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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被囚禁54年之久的张学良终于彻底得到了自由。他想说点什么，关于历史，关于自己，以新时代的準则说说他的“秘密”。他必须说，他要对历史负责;他必须说，那些秘密压着他的头，他要对自己负责。于是，他做了两份“口述历史”，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毅荻斋”。他的口述历史，就是他的回忆录。
关于写回忆录，一开始，张学良说：
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了。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好的、坏的，都应该如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有些事情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
算了，回忆录不写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读明史，根据我的经验，记录下来的历史都不过是管见，言人人殊，常常很不正确。一来呢，我要写回忆录，涉及的都是当代人物，有时候难免会有批评，惹得人家不高兴。再说，我也不愿意（言）丑表功，千秋功罪，还是留待后人去评说吧。第三，我老啦，一回忆往事，我就会激动，会坐不住，我受不了。
可是，后来，他感觉必须说，时代也允许并要求他说。
于是，他给自己、给历史定下原则：
我当时对老朋友们没有保密，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把回忆录的大纲都拟好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第一是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是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是写自己亲耳听见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文过饰非，一切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来。
尽管如此，有些事情，他还是不能直说，他归类为：“有些事情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他要对自己和蒋介石的‘那份缘分’负责。”
对于他的口述，自然绕不过蒋介石、共产党、日本这几个存在，也绕不过“蒋介石和张学良”这个存在。在他的眼里，这些存在是怎样的？
日本，这个与他和他的父亲张作霖纠缠一生的存在，他是仇恨的、反抗的！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一切、他的一切都是“拜日本人所赐”。他接受日本媒体NHK访问时说：
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
可以说，我自己整个一生的毁灭是出于日本人。我父亲被杀，我自己的家庭整个地毁掉了，我的财产一切都没有了。我是有反抗性的一个人，我要是看出这件事情不合理，我不管是谁。
他说：
不客气地说，我恨日本！当然，不是指日本人。
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
外国人说我神秘，为什么呢？记者对我说，你们中国人（热河失陷以后之中国）骂你不抵抗，但日本人说你最抗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抗日，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跟他说了一个笑话，我就借这事来向这位外国记者解释。
我说，我们中国有一出戏，不晓得你看过没有，说的是两个人打架，中间有一个劝架的。有一方说，我骂他，不许他还口，我打他，不许他还手，我杀了他，不许他出血，那个劝架的“砰”的一枪就把他打死了。什么，杀了人还不能出血？现在日本人，我当时对那个记者说，现在日本人骂我们，不让我们还口，打我们，不让我们还手，杀了我们，还不让我们出血，这真没办法了，真要出血了，非要流血不可了！
那么他在“九一八”和“不抵抗”问题上，是怎样陈述的呢？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这事情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当晚，根本不知道这就叫作“九一八”事变，也不知怎么向政府请示“九一八”事变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
待到事变出来了，我就可以请示中央政府了，是不是这样？待日本人要打锦州了，就请示政府了，那政府就说你好自处理，擅自处理，那时都是这样。
当访问者唐德刚先生问他那封“蒋介石给他的电报”时，他说：
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在陈述事实，这个事实更多关系的是私人问题，虽然这个事实与历史有着巨大冲突，但是在他眼里归根结底是他和蒋介石的个人问题，不带感情色彩地说出来，对于他可能是好的，即便这一点也牵扯到国家利益上的“罪”。但是从陈述里，我们能明显感觉出来，他要独自承担，仿佛这事情和蒋介石无关。其实人们都清楚，蒋介石的确给了他“不抵抗”的命令，即便当晚没有直接给予。不然，当年蒋介石在“解禁”他的3个条件里就不会有“归还‘九一八’时的电报”。
这一点上，他是维护蒋介石的。
对于“九一八”当晚的事情，他愿意也必须承担责任，但是对于接下来的继续“不抵抗”，包括东北三省沦陷之“不抵抗”，牵扯到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他对蒋介石则有了感情色彩——指责。
而当提到西安事变时，他对蒋介石还是客气的。他说：
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一贯的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
在自己被囚禁这一点上，牵扯到他的“罪”，是在国家利益上的“冤罪”，所以他是有怨的。张学良坚
持认为：蒋介石是错了，错了还不承认。他客气地说：
我张学良这辈子还没做过什么值得大悔的事，这一次（陪蒋）我算是领受了后悔的滋味儿。兄弟们一再劝我不要来，共产党的副主席周恩来也向我暗示过送人的危险，但我当时只想尽快结束西安的局面，又过度相信他这个领袖的人格，结果，就弄成了这个样子。
