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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21年4月，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成员李汉俊会面。这位后来在芥川回忆录里“血色不足，目带才气”的青年将当时的社会比作“万里荒芜”，而他的理念是——“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
有趣的是，李汉俊当年对芥川告知“宣传”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性时，后者反问：“除宣传手段之外，尚能顾念艺术否？”，得到的是李汉俊“几近于无”的否认。
但如今，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以纵深的视角回望过去风华正茂的“恰同学少年”，再看流传至今的文艺作品，国人定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近代史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亦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站起来”“富起来”再走向“强起来”的建设之路，文艺作品成了记录时代、直抵人心的最佳载体。
中国共产党在川渝两地领导人民艰苦奋进的历程，是巴蜀儿女所拥有的伟大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努力发掘、认真感悟与传承弘扬。本期“文化”板块以文学、影视、舞台、音乐四个主题，讲述文艺家们和文艺作品背后的党史故事，以此回味巴蜀大地百年澎湃的瞬间。
回望巴蜀文艺百年，心向光明、探索真理正是文艺家们的精神追求;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成了他们的创作源泉;书写时代、讴歌时代是他们的历史使命;“红色、人民、时代”是贯穿百年巴蜀文艺的主题词。
面对记录党史伟业的经典文艺作品，人们想了解、愿欣赏的理由都是相似的——对脚下的土地有热爱，对活着的世界怀热忱，对身处的道路有信心。与此同时，更多的文艺经典正在缔造中。在建党百年之际，四川文艺界开创性地开展党史学习文艺活动，将党史精神与新推文艺作品相结合，让每一个四川人、中国人感受到世纪峥嵘间发出的直抵人心的力量。
因创作《女神》而享誉诗坛的川籍诗人郭沫若，以提倡自我表现和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始，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发展，他不但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急速地转为革命文学的宣传者。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郭沫若号召作家“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
1926年，郭沫若应邀到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前身）任文科学长，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6年7月9日，十万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郭沫若即在广州投笔从戎。他不仅舍去了每月薪俸360元的文科学长职位，也舍弃了文人式清高安逸的日子，真正主动地投身革命。在广州期间，郭沫若接触了不少中共领导人和工农干部，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26年3月23日，他在广州林伯渠家中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载：“到了祖涵（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家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
作为中国左翼文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郭沫若的到来，无疑促进了左翼文学在广州的普及和深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周文认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核心成员集体南下是革命与文学“由暧昧真正走向联姻”的标志性事件。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文学走上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下，联合众多党内外进步作家成立的。除了苏区，白区的左翼文艺也越來越具声势和影响力，其中西南地区便以沙汀、艾芜等为主力。
如今，沙汀、艾芜、巴金、张秀熟、马识途被并称为“蜀中五老”。1936年，马识途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37年8月，日军飞机轰炸南京，22岁的马识途逃离南京，来到鄂豫皖苏区的七里坪，经上级组织介绍进入党训班，接受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党的知识培训。在培训结束时，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介绍人同志看后感到不解：“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名处是马识途？”马识途回答道：“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已经找到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
四川是我国电影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据《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2000年）记载：1925年秋，留学法国的吴特生、卢丕漠拍摄了《革命阵亡将士》等无声新闻短片（拍摄地为重庆，重庆在当时属四川管辖，于1997年6月18日挂牌成立直辖市），标志着四川地区摄制影片活动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对私营电影公司进行改造。
“峨眉电影制片厂”于1958年7月27日获批成立并开始筹备。1959年7月1日在省文化局大门前取下“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筹备处”厂牌，正式挂上由郭沫若亲笔手书的“峨眉电影制片厂”七个大字雕刻的长形厂牌。
1959年7月，峨影开机拍摄厂内第一部亦是四川第一部本土故事电影，电影剧本源自《这就是战斗》，电影初名《焊茶壶的人》，后来听从老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建议改了名，定名《嘉陵江边》，该片于1960年4月完成全片并在全国放映，在当时也掀起了一阵观影热潮。
