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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是两部侧重于描写小人物精神世界的小说。其中，生命的孤独感和存在的虚无感是这两部小说的思想主题，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意蕴。刘震云通过对小人物精神状态的描写来思考人生意义这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体现了小说主题的深刻性。这是刘震云对小人物描写的突破，是对生活新的认识和理解。
关键词：刘震云 主体性 孤独 虚无 希望
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是刘震云小说描写的主要内容，从最初创作的中篇小说《塔铺》起，他就试图表现人物生活的平常性，展现小人物的物质生活状态。在新写实小说《一地鸡毛》中，刘震云描写了小人物的操劳和庸碌。到了新历史小说“故乡系列”，刘震云又用戏谑的笔调，描写了权力驱使下小人物的荒诞人生。从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开始，刘震云将视角转向小人物的精神世界，通过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关注和挖掘，来表达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在这两部小说中，戏谑、荒诞的成分减少，形而上的哲理思索增加，小说主题的深刻性加强。
一、人物的主体性
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是刘震云小说叙事的主要选择，与他的其他作品相比，《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所塑造的人物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他们不是随遇而安和对生活的妥协，而是努力地挣脱不可忍受的生存环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比如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等，这些人物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努力地突破生活的郁闷和憋屈。这与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此在”这一概念相一致。“此在”意味着人本身没有意义，只有以“显现”或“绽开”的样式被把握，而在刘震云小说中，这些人物的挣脱和寻找过程就是“显现”或“绽开”的过程，是人物主体性的表现。
刘震云在这两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小人物的物质生活，更多的是对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呈现。无论是《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还是《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他们最困苦的不是金钱利益，追逐权力等物质生活，而是内心的憋屈和精神的孤独。杨百顺离开家是为了摆脱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寻找一个可以自由沟通说话的人。小说中牧师老詹不远万里来到延津，在各个村庄来回奔跑，传教一生，为的是心中的信念。李雪莲坚持告状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她消磨了青春，荒废了生活，为的是一口气，说的是一个理。
生命的本质是人的自我扬弃、自我超越。但是，在这个扬弃、超越的过程中，会有许多外界的压力、自身的弱点等多种阻力来阻挠你。就像洪子诚所说：“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利机制，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生活世界中，构成了难以挣脱的网。生活于期间的人物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时又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的人性的扭曲。”a在小说《一地鸡毛》中，小林想坚持自己的理想，但现实生活的琐碎与庸碌却拉扯他向另一个人生轨道行驶，与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最后，小林放弃了改变现状的努力，滑向世俗洪流。与小林的妥协不同的是，李雪莲二十年坚持告状，这期间她遇到种种坎坷阻碍，被人呵斥，无缘无故被关进牢房，被认为有精神病……她遇到各种规劝与压力，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煎熬，但是她并没有放弃，依然认真、绝强地做自己。在外人看来，李雪莲这个人物很倔强、较真儿，但是对她来说，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如果不做，就如骨鲠在喉，难以忍受。
