们健康、幸福地成长。
要之，对于任何一种教育理念，我们都要辩证地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笏 教子要趁早——教育从小开始，越早越好
颜之推在《教子》篇里首先提出了一个教育子女的重要原则，就是教育必須从小开始，越早越好。
早教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胎教。颜之推认为，如果可能，在孩子没有出生以前就应该开始教育。他提到古代“圣王有胎教之法”，王妃们“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妃嫔怀孕到三个月时，就要迁居到别的宫室去，眼睛不乱看，耳朵不乱听，音乐、饮食都按照“礼”的要求加以节制。）
这里说到的“胎教”问题，即使以今天的科学知识看来，也是有道理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不仅吃什么东西对胎儿的成长有影响，喜怒哀乐的情绪也会影响胎儿，尤其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心智与精神。
第二个阶段是婴幼儿学前教育。
颜之推引用孔子的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真是至理名言。好的品德一半是天赋，一半就靠少年养成。好的习惯则更是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培养，一旦在这个时期养成了坏习惯，长大后就很难改过来。颜之推接着还引用了当时的一句俗语：“教妇初来，教儿婴孩”，就是说，教老婆要从嫁过来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要从婴儿时代就开始。因为孩子刚生下来，离开父母不能生存，一切都是一张白纸，这个时候教他什么就是什么，也最起作用，最容易被接受。“教儿婴孩”，“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十四个字，我觉得所有父母都应当视为座右铭。
？笏 教子要从严——溺爱是孩子一生的隐患，不能只爱不教
颜之推在这一篇中提出了教育子女的第二个重要原则，就是教子要从严，不能只爱不教。颜之推说：“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我看到世上有些父母，对子女不加以教诲，而只是一味宠爱，总觉得不能同意。）又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做父母的既威严又慈爱，那么子女就会敬畏谨慎，并由此产生孝心了。）就是说，他很不同意一般人对子女只爱不教，只有父母威严，又有慈爱，子女才会畏惧谨慎，对父母产生孝顺之心。
孩子要经历磨炼才能成才，但有些父母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是怕孩子受委屈，不忍心看孩子受眼前之苦，该骂不骂，该打不打。颜之推说，这是“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不愿意严厉地呵责怒骂，怕伤了子女的脸面；不忍心用荆条抽打，怕子女皮肉受苦。）
我们不提倡体罚孩子，但一些父母溺爱自己的子女，失去了起码的是非准则，“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他们对子女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任其为所欲为，本该训诫的，反而加以奖励；本该呵责的，反而一笑了之。）就是说，孩子想吃什么就喂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应该批评的反而奖励，应该责骂的却一笑而过。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让孩子不懂得是非，以为应当这样，等到长大了，习惯养成，再来管教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父母的责骂反而会引起子女的反感，造成父子之间的怨恨，养出一些逆子、败家子来，“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等到孩子懂事以后，还以为本来就该如此。子女骄横轻慢的习性已经养成了，这时才去管教、制止，即使将他们鞭抽棍打至死，也难以树立父母的威信。父母的火气一天天增加，子女对父母的怨恨也越来越深。这样的子女长大成人以后，必然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举了一严一宠两个例子。一个是梁朝的名将王僧辩，母亲管教甚严，他已经做了将军，年过四十，做错了事，母亲还会拿棍子打他，结果他成就了一番大功业。另外一个例子是梁朝的一个学士，很聪明，有点小才华，父母逢人便夸奖，有错误则替他掩盖，结果从小养成了骄傲自大的习惯。后来做武将周逖的幕僚，因为言语顶撞，被周逖杀了，连肠子都抽出来，以血涂鼓。所以父母对儿女太过宠爱，反而会害了他们。而严加管教才是真正长远的爱。
？笏 亲子有原则——保持适当距离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提到，父母跟儿女之间，一方面要亲爱周到，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以过于亲密。他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亲对孩子要有威严，不能过分亲密；骨肉之间要相亲相爱，不能简慢。如果流于简慢，就无法做到父慈子孝；如果过分亲密，就会产生放肆不敬的行为。）
“狎”是亲昵，亲爱得没有分寸，没有规矩；“简”是怠慢，不周到，不细致。
中国传统认为，父子之间首先是一种尊卑的关系，这种关系永远不可能颠倒，连君臣关系也是仿照父子关系建立的，所以叫“君父”、“臣子”。这个尊卑必须严格遵守，否则整个社会都会乱套。所以父子之间再亲密，也不可以没有分寸没有规矩。
咱们老祖宗的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看基本上没有错。西方人其实也并不是不讲尊卑上下，将军和士兵、董事长和员工、总统和平民，人格是平等的，但尊卑上下仍然是明确而清楚的，不然整个社会的运作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东西方只是在具体的作法上、细节上有些差别而已。中国人从前对尊卑上下之间的人格平等缺乏足够的认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认识，孔夫子讲“仁”，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指这种人格上的平等），这一点是应该检讨的，但不能因为追求人格平等而忽视尊卑。
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如果不分尊卑上下，就没有秩序，没有礼貌，也就谈不上和谐。父母跟孩子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不可以过分亲密，才能使孩子不仅爱父母，也尊敬父母，甚至有一点畏惧，这样，教育也才能实施。《论语》中说孔子“远其子”，古人还提倡“易子而教”，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自有其讲究。比方说，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让他单独睡一个房间，这不仅是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也有保持一定距离的意思在里面。中国人从前因为贫穷，父母子女常常不得不睡在同一个房里，甚至同一张床上，这显然是不好的，道理不必多讲，成年人都明白。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比不上西方人那么讲究。但是保持一定距离，只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教育，并不是说对儿女不要慈爱，或儿女对父母不要孝顺，而是说慈爱与孝顺都要在承认尊卑上下的基础上进行，只要不破坏这个基础，慈爱与孝顺则愈周到愈好。