改革开放后，峨影陆续拍摄出诸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红衣少女》《焦裕禄》（“灾民抢登火车”取景地为位于今成华区的成都龙潭寺车站，且群演基本是龙潭寺各村组的村民）等广受好评的影片，不仅在中国掀起观影潮，部分影片还输出到美国、日本、德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初那个没有条件独立完成拍摄工作的峨影已发展成为产业链条完整的国家七大电影集团之一、西南地区最大的影视产业集团——峨眉电影集团。
2019年1月7日，峨影三座摄影棚组成的厂房作为工业建筑入围成都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录，成为记录一个时代的标志。在地处峨影附近的成都地铁4号线西南财大站，其装修采用了电影胶片的元素，并选择了峨眉电影制片厂部分优秀的电影作品镶嵌于柱面与天花板之上，时刻为四川人展示着峨眉电影制片厂的辉煌历史。
在四川舞台上，有不少记录中国共产党的烽火革命年代，刻画平凡英雄儿女的精品力作。 由成都艺术剧院演出的舞剧《努力餐》，2020年夺得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今年3月31日，此剧再次入选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名单。这是四川此次唯一进京展演的舞台艺术作品。《努力餐》的主要人物车老板的原型来自革命先烈车耀先。1928年，车耀先携眷由重庆回到成都定居，开办“我们的书店”，继而开“新的面店”，最后开“努力餐”饭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孙中山的名言，也是“努力餐”店名的来历之一。如今的努力餐餐馆，仍矗立在成都宽窄巷子附近。1940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成都的“努力餐”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地点。作为中共地下党人的车耀先仗义疏财，侠肝义胆，利用努力餐楼大力宣传抗日救亡精神，传递革命情报，向延安输送热血青年。
时间来到1944年5月，组织上安排江竹筠来到成都。同时，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江竹筠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并亲自填写了学号为331044的《国立四川大学学生入学登记表》。在川大读书期间，江竹筠收获了人生另一种幸福——结婚生子。1945年上半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丈夫彭咏梧，组织上批准江竹筠和彭咏梧结婚。1946年4月，江竹筠在成都生下儿子彭云。1946年，为了协助彭咏梧搞好重庆市委的宣传和学运工作，她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从成都回到重庆。她给川大的一位女同学写信，请求帮助办理休学一年，从那之后就中断了与川大的联系。舞台剧《江姐在川大》描绘了一段江姐鲜为人知的青春岁月，其中生动刻画的同窗情、师生情、爱国情以及母子情令人动容。
在四川的土地上，开着一种不知名的红色小花，它们一串串生长在针般细长的叶子间，五角形，鲜红色，被不少人浪漫地称为“红军花”。2011年的舞剧《红军花》，聚焦红军在四川长征时的女性群体，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舞剧《英雄》是又一长征题材力作。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关于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故事有很多。这是长征途中自然环境非常险恶的一程，无数个平凡家庭为红军长征贡献了力量。舞剧《英雄》以这些平凡家庭为切入点，其中有石匠家庭，有寡妇，有小孩。这些人物都是由编剧在无数个历史真实人物中提取、浓缩而成的。长征精神的血脉不仅通过文艺作品得以传承，同时也根植于四川这块真实的土地上。《英雄》一剧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平凡的人用不平凡的脚步，走出来的伟大，走出来的民族精神。
1978年，邓小平支持广东先行先试，率先创办经济特区，以“敢为天下先”的历史担当和“杀出一条血路”的革命精神，开放先行者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四川廣安人。近代以来的四川对于接受新事物的速度非常快，这可能与四川地处中原文明的边缘，受礼教束缚相对小的原因有关。所以，近代的四川以产出高端军事人才为特色——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四川人就有4位：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刘聂两位元帅的籍贯今属重庆）。
四川人并不尚武，“吃饭垒尖尖，打架梭边边”到现在也是四川人口头禅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四川人就不能打。每到民族危亡时刻，为了保家卫国，看上去贪图安逸的四川人同样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在艰苦的抗战中，由于东北、华北等半壁江山均已沦陷，作为大后方的四川省就必须要扛起许多重担，在全国各地中可谓出力最多。历史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四川省担负了全国财政支出的50%，提供了1/3的粮食和近50万人次的劳力，征兵及自愿报名参军者约350余万人，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正面战场每5人中就有1名川军，平均每17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川军转战7万里，足迹遍及13个省市，参加了28个大型会战和战役，伤亡、失踪64.6万余人，被俘率却最低，参战人数和牺牲人数之多，居全国之首。故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在战争中背上了巨大负担，付出重大牺牲的四川人，仍然不改乐观的天性。日本飞机炸毁了酒家，店主会贴上“明日照常营业”的告示，端午节期间遇到日机轰炸，则调侃“又过了个闹热节，敌机送铁粽子来了”。只要警报不响，人们照旧开工、开市、开课，卖汤元的吆喝一如平常，学生们会利用假期旅行，学者们照旧考古访幽，既是苦中作乐之举，更是勇敢气概的体现。
只要看看四位元帅和邓小平的传记，不难发现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乐观、豁达的特点，这种四川人特有的性格使他们在艰难困苦时不会有情绪上的巨大波动，能够理智平静地渡过难关，还会时不时幽上一默——邓小平：“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朱德：“你是一个老怪物……祝徐老头万岁！”（发给徐特立的电报）;陈毅：“我们用竹竿捅下来的”（回答如何击落U-2）……。