用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来讲，作为“此在”的李雪莲、杨百顺等，他们有着多种可能性存在。比如，李雪莲可以在最初的时候就自认倒霉，另嫁他人，开始新的生活，也可以在面对阻碍的时候中途放弃。杨百顺更是有多种选择，他可以憋屈地待在家里，免受颠沛流离，或者面对老婆的出轨忍气吞声，维持安稳的生活，但是他们最终选择的都是作为，而不是任命和自欺。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在这方面是自由的，个性是独立的，这些人物不同于《一地鸡毛》中的小林、鲁迅笔下的阿Q。
刘震云在描写这些小人物面对困难、选择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塑造成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对自己的信念毫无怀疑的勇者形象。而是真实地表现出他们在面临选择时的焦虑和痛苦。比如当李雪莲面对告状无果时，她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她感受到了无力改變现实的焦虑和迷茫。作者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描写杨百顺不喜欢磨豆腐，不喜欢他爹，曾多次试着离家出走，但中途由于生活所迫，又回到家里。小说表现出杨百顺在选择离家出走时内心的焦虑与恐惧。但是，正是在这一次次的选择与焦虑中，杨百顺逐渐认清自己，完成蜕变。就像萨特说的所：“正是在焦虑中，人获得了对他的自由意识，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还可以说，焦虑是自由这存在着的意识的存在方式，正是在焦虑中自由在其存在里对自身提出问题。”b对于那些妥协于生活和命运的人来说，他们是不会有焦虑和痛苦的，即使有选择的焦虑，他们也会采用自欺的方式，而不是作为。就像阿Q，他没有想过自己以后的生活是怎样，该怎样，而是被周围的环境和人推着走，他被抛进这个世界，无意识地活着。当他受到不公、委屈时，他就选择用“自欺”的方式一了了之。
二、人生的孤独
人生的孤独是刘震云这两篇小说表现的一个主题，这种孤独是独自一人，无所依靠，不被外人理解却能够依然前行。与刘震云其他的作品相比，这两篇小说主题更具有深刻性，它是作者对人生意义这一形而上的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思考，是作者人生观的具体体现。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描写了人物的孤独以及为消解这种孤独而做出的努力。这篇小说分为上篇《出延津记》和下篇《回延津记》，上篇以杨百顺为线索，描写了他外出谋生的经历。小说下篇叙述了牛爱国因婚姻不顺出去找朋友排解内心的困扰，但是他发现以前说得着的人，现在变得物是人非。小说描写了父子、兄弟之间的隔膜，朋友之间的误会，夫妻之间的不理解，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这部小说没有了刘震云一贯的戏谑、滑稽和荒诞，而是被压抑、孤独、深沉的氛围所笼罩。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把消解孤独的希望寄托于寻找“说得着”的人。但是，这种向外寻找的方式不是解决孤独的方法。杨百顺辗转一生，找到了说的着得人“巧玲”，但最后这个唯一能说得上话的人丢了。牛爱国遇到了情投意合的章楚红，但是，最后章楚红也无踪影。作者暗示了把消解孤独的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孤独是亲情、友情、婚姻所不能消解的。 刘震云通过对牧师老詹的塑造来进一步点明主题。小说描写了老詹不远万里独自一人來到延津，每天在各个村庄来回奔跑，传教一生，发展的信徒寥寥无几，别人听了老詹的话，都嘲笑他。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在他心里有一座更为宽敞明亮的教堂，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作支撑，就不会因外人所动。作者试图让牧师老詹来开导、启迪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困顿小人物，让他们明白人应该有信仰，信仰可以让人变得充实，使内心不再感到孤独。在牧师老詹的启迪下，杨百顺对自己人生价值及意义的认识逐渐清晰。在小说的开头，作者描写杨百顺离家出走是想摆脱那个让他厌烦的家庭。那时，他离家出走只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他对自己人生目标、价值、意义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当他看到老詹死后的图纸，他开始明白老詹的话，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不仅是老詹对杨百顺的引导，也是作者对读者的启发，是作者对人的问题做出的深刻的发问与思考，是对“此在”为何存在的终极追问。