放逐之中张学良表示：“老蒋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他是恨我在西安扫了他的面子，想拿我做个受罚的例子。倘若他放了我，西安的事就被抹了。他是怕还有人走我的路，他再也经受不了这桩子事了。（杨）虎城实在是受了我的牵累啊！老蒋对他，早就存有戒心，现在正好借机翦除掉。” 张学良坦承：“我同委员长之间并无个人怨怒。相反，这么多年，我张学良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在维护他的领袖尊严和权威。1930年的事自不必说了，就拿西安的事来说，我为什么会送他回南京，难道我不知道南京有刀丛箭雨？我还不是为了他领袖的面子，为了他的尊严？可是，现在他却这样对待我，连抗战的机会也不给，让人怎么思想得过嘛。”
关于“红色印象”，即对共产党的态度，他自己从来都不明说，说了也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或者可以从与周恩来的交往中体现一二，但是，他和周恩来的交往和情感更多的是私人之“缘”，所以又不能完全体现他的“红色印象”。他很多次表示“周恩来这个人很厉害”“我们彼此佩服”：
八天九夜，我们彼此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兵谏能和平解决，周先生是出了大力的。可惜我送蒋先生离开西安的时候，因为担心周先生劝阻我，动摇了我，结果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想起来遗憾得很，一别竟成了永诀。
事实上，在放逐生涯里，他还多次给周恩来写信：
恩来兄：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無畏精神级此危局，犹对东北仝人（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仝人（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向诸仝人（同人）致敬意。
此颂
延安
弟良
（1937年）2月17日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一。
弟良
（1946年）4月19日
他始终认为周恩来是一个人格可以信赖的人，可以与之商量的人。
同时，也能看出，他对周恩来私人情感上的思念。
周恩来对张学良也十分看重，曾经在1961年想方设法给“囚禁”于中国台湾的张学良转了一封“十六字”信笺：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周恩来也曾在纪念西安事变的公开场合落泪，眼泪是真诚的，是知己间的惺惺相惜。所以，张学良对周恩来也是真诚的。他说：
一九七六年周先生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难受得很，连个吊唁的电报都发不出。听人说，周先生临终前，听说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和张学良还有联系。
张学良九十华诞，邓颖超专门送去贺电。
邓颖超去世时，张学良还送去挽联——邓大姐千古。
一句“大姐”说明他真的把周恩来看成“情投意合”的兄弟。无奈，两人只能怀着相同的理想，处于各自的位置，遥遥相望。但是，张学良与周恩来诸多的交往也没有且不能表明他的明确的“红色印象”，至于他是否借化名“李毅”加入了“共产党”，或者又将成为谜。但是，谈到四弟张学思（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参谋长、副司令等）时，他说了一段有意思的话：
他是黄埔第十一期的学生。所以，我说国民党过去是大失败，整个学校叫共产党全渗透了，好多学员都是共产党。我四弟毕业的时候，我曾把他推荐到胡宗南那去，可他没去，他跑到东北军那儿去了。他的司令是吕正操，最厉害的是吕正操，他曾当过师长，以后“叛变”了，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我曾跟你（指唐德刚）说过这话，你记得吧，“宁给好汉牵马提灯，不给赖汉子当祖宗”，你懂得这句话吧。我这四弟最有骨气。我所有的弟弟中，他最有骨气。
所谓“宁给好汉牵马提灯，不给赖汉子当祖宗”，他说得明白！谁是“好汉”，谁是“赖汉”？他坦然地承认。这似乎也说明了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在个人方面，他对共产党缄默;在国家利益上，他对共产党至少不排斥。
说到底还是个人和国家的“缘罪”冲突，造就了他的“红色印象”。
从国家的角度、“罪”的角度讲，张学良是这样评价蒋介石的：
是的，我说西安事变时看了蒋先生的日记，其实是给他一个台阶下。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唉，里面怎样写的我就不谈了。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CC系和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
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今天说句心里话。蒋先生这个人哪，是很守旧、很顽固的人。这么讲吧，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
蒋先生就是这么个个性，正像马歇尔说的那样，他是死拿着权不放的人。就像你（唐德刚）那本《李宗仁传》中写的那样，那李宗仁说的一点也不错，他说蒋先生，你不干了，你还在那儿操纵什么？你还照样在那儿下命令，你这样干，人家怎么办？你到底干，还是不干？这是蒋先生的错误。
蒋先生有大略，没有雄才。是啊，这也是我对他的批评。我把蒋先生跟我父亲比较，一个有雄才，一个有大略。蒋先生这人没有雄才。
他们之间的“缘罪”种种，用张学良给蒋介石的挽联来表述实在是恰当不过——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敌，宛若仇雠。
至于他和蒋介石之间“缘罪”的由来，他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说：
我张学良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毁在“轻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他蒋介石的轻诺寡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
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是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