正因为四川在近现代历史上有着独特而巨大的贡献，当汶川地震突如其来之时，全国各地的援助也蜂拥而至，“川人从未负国，国人决不负川！”——能赢得举国尊重，这句话可算是对四川人的最高褒奖了。
有趣的是，李汉俊当年对芥川告知“宣传”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性时，后者反问：“除宣传手段之外，尚能顾念艺术否？”，得到的是李汉俊“几近于无”的否认。
但如今，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以纵深的视角回望过去风华正茂的“恰同学少年”，再看流传至今的文艺作品，国人定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近代史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亦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站起来”“富起来”再走向“强起来”的建设之路，文艺作品成了记录时代、直抵人心的最佳载体。
中国共产党在川渝两地领导人民艰苦奋进的历程，是巴蜀儿女所拥有的伟大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努力发掘、认真感悟与传承弘扬。本期“文化”板块以文学、影视、舞台、音乐四个主题，讲述文艺家们和文艺作品背后的党史故事，以此回味巴蜀大地百年澎湃的瞬间。
回望巴蜀文艺百年，心向光明、探索真理正是文艺家们的精神追求;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成了他们的创作源泉;书写时代、讴歌时代是他们的历史使命;“红色、人民、时代”是贯穿百年巴蜀文艺的主题词。
面对记录党史伟业的经典文艺作品，人们想了解、愿欣赏的理由都是相似的——对脚下的土地有热爱，对活着的世界怀热忱，对身处的道路有信心。与此同时，更多的文艺经典正在缔造中。在建党百年之际，四川文艺界开创性地开展党史学习文艺活动，将党史精神与新推文艺作品相结合，让每一个四川人、中国人感受到世纪峥嵘间发出的直抵人心的力量。
文字书写风云
因创作《女神》而享誉诗坛的川籍诗人郭沫若，以提倡自我表现和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始，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发展，他不但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急速地转为革命文学的宣传者。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郭沫若号召作家“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
1926年，郭沫若应邀到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前身）任文科学长，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6年7月9日，十万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郭沫若即在广州投笔从戎。他不仅舍去了每月薪俸360元的文科学长职位，也舍弃了文人式清高安逸的日子，真正主动地投身革命。在广州期间，郭沫若接触了不少中共领导人和工农干部，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26年3月23日，他在广州林伯渠家中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载：“到了祖涵（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家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
作为中国左翼文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郭沫若的到来，无疑促进了左翼文学在广州的普及和深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周文认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核心成员集体南下是革命与文学“由暧昧真正走向联姻”的标志性事件。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文学走上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下，联合众多党内外进步作家成立的。除了苏区，白区的左翼文艺也越來越具声势和影响力，其中西南地区便以沙汀、艾芜等为主力。
如今，沙汀、艾芜、巴金、张秀熟、马识途被并称为“蜀中五老”。1936年，马识途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37年8月，日军飞机轰炸南京，22岁的马识途逃离南京，来到鄂豫皖苏区的七里坪，经上级组织介绍进入党训班，接受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党的知识培训。在培训结束时，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介绍人同志看后感到不解：“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名处是马识途？”马识途回答道：“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已经找到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
看成都，看峨影的光影斑驳
四川是我国电影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据《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2000年）记载：1925年秋，留学法国的吴特生、卢丕漠拍摄了《革命阵亡将士》等无声新闻短片（拍摄地为重庆，重庆在当时属四川管辖，于1997年6月18日挂牌成立直辖市），标志着四川地区摄制影片活动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对私营电影公司进行改造。
“峨眉电影制片厂”于1958年7月27日获批成立并开始筹备。1959年7月1日在省文化局大门前取下“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筹备处”厂牌，正式挂上由郭沫若亲笔手书的“峨眉电影制片厂”七个大字雕刻的长形厂牌。
1959年7月，峨影开机拍摄厂内第一部亦是四川第一部本土故事电影，电影剧本源自《这就是战斗》，电影初名《焊茶壶的人》，后来听从老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建议改了名，定名《嘉陵江边》，该片于1960年4月完成全片并在全国放映，在当时也掀起了一阵观影热潮。