颜之推既提醒做父母的要跟儿女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强调父母子女之间慈孝要周到，这是很全面的看法。现在的父母常常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好，要么就是跟子女太亲密，不注意尊卑，缺了应有的距离与礼节；要么就是漫不经心，关心不够。父母子女之间的种种矛盾与不和就是这样产生的。
？笏 身教塑人格——家长的自我修养很重要
颜之推在《教子》篇中的最后一段讲了一个故事，说北齐有一个士大夫，曾经对颜之推讲，他有一个儿子，十六岁了，略通文墨，他就让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用来服侍当时的达官贵人。因为北齐是鲜卑人的政权，琵琶是鲜卑皇族和贵族喜欢的乐器，所以讲鲜卑话、弹琵琶，能得到达官贵人的赏爱，也因而就有当官发财的机会。
讲完这个故事后，颜之推很感慨，说：“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教育子女的方法真奇怪啊，如果用这种歪门邪道，就是让子女当到部长、总理，我也不愿意让你们走这条路。在颜之推的时代，中国北方的政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他自己也在北齐做官二十来年，所以他的话不能不说得很含蓄，但他的感慨是深沉的。稍加分析，就知道这感叹里包含了三层意思：
第一，对本民族文化，也就是汉文化的热爱。
第二，对趋炎附势、不择手段谋求利益的人的鄙视。
第三，提出了教育子女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问题，即：怎么教子女？教子女什么？
天下父母个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子孙发达，但是怎样才能使子成龙，使女成凤，使子孙发达呢？这就大有讲究了。一些目光短浅的父母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一时的权势，总想走捷径，甚至不择手段通过歪门斜道来达到目的，而不知道教育子女的根本原则是要让他们走正道，让他们做堂堂正正的人。
用古人的话来讲，就是“教子要有义方”（朱伯庐《治家格言》），《三字经》中也提到过：“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什么是“义方”？怎样才叫“有义方”？简单地说，就是以“圣贤之道”来教育子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教给子女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就取决于父母自身的思想境界了。这样，就归结到了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上：教育子女的前提和根本乃是教育自己，提高自己。自己境界不高，却要教出优秀的子女来，恐怕很难。
其实，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更多的是靠身教，而非言教。自己思想境界高，堂堂正正，事業有成就，对社会有贡献，就是子女的最好榜样。《世说新语·德行篇》有一个故事说，谢安的太太教训儿子，却看到丈夫很少教儿子，就问他，怎么从没有看到你教儿子？谢安回答说，我怎么没有教？“我常自教儿”。谢安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一言一行，儿子耳闻目见，都是在教育他。这就是常言所说的“身教重于言教”。
做一个君子还是做一个小人，或者说，做一个好人还是做一个坏人，对于子女的一生至关重要，而在这一点上，父母的言传身教也最能产生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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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曾国藩家书》对比反思《颜氏家训》的局限性
●林凤
？笏 教育目的不同
颜氏、曾氏教育目的不同根本在于：颜氏教育主要是为立身扬名、永葆家族世代荣耀；曾氏教育主要是要子孙后代成圣成贤，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从他为自己写下的座右铭可以知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颜之推出身于官宦之家，在其任官期间，虽不忘“生民之本，要当稼樯而食”，但他并不希望子孙去“耕田养马”，认为这是“小人”的事，而希望后辈都能“学而优则仕”，这也是他撰写《颜氏家训》一书的动机。曾氏出身于农民之家，中进士后虽做大官，但官场的倾轧和变幻无常，使他战战兢兢，时存罢官回家当农民的念头；所以他并不希望儿辈步官宦之道，教育儿辈：“岁中外须讲求漪疏，内须讲求哂小菜。”，他告诫儿子曾纪鸿道：“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明理的君子”，他还说过：“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对澄、沅二弟也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仪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从上可知，曾国藩希望子孙后人们做德才兼备、对国家及社会有用的君子。
？笏 教子学艺态度不同
我们知道书法、绘画是一门高雅的艺术，它们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性、提高个人修养。但凡大教育家，对此领域都较精通，而颜之推却与此相反，他不希望他的子女在书法、绘画方面做到精熟，对书法、绘画他主张只可在名士圈中“玩习”，耻与工匠为伍等等，他一向是把书法、绘画放在《杂艺》篇中讨论的，可见它们不是“正业”，他说：“慎勿以书自命”，他认为“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更觉为累”。流露出他贵族化教育及从一己的利害出发对发展兴趣的限制的思想。
而曾国藩则没这个顾虑，他育子的宗旨是顺其天赋，求其发展，不但不限制子女学书法，还精心挑选古今名家字画以资参考，即使各居一地，也通过往来书信促其上进。其长子纪泽无意功名时，曾氏鼓励道：“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吟诗作字，以陶冶性情，一生受用不尽”。体现出曾氏尊重孩子的主观爱好，而且帮助他去巩固和发展这种兴趣，使其成为清代篆书的代表书家之一。
总而言之，颜氏和曾氏都看重家庭教育。相比较而言，颜氏的教育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其思想功利性太强，缺乏普遍性；贵族化倾向较浓，其思想只是上层阶级的思想，对平常百姓不适用；而曾氏的教育思想是典型的农民式教育，因而更易于被广大世人所接受。曾氏有选择地继承并发展了其精华内容，这就使得曾氏的教育思想比颜氏的教育思想具有较多时代性、开放性、开明性，使我们觉得亲切很多。此外，家长是家庭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优化家庭环境，是家长的重要责任，家长应努力创造一种与现代社会融洽、合拍的家庭文化氛围，让孩子们健康、幸福地成长。
要之，对于任何一种教育理念，我们都要辩证地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