如果说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还需要塑造牧师这一外在力量来引导杨百顺等小人物的话，那么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刘震云所塑造的主人公李雪莲这一人物则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作者进一步阐释了真正的孤独者是那些即使不被人理解，却依然能够按照自己的人生目标继续前行的人。
小说《我不是潘金莲》描写了李雪莲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开始二十年的告状生涯，她的认真倔强和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很大的讽刺性。在告状的过程中，李雪莲的行为不被人理解，所有的人都不信她，但是她并不因为没有人理解她而放弃告状。她不畏外界压力，不妥协，坚持自己的信念继续前行。在这方面，李雪莲与杨百顺等人不同，她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外人的理解，而是倔强地做自己。从这一点上来看，刘震云塑造的李雪莲是自由的，个性独立的，她没有被外人、外界所束缚。
三、存在的虚无感
刘震云的小说总是充满宿命感和虚无感，这种虚无不仅包括他新历史小说所表现的历史的虚无，也包括对小人物描写所体现出来的存在的虚无。作者所塑造的这些小人物努力生活，拼命地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不能把握自己的人生。与之前的小说相比，《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这两篇小说的主题也有虚无的意蕴，但是，在虚无之外，作者仍抱有希望。
为了摆脱内心的孤独，杨百顺选择了离家出走，但是外出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自由和快乐。在老詹的启迪下，杨百顺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用竹子扎一座教堂，最后却因吴香香的阻挠未能完成。他的一生更换过许多姓名，但是每次身份的变换都不能消解内心的孤独。最后，当别人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却陷入了迷茫，对自己现有的生活失去了把握，最终，杨百顺只能再次选择远行。杨百顺离家出走时孤身一人，绕了一大圈，到最后还是一无所有，万境归空。而对于李雪莲来说，二十年的告状毫无结果，所有的辛苦都是白费，她离婚的真假说不清了，她是不是潘金莲的事情也说不清楚了。他们从原点出发，历尽艰辛绕一大圈又回到原点，从无中来，到无中去，给人一种存在的虚无感。
刘震云在这两部小说中表现了生活的偶然性和无规则性。无论这些小人物如何认真、努力地生活，生活总不给他们应有的回报，生命变得难以把握，个人显得渺小和无奈，他们的努力和回报不成正比。刘震云小说所呈现出来的虚无感和宿命感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表现，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讽刺。
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物在“生存的焦虑”和“抗争的无奈”中，展现了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给人一种虚无和无奈。但作者并没有让读者感到绝望，而是在小说中暗含一种不放弃的希望。在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的结尾，李雪莲想上吊，在上吊的过程中遇到一位果农，果农让她换棵树，别在一棵树上吊死。这句话看似一句笑话，其实另有一层含义，它暗含着寻找新的出路，不要把自己总纠结在告状这件事情上，放下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其实不是一件难事。最后，李雪莲笑了。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结尾可以看到，杨百顺一生都没有放弃寻找巧玲，临死还托付儿子继续寻找。小说中杨百顺的孙媳妇何玉芬告诉牛爱国，人要往前看，日子是过的以后，不是从前。从这句话也能看出作者对人生的态度，人要向前看，对生活充满希望。虽然牛爱国错过了章楚红，但小说最后一句“得着”表明了牛爱国不会放弃寻找。这种明亮的色彩与刘震云之前小说的绝望气息不同，这是作者对生活新的认识和理解。这种对生活的态度和鲁迅笔下过客“反抗绝望”的气质相似，是对之前小说蕴含的绝望气息的一种超越，是作者思想境界的进一步提升。
a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b〔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8页。
参考文献：
[1]马云鹤.消解孤独的两种方式——浅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J].当代文坛，2010（6）.
[2]贺仲明.刘震云小说荒诞意识的生成和意义[J].小说评论，2015（3）.