1933年3月，老蒋敌不住全国民众对失土之责的追究，诱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被迫下野出国。我和老蒋之间，他算是抓住我轻信的这一点了，结果我是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将来还不知要跌到何种地步呢。
（摘自团结出版社《蒋介石与张学良》 作者：聂茂 厉雷）
关于写回忆录，一开始，张学良说：
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了。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好的、坏的，都应该如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有些事情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
算了，回忆录不写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读明史，根据我的经验，记录下来的历史都不过是管见，言人人殊，常常很不正确。一来呢，我要写回忆录，涉及的都是当代人物，有时候难免会有批评，惹得人家不高兴。再说，我也不愿意（言）丑表功，千秋功罪，还是留待后人去评说吧。第三，我老啦，一回忆往事，我就会激动，会坐不住，我受不了。
可是，后来，他感觉必须说，时代也允许并要求他说。
于是，他给自己、给历史定下原则：
我当时对老朋友们没有保密，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把回忆录的大纲都拟好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第一是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是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是写自己亲耳听见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文过饰非，一切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来。
尽管如此，有些事情，他还是不能直说，他归类为：“有些事情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他要对自己和蒋介石的‘那份缘分’负责。”
对于他的口述，自然绕不过蒋介石、共产党、日本这几个存在，也绕不过“蒋介石和张学良”这个存在。在他的眼里，这些存在是怎样的？
日本，这个与他和他的父亲张作霖纠缠一生的存在，他是仇恨的、反抗的！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一切、他的一切都是“拜日本人所赐”。他接受日本媒体NHK访问时说：
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
可以说，我自己整个一生的毁灭是出于日本人。我父亲被杀，我自己的家庭整个地毁掉了，我的财产一切都没有了。我是有反抗性的一个人，我要是看出这件事情不合理，我不管是谁。
他说：
不客气地说，我恨日本！当然，不是指日本人。
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
外国人说我神秘，为什么呢？记者对我说，你们中国人（热河失陷以后之中国）骂你不抵抗，但日本人说你最抗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抗日，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跟他说了一个笑话，我就借这事来向这位外国记者解释。
我说，我们中国有一出戏，不晓得你看过没有，说的是两个人打架，中间有一个劝架的。有一方说，我骂他，不许他还口，我打他，不许他还手，我杀了他，不许他出血，那个劝架的“砰”的一枪就把他打死了。什么，杀了人还不能出血？现在日本人，我当时对那个记者说，现在日本人骂我们，不让我们还口，打我们，不让我们还手，杀了我们，还不让我们出血，这真没办法了，真要出血了，非要流血不可了！
那么他在“九一八”和“不抵抗”问题上，是怎样陈述的呢？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这事情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当晚，根本不知道这就叫作“九一八”事变，也不知怎么向政府请示“九一八”事变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
待到事变出来了，我就可以请示中央政府了，是不是这样？待日本人要打锦州了，就请示政府了，那政府就说你好自处理，擅自处理，那时都是这样。
当访问者唐德刚先生问他那封“蒋介石给他的电报”时，他说：
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在陈述事实，这个事实更多关系的是私人问题，虽然这个事实与历史有着巨大冲突，但是在他眼里归根结底是他和蒋介石的个人问题，不带感情色彩地说出来，对于他可能是好的，即便这一点也牵扯到国家利益上的“罪”。但是从陈述里，我们能明显感觉出来，他要独自承担，仿佛这事情和蒋介石无关。其实人们都清楚，蒋介石的确给了他“不抵抗”的命令，即便当晚没有直接给予。不然，当年蒋介石在“解禁”他的3个条件里就不会有“归还‘九一八’时的电报”。
这一点上，他是维护蒋介石的。
对于“九一八”当晚的事情，他愿意也必须承担责任，但是对于接下来的继续“不抵抗”，包括东北三省沦陷之“不抵抗”，牵扯到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他对蒋介石则有了感情色彩——指责。
而当提到西安事变时，他对蒋介石还是客气的。他说：
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一贯的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
在自己被囚禁这一点上，牵扯到他的“罪”，是在国家利益上的“冤罪”，所以他是有怨的。张学良坚
持认为：蒋介石是错了，错了还不承认。他客气地说：
我张学良这辈子还没做过什么值得大悔的事，这一次（陪蒋）我算是领受了后悔的滋味儿。兄弟们一再劝我不要来，共产党的副主席周恩来也向我暗示过送人的危险，但我当时只想尽快结束西安的局面，又过度相信他这个领袖的人格，结果，就弄成了这个样子。
放逐之中张学良表示：“老蒋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他是恨我在西安扫了他的面子，想拿我做个受罚的例子。倘若他放了我，西安的事就被抹了。他是怕还有人走我的路，他再也经受不了这桩子事了。（杨）虎城实在是受了我的牵累啊！老蒋对他，早就存有戒心，现在正好借机翦除掉。” 张学良坦承：“我同委员长之间并无个人怨怒。相反，这么多年，我张学良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在维护他的领袖尊严和权威。1930年的事自不必说了，就拿西安的事来说，我为什么会送他回南京，难道我不知道南京有刀丛箭雨？我还不是为了他领袖的面子，为了他的尊严？可是，现在他却这样对待我，连抗战的机会也不给，让人怎么思想得过嘛。”
