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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财富来源
日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开门见山地对中国富豪资产的来源提出了质疑。华民认为，如果他们是做实业投资，投资于制造业，正当的合法的积累是不可能那么快的。中国富豪们20多年的时间积累了数十亿的资产，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这里面必然包含合法和不合法，正当和不正当。
然而，在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界定富豪们资产的来源的确很难，因为当时的法制不很健全。在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时间上相对滞后。而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时间和空间的长短大小，是决定暴富人群有多少、资本有多大的主要因素，为暴富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和条件。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在现有法制和规则下，由于少数社会监督部门，包括政策的制定者与个别人的寻租，使社会的公共财富迅速转化成为个人财富。
谈到目前国有资产的大量处置，华民认为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拍卖，也可以由内部协议完成。所谓内部协议就是政府和个人通过某种协议进行，但这种做法很不透明，其结果必然导致资产被低估后转移到个人手中。这中间有些资产创造价值的能力是很强的，拥有者可以很快富起来。
如果有一个完善的市场监督机制，取消所谓内部的MBO收购，完全市场竞争、市场定价，使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国有资产民营化改制过程中的竞争定价，那么国有资产就会回归到它应有的实际价值，这样一来就很难暴富。
在谈到富豪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华民还谈到了一种极为荒唐的做法。有些人根本没钱，但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将要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事先和约抵押给银行，然后由银行给出现金流转给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而收购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承担任何风险，成功地一夜之间就成为富豪。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没有用个人的资本参与市场和协议收购的竞标，而是用银行的钱来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变成自己的。
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
华民认为，中国的富豪不一定是实干家，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些有能力的人成为企业家。在此过程中，可能会真正产生一批企业家，也可能产生一批有野心的“资本家”。
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关键就是看其到底做不做实业投资。现在凡是“暴卒”的都是不做实业投资的，他们不断地玩资本游戏，不付出经营的努力，只是不断制造概念，不断用小钱换取大钱，用担保换担保，制造所谓现金流，制造泡沫。
目前市场一些讲资本运营的书籍，从经济学角度看，都是非常错误和荒唐的。所谓资本运作就是告诉人们如何骗钱，如何把小钱变大钱，如何制造题材制造概念，制造错误的数字和信息，然后骗取投资者和银行的钱，还有很多中介机构介入，包括一些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助长了所谓资本营运的空间。
在落马的富豪中很少有江浙一带人，因为他们是从生产皮鞋、打火机等一点一点干出来的，而且还占有了大量国际市场，他们富起来后为什么不倒呢，因为很多人还承担了社会责任，如修路，建学校，创造就业，接收大量的西部移民，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民营经济成分中包括“资本家”和企业家两部分，做资本运作的就是“资本家”，不管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就是唯利是图，它可以暴富也可以“暴卒”，它不承担社会责任，而是不停地制造泡沫来抬高个人身价。
那些“暴卒”的富豪都是“资本家”，不是企业家，企业家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本家”所做的都是在买空卖空，收购兼并，收购一个公司后再卖掉一个公司，抵押一个公司后获取一笔贷款，然后组成集团，集团下面互相担保相互关联交易，制造的财富都在空中，没有实业作基础，没有利润和现金流量，一旦哪个环节出问题，就全完蛋了。
“资本家”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但有资本的人不一定是“资本家”，也可能是投资者；疯狂敛财以牺牲国家利益来获取个人利益的人才是“资本家”。所以还必须把投资者、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概念区分开来，不要认为出了几个富豪的“暴卒”就此否定民营经济。华民强调千万不要把民营企业与银行建立起来的这种宝贵的相互信任机制破坏掉，这是不科学的。
谈到银行的被牵连，华民认为主要是自身风险管理不健全所造成的，而不是对民营企业贷款所造成。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贷款都有资产风险，作为银行应该做好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银行的问题都出在自身的监管。
华民一再重申民营经济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中国现在有影响的、能够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大都是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出口仍然是继续依靠补贴和政府垄断，这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从制度上讲，企业资产都必须产权清晰，企业的行为政府不要介入，所有的交易都让市场去运作，政府只负责制定公平交易的规则。如果市场中所有的交易行为都是个人的资产，就不会有人占大便宜，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暴富“暴卒”。
