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边疆冲篓山一带勘察。一天正午，日高人渴，见山洼子里有一户单门独户的人家，便绕道过去讨口水喝，顺便借个灶火烤烤自带的干粮。
　　进得院门，见一个年纪在５０开外的汉子，便大声和他打招呼。他一边应答着，一边继续着手里的活计，示意我们随便找个木墩儿坐着。
　　听他说话的口音，显然带着浓重的江浙方言；看他身上的穿戴，皱皱巴巴的外衣上溅着不少脏污点，但打扮上有别于本地老乡。他一边忙着手中活计，一边大声地但显得很随和地学着本地人说：“哪点来？”（从什么地方来？）我即起身，向他讲明了身份和来意，并向他递上一支烟。他没接，却取下原先夹在耳旁的一支烟叼在嘴上。我见他手不闲着，忙凑过去为他点着了火。
　　忙完了，他用大海碗为我和我的搭档斟上大叶子茶。那茶嫩橙色，没多少茶味，我知道那是山里人家自栽自制的粗茶。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我试探着问。他很憨厚地笑笑，说：“老家在上海。”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上海人怎跑到这安家落户我不是不知道边疆来过许多知青，但那年知青回城的文件一到，知青们呼啦一声几乎全跑了。
　　“老知青啦！”他使劲吸了一口烟，烟火狠狠地亮了一下。“怎么，２０年前你没回城？”我很是诧异。“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主要是良心搁不住，舍不得困难中帮过我的爱人（他这样称呼妻子）和她的家人啦！”
　　汉子对我说，他叫麦冬。1968年他刚初中毕业，便从上海到这里插队。什么都不会干，力气又小，挣的工分连糊口都不够，还欠了生产队的债。后来得到荞花（现今的妻子）一家帮助，才度过了难关。后来他做了倒插门女婿。
　　“那时她可是全寨子的一朵花啦！”他搔了搔开始有点斑白的短发，像想起什么，进屋拿了个镜框出来给我看，并逐一指点他的家人向我介绍。
　　从照片上看，他妻子荞花年轻时果然称得上是一枝花，照片上还有二男一女三个孩子。如今都长大了，又都不在家。
　　麦冬说，２０年前那个冬天，生产队开了个知青会，宣读了可以回城的文件。有些动作快的，当晚就连夜步行赶去镇上，以便搭第二天上县城的早班车。“我开完会回到家时，见荞花已哭红了眼，在默默地为我收拾回城的行李，还为我准备了路上的干粮。见此情此景，原先也准备回大上海的我，一下子心软了，一把搂过她，说‘莫捡了（不要收拾了），我不走！’荞花擦了一把泪水，抬起头，问：‘是今晚不走，明天再走么？’我说：‘今生今世都不走了，守着你！’当时三个娃儿都还小，都还不懂事，看着够可怜的。况且，当时我还是民师，教十几个娃组成的复式班。”
　　后来政策放宽了，他边教书边搞养殖。再后来，“麻雀学校”合并了，他因为学历低，方言又难懂，民师就没得当了，他干脆承包了这里几十亩山地，营林、种果、养猪，又开挖山塘养鱼，一家５口人，年收入有两万多元。他说，在城里，这个数不算什么，但在这里，是个很可观的数字了。
　　正说话间，有汽车声由远而近，他耳朵尖，忙站起身说：“他们回来了。”不多一会，便有一辆人货两用车停在了院子里。原来，开车的是他二儿子，今天他妻子荞花及三女儿搭顺风车去赶场。
　　他妻子荞花如今显老了，就像我们通常见到的山村农妇，但镜框里年轻时的俏模样依然依稀可辨。而他家幺妹子出落得亭亭玉立，“闺女像娘”，这也反映出荞花年轻时模样肯定不赖。开车的老二，像民歌里唱的，壮实得像一座山。
　　我问麦冬：“还有老大呢”
　　他说：“他不愿呆在山里，早两年到南方打工去了，人各有志啦！”
　　麦冬告诉我，早几年他拖家带口回了一趟上海，探访过一些当年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农友。他们当年由于错过了求学年华，学历偏低，又没什么专业技能，现今一个个都下岗了。
　　麦冬对我说：“现今城里人都以有楼有车为时尚追求，这些我早都有啦！”
　　我不觉心里一热。是呀，他这座自建的二层大屋，不比单门独院的别墅差；他这人货两用车，随时可以赶集、上县城甚至省城；还有私家果园，庞大的种养基地……人生何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