关于“红色印象”，即对共产党的态度，他自己从来都不明说，说了也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或者可以从与周恩来的交往中体现一二，但是，他和周恩来的交往和情感更多的是私人之“缘”，所以又不能完全体现他的“红色印象”。他很多次表示“周恩来这个人很厉害”“我们彼此佩服”：
八天九夜，我们彼此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兵谏能和平解决，周先生是出了大力的。可惜我送蒋先生离开西安的时候，因为担心周先生劝阻我，动摇了我，结果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想起来遗憾得很，一别竟成了永诀。
事实上，在放逐生涯里，他还多次给周恩来写信：
恩来兄：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無畏精神级此危局，犹对东北仝人（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仝人（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向诸仝人（同人）致敬意。
此颂
延安
弟良
（1937年）2月17日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一。
弟良
（1946年）4月19日
他始终认为周恩来是一个人格可以信赖的人，可以与之商量的人。
同时，也能看出，他对周恩来私人情感上的思念。
周恩来对张学良也十分看重，曾经在1961年想方设法给“囚禁”于中国台湾的张学良转了一封“十六字”信笺：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周恩来也曾在纪念西安事变的公开场合落泪，眼泪是真诚的，是知己间的惺惺相惜。所以，张学良对周恩来也是真诚的。他说：
一九七六年周先生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难受得很，连个吊唁的电报都发不出。听人说，周先生临终前，听说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和张学良还有联系。
张学良九十华诞，邓颖超专门送去贺电。
邓颖超去世时，张学良还送去挽联——邓大姐千古。
一句“大姐”说明他真的把周恩来看成“情投意合”的兄弟。无奈，两人只能怀着相同的理想，处于各自的位置，遥遥相望。但是，张学良与周恩来诸多的交往也没有且不能表明他的明确的“红色印象”，至于他是否借化名“李毅”加入了“共产党”，或者又将成为谜。但是，谈到四弟张学思（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参谋长、副司令等）时，他说了一段有意思的话：
他是黄埔第十一期的学生。所以，我说国民党过去是大失败，整个学校叫共产党全渗透了，好多学员都是共产党。我四弟毕业的时候，我曾把他推荐到胡宗南那去，可他没去，他跑到东北军那儿去了。他的司令是吕正操，最厉害的是吕正操，他曾当过师长，以后“叛变”了，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我曾跟你（指唐德刚）说过这话，你记得吧，“宁给好汉牵马提灯，不给赖汉子当祖宗”，你懂得这句话吧。我这四弟最有骨气。我所有的弟弟中，他最有骨气。
所谓“宁给好汉牵马提灯，不给赖汉子当祖宗”，他说得明白！谁是“好汉”，谁是“赖汉”？他坦然地承认。这似乎也说明了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在个人方面，他对共产党缄默;在国家利益上，他对共产党至少不排斥。
说到底还是个人和国家的“缘罪”冲突，造就了他的“红色印象”。
从国家的角度、“罪”的角度讲，张学良是这样评价蒋介石的：
是的，我说西安事变时看了蒋先生的日记，其实是给他一个台阶下。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唉，里面怎样写的我就不谈了。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CC系和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
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今天说句心里话。蒋先生这个人哪，是很守旧、很顽固的人。这么讲吧，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
蒋先生就是这么个个性，正像马歇尔说的那样，他是死拿着权不放的人。就像你（唐德刚）那本《李宗仁传》中写的那样，那李宗仁说的一点也不错，他说蒋先生，你不干了，你还在那儿操纵什么？你还照样在那儿下命令，你这样干，人家怎么办？你到底干，还是不干？这是蒋先生的错误。
蒋先生有大略，没有雄才。是啊，这也是我对他的批评。我把蒋先生跟我父亲比较，一个有雄才，一个有大略。蒋先生这人没有雄才。
他们之间的“缘罪”种种，用张学良给蒋介石的挽联来表述实在是恰当不过——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敌，宛若仇雠。
至于他和蒋介石之间“缘罪”的由来，他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说：
我张学良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毁在“轻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他蒋介石的轻诺寡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
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是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
1933年3月，老蒋敌不住全国民众对失土之责的追究，诱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被迫下野出国。我和老蒋之间，他算是抓住我轻信的这一点了，结果我是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将来还不知要跌到何种地步呢。
（摘自团结出版社《蒋介石与张学良》 作者：聂茂 厉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