日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开门见山地对中国富豪资产的来源提出了质疑。华民认为，如果他们是做实业投资，投资于制造业，正当的合法的积累是不可能那么快的。中国富豪们20多年的时间积累了数十亿的资产，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这里面必然包含合法和不合法，正当和不正当。
然而，在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界定富豪们资产的来源的确很难，因为当时的法制不很健全。在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时间上相对滞后。而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时间和空间的长短大小，是决定暴富人群有多少、资本有多大的主要因素，为暴富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和条件。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在现有法制和规则下，由于少数社会监督部门，包括政策的制定者与个别人的寻租，使社会的公共财富迅速转化成为个人财富。
谈到目前国有资产的大量处置，华民认为既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拍卖，也可以由内部协议完成。所谓内部协议就是政府和个人通过某种协议进行，但这种做法很不透明，其结果必然导致资产被低估后转移到个人手中。这中间有些资产创造价值的能力是很强的，拥有者可以很快富起来。
如果有一个完善的市场监督机制，取消所谓内部的MBO收购，完全市场竞争、市场定价，使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国有资产民营化改制过程中的竞争定价，那么国有资产就会回归到它应有的实际价值，这样一来就很难暴富。
在谈到富豪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华民还谈到了一种极为荒唐的做法。有些人根本没钱，但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将要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事先和约抵押给银行，然后由银行给出现金流转给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而收购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承担任何风险，成功地一夜之间就成为富豪。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没有用个人的资本参与市场和协议收购的竞标，而是用银行的钱来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变成自己的。
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
华民认为，中国的富豪不一定是实干家，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些有能力的人成为企业家。在此过程中，可能会真正产生一批企业家，也可能产生一批有野心的“资本家”。
区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关键就是看其到底做不做实业投资。现在凡是“暴卒”的都是不做实业投资的，他们不断地玩资本游戏，不付出经营的努力，只是不断制造概念，不断用小钱换取大钱，用担保换担保，制造所谓现金流，制造泡沫。
目前市场一些讲资本运营的书籍，从经济学角度看，都是非常错误和荒唐的。所谓资本运作就是告诉人们如何骗钱，如何把小钱变大钱，如何制造题材制造概念，制造错误的数字和信息，然后骗取投资者和银行的钱，还有很多中介机构介入，包括一些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助长了所谓资本营运的空间。
在落马的富豪中很少有江浙一带人，因为他们是从生产皮鞋、打火机等一点一点干出来的，而且还占有了大量国际市场，他们富起来后为什么不倒呢，因为很多人还承担了社会责任，如修路，建学校，创造就业，接收大量的西部移民，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民营经济成分中包括“资本家”和企业家两部分，做资本运作的就是“资本家”，不管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就是唯利是图，它可以暴富也可以“暴卒”，它不承担社会责任，而是不停地制造泡沫来抬高个人身价。
那些“暴卒”的富豪都是“资本家”，不是企业家，企业家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本家”所做的都是在买空卖空，收购兼并，收购一个公司后再卖掉一个公司，抵押一个公司后获取一笔贷款，然后组成集团，集团下面互相担保相互关联交易，制造的财富都在空中，没有实业作基础，没有利润和现金流量，一旦哪个环节出问题，就全完蛋了。
“资本家”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但有资本的人不一定是“资本家”，也可能是投资者；疯狂敛财以牺牲国家利益来获取个人利益的人才是“资本家”。所以还必须把投资者、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概念区分开来，不要认为出了几个富豪的“暴卒”就此否定民营经济。华民强调千万不要把民营企业与银行建立起来的这种宝贵的相互信任机制破坏掉，这是不科学的。
谈到银行的被牵连，华民认为主要是自身风险管理不健全所造成的，而不是对民营企业贷款所造成。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贷款都有资产风险，作为银行应该做好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银行的问题都出在自身的监管。
华民一再重申民营经济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中国现在有影响的、能够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大都是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出口仍然是继续依靠补贴和政府垄断，这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从制度上讲，企业资产都必须产权清晰，企业的行为政府不要介入，所有的交易都让市场去运作，政府只负责制定公平交易的规则。如果市场中所有的交易行为都是个人的资产，就不会有人占大便宜，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暴富“暴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