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关心学生的老同事，希望我能对清华学生的学习，写一些具体的看法。因为我刚从台湾过来，对一些在中国内地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不会视若无睹。的确，内地学生的行为和欧美甚至港台学生的行为大不相同。我们虽然不忍苛责，但是我们还是得认真研究，作为时代的见证。学生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状。我们当然理解，年轻人个人的问题，随着年纪的增长，一定会适当解决。而该思考的是，清华里学生的特殊现象，以及普遍不正常的行为。我们在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生身上，都能见到那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被鼓励的傲慢和自大。到了中国，这种精英似的傲慢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解的道德观，混乱的价值观。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知识的殿堂，不再尊重知识，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
　　我们在这里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些学生不要知识。大部分学生上课的时候，只留意老师放了什么资讯，可能要考什么，很少理会一堂课内所教的内容之间的关联性。这件事非常容易证明，只要上课明白说出的一句话，好像会考，他们就会回答。如果需要综合两句话的推理思考，他们就不知所措。即便心里明白，也不敢把心里明白的事情写下，或者尽量写得模棱两可，多拿一点分数。如果不给公式，学生不会算，也不敢推导公式。上学期我上完光学，考试第一题如下：“如果你的近视眼很严重，不戴眼镜能看清楚显微镜的影像吗?” 这样的问题，一百个修课的学生内，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不会答，还有四分之一答错。这个问题，起码清楚地表明了两件事：一，课本里没有的他们不会；二，他们不看显微镜，也不看望远镜，只会使用全自动对焦的照相机。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有一点我确定，他们不会将上课的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这些知识只是用来考试，让他们踏进大学之门。剩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学生之中，才有一些是愿意知道，喜欢知道的人。上个世纪，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杜威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概念。他的学生胡适当年在大陆宣扬杜威的教育观。我思考这句话三十年，回祖国后，却发现中国一百年来没有多大的改变。
　　学生们不敢问问题。可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听一些演讲，如果授课老师不在场，他们喜欢在同学面前大放厥词，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往往不知道，问的问题和演讲有何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问问题。一，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二，怕在老师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影响分数；三，再次验证学生对知识不感兴趣。知识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装饰，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模糊记忆。清华大学的严进宽出，已经是很有名的了。学校应该好好地抓学业，混文凭的人是不该毕业的，千万不要妥协，尤其是研究生。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喜欢动手。不但千方百计逃避动手，还会去耻笑动手的同学。我们发现，学生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不动手。学生最常找的不动手的理由，就是设备不够好或者没有设备。我们发现，最好的设备给他们，他们也不用，更何况让他们自己建造设备和修设备。最好的创新科研，绝对没有配套的设备。往往在设备不足的情况下才能激发想像力，开发出前所未有的科研方向。国外学校经常有一些竞赛，鼓励学生在有限的资源下，把所学知识运用来创造新的小发明。我们不也该认真地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释放学生的想像力和能量?有一次，我在课堂上问学生，当光照到物质上，多少时间之内光电子会被释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一起回答：一个纳秒。这件事让我吃惊万分，他们可以由一个老师或某本教科书上得到错的答案，完全不思考这个答案的荒谬性，和教学的内容完全不一致。中文的教科书有几个大弊病，略举两点如下：一，不与时俱进，不能不断再版，更正错误和更新知识；二，没有良好的索引和参考文献，学生学完之后，无法一辈子用来翻阅。学生宁可花钱买手机、电脑和配件，不肯花钱买一本好书珍藏，太令人失望了。好的外文教科书，都有中文翻译本，但是这些翻译本的再版往往跟不上时代。在中文教科书完善之前，我们只能大量使用外文书籍，而且减少学生使用翻译本的可能性。
　　如果大家不认为，上面列举的现象是我捏造的，不免要问，中国该何去何从?这些清华的大学生像是会考试的文盲，不但对知识不感兴趣，对文化也十分陌生。虽然可以随时琅琅上口一些专有名词，似乎学习了很多，但细究之下会发现，他们就像“文化大革命”里的样板戏，架势十足好看，内容简单易懂，却不深刻。我必须要说，这不只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的责任，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我必须呼吁大家来救救这些孩子，把他们的思想紧箍咒拿掉，让他们开始思考。
　　(李平梅摘自《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