改革开放后，峨影陆续拍摄出诸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红衣少女》《焦裕禄》（“灾民抢登火车”取景地为位于今成华区的成都龙潭寺车站，且群演基本是龙潭寺各村组的村民）等广受好评的影片，不仅在中国掀起观影潮，部分影片还输出到美国、日本、德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初那个没有条件独立完成拍摄工作的峨影已发展成为产业链条完整的国家七大电影集团之一、西南地区最大的影视产业集团——峨眉电影集团。
2019年1月7日，峨影三座摄影棚组成的厂房作为工业建筑入围成都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录，成为记录一个时代的标志。在地处峨影附近的成都地铁4号线西南财大站，其装修采用了电影胶片的元素，并选择了峨眉电影制片厂部分优秀的电影作品镶嵌于柱面与天花板之上，时刻为四川人展示着峨眉电影制片厂的辉煌历史。
舞台上的英雄儿女
在四川舞台上，有不少记录中国共产党的烽火革命年代，刻画平凡英雄儿女的精品力作。 由成都艺术剧院演出的舞剧《努力餐》，2020年夺得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今年3月31日，此剧再次入选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名单。这是四川此次唯一进京展演的舞台艺术作品。《努力餐》的主要人物车老板的原型来自革命先烈车耀先。1928年，车耀先携眷由重庆回到成都定居，开办“我们的书店”，继而开“新的面店”，最后开“努力餐”饭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孙中山的名言，也是“努力餐”店名的来历之一。如今的努力餐餐馆，仍矗立在成都宽窄巷子附近。1940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成都的“努力餐”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地点。作为中共地下党人的车耀先仗义疏财，侠肝义胆，利用努力餐楼大力宣传抗日救亡精神，传递革命情报，向延安输送热血青年。
时间来到1944年5月，组织上安排江竹筠来到成都。同时，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江竹筠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并亲自填写了学号为331044的《国立四川大学学生入学登记表》。在川大读书期间，江竹筠收获了人生另一种幸福——结婚生子。1945年上半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丈夫彭咏梧，组织上批准江竹筠和彭咏梧结婚。1946年4月，江竹筠在成都生下儿子彭云。1946年，为了协助彭咏梧搞好重庆市委的宣传和学运工作，她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从成都回到重庆。她给川大的一位女同学写信，请求帮助办理休学一年，从那之后就中断了与川大的联系。舞台剧《江姐在川大》描绘了一段江姐鲜为人知的青春岁月，其中生动刻画的同窗情、师生情、爱国情以及母子情令人动容。
在四川的土地上，开着一种不知名的红色小花，它们一串串生长在针般细长的叶子间，五角形，鲜红色，被不少人浪漫地称为“红军花”。2011年的舞剧《红军花》，聚焦红军在四川长征时的女性群体，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舞剧《英雄》是又一长征题材力作。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关于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故事有很多。这是长征途中自然环境非常险恶的一程，无数个平凡家庭为红军长征贡献了力量。舞剧《英雄》以这些平凡家庭为切入点，其中有石匠家庭，有寡妇，有小孩。这些人物都是由编剧在无数个历史真实人物中提取、浓缩而成的。长征精神的血脉不仅通过文艺作品得以传承，同时也根植于四川这块真实的土地上。《英雄》一剧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平凡的人用不平凡的脚步，走出来的伟大，走出来的民族精神。
春天的故事
1978年，邓小平支持广东先行先试，率先创办经济特区，以“敢为天下先”的历史担当和“杀出一条血路”的革命精神，开放先行者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四川廣安人。近代以来的四川对于接受新事物的速度非常快，这可能与四川地处中原文明的边缘，受礼教束缚相对小的原因有关。所以，近代的四川以产出高端军事人才为特色——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四川人就有4位：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刘聂两位元帅的籍贯今属重庆）。
四川人并不尚武，“吃饭垒尖尖，打架梭边边”到现在也是四川人口头禅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四川人就不能打。每到民族危亡时刻，为了保家卫国，看上去贪图安逸的四川人同样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在艰苦的抗战中，由于东北、华北等半壁江山均已沦陷，作为大后方的四川省就必须要扛起许多重担，在全国各地中可谓出力最多。历史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四川省担负了全国财政支出的50%，提供了1/3的粮食和近50万人次的劳力，征兵及自愿报名参军者约350余万人，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正面战场每5人中就有1名川军，平均每17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川军转战7万里，足迹遍及13个省市，参加了28个大型会战和战役，伤亡、失踪64.6万余人，被俘率却最低，参战人数和牺牲人数之多，居全国之首。故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在战争中背上了巨大负担，付出重大牺牲的四川人，仍然不改乐观的天性。日本飞机炸毁了酒家，店主会贴上“明日照常营业”的告示，端午节期间遇到日机轰炸，则调侃“又过了个闹热节，敌机送铁粽子来了”。只要警报不响，人们照旧开工、开市、开课，卖汤元的吆喝一如平常，学生们会利用假期旅行，学者们照旧考古访幽，既是苦中作乐之举，更是勇敢气概的体现。
只要看看四位元帅和邓小平的传记，不难发现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乐观、豁达的特点，这种四川人特有的性格使他们在艰难困苦时不会有情绪上的巨大波动，能够理智平静地渡过难关，还会时不时幽上一默——邓小平：“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朱德：“你是一个老怪物……祝徐老头万岁！”（发给徐特立的电报）;陈毅：“我们用竹竿捅下来的”（回答如何击落U-2）……。
正因为四川在近现代历史上有着独特而巨大的贡献，当汶川地震突如其来之时，全国各地的援助也蜂拥而至，“川人从未负国，国人决不负川！”——能赢得举国尊重，这句话可算是对四川人的最高褒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