作者：张振杰，河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辑：李珂E-mail：mzxslk@163.com
关键词：刘震云 主体性 孤独 虚无 希望
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是刘震云小说描写的主要内容，从最初创作的中篇小说《塔铺》起，他就试图表现人物生活的平常性，展现小人物的物质生活状态。在新写实小说《一地鸡毛》中，刘震云描写了小人物的操劳和庸碌。到了新历史小说“故乡系列”，刘震云又用戏谑的笔调，描写了权力驱使下小人物的荒诞人生。从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开始，刘震云将视角转向小人物的精神世界，通过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关注和挖掘，来表达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在这两部小说中，戏谑、荒诞的成分减少，形而上的哲理思索增加，小说主题的深刻性加强。
一、人物的主体性
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是刘震云小说叙事的主要选择，与他的其他作品相比，《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所塑造的人物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他们不是随遇而安和对生活的妥协，而是努力地挣脱不可忍受的生存环境，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比如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等，这些人物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努力地突破生活的郁闷和憋屈。这与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此在”这一概念相一致。“此在”意味着人本身没有意义，只有以“显现”或“绽开”的样式被把握，而在刘震云小说中，这些人物的挣脱和寻找过程就是“显现”或“绽开”的过程，是人物主体性的表现。
刘震云在这两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小人物的物质生活，更多的是对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呈现。无论是《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还是《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他们最困苦的不是金钱利益，追逐权力等物质生活，而是内心的憋屈和精神的孤独。杨百顺离开家是为了摆脱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寻找一个可以自由沟通说话的人。小说中牧师老詹不远万里来到延津，在各个村庄来回奔跑，传教一生，为的是心中的信念。李雪莲坚持告状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她消磨了青春，荒废了生活，为的是一口气，说的是一个理。
生命的本质是人的自我扬弃、自我超越。但是，在这个扬弃、超越的过程中，会有许多外界的压力、自身的弱点等多种阻力来阻挠你。就像洪子诚所说：“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利机制，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生活世界中，构成了难以挣脱的网。生活于期间的人物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时又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的人性的扭曲。”a在小说《一地鸡毛》中，小林想坚持自己的理想，但现实生活的琐碎与庸碌却拉扯他向另一个人生轨道行驶，与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最后，小林放弃了改变现状的努力，滑向世俗洪流。与小林的妥协不同的是，李雪莲二十年坚持告状，这期间她遇到种种坎坷阻碍，被人呵斥，无缘无故被关进牢房，被认为有精神病……她遇到各种规劝与压力，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煎熬，但是她并没有放弃，依然认真、绝强地做自己。在外人看来，李雪莲这个人物很倔强、较真儿，但是对她来说，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如果不做，就如骨鲠在喉，难以忍受。
用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来讲，作为“此在”的李雪莲、杨百顺等，他们有着多种可能性存在。比如，李雪莲可以在最初的时候就自认倒霉，另嫁他人，开始新的生活，也可以在面对阻碍的时候中途放弃。杨百顺更是有多种选择，他可以憋屈地待在家里，免受颠沛流离，或者面对老婆的出轨忍气吞声，维持安稳的生活，但是他们最终选择的都是作为，而不是任命和自欺。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在这方面是自由的，个性是独立的，这些人物不同于《一地鸡毛》中的小林、鲁迅笔下的阿Q。
刘震云在描写这些小人物面对困难、选择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塑造成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对自己的信念毫无怀疑的勇者形象。而是真实地表现出他们在面临选择时的焦虑和痛苦。比如当李雪莲面对告状无果时，她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她感受到了无力改變现实的焦虑和迷茫。作者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描写杨百顺不喜欢磨豆腐，不喜欢他爹，曾多次试着离家出走，但中途由于生活所迫，又回到家里。小说表现出杨百顺在选择离家出走时内心的焦虑与恐惧。但是，正是在这一次次的选择与焦虑中，杨百顺逐渐认清自己，完成蜕变。就像萨特说的所：“正是在焦虑中，人获得了对他的自由意识，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还可以说，焦虑是自由这存在着的意识的存在方式，正是在焦虑中自由在其存在里对自身提出问题。”b对于那些妥协于生活和命运的人来说，他们是不会有焦虑和痛苦的，即使有选择的焦虑，他们也会采用自欺的方式，而不是作为。就像阿Q，他没有想过自己以后的生活是怎样，该怎样，而是被周围的环境和人推着走，他被抛进这个世界，无意识地活着。当他受到不公、委屈时，他就选择用“自欺”的方式一了了之。
二、人生的孤独
人生的孤独是刘震云这两篇小说表现的一个主题，这种孤独是独自一人，无所依靠，不被外人理解却能够依然前行。与刘震云其他的作品相比，这两篇小说主题更具有深刻性，它是作者对人生意义这一形而上的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思考，是作者人生观的具体体现。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描写了人物的孤独以及为消解这种孤独而做出的努力。这篇小说分为上篇《出延津记》和下篇《回延津记》，上篇以杨百顺为线索，描写了他外出谋生的经历。小说下篇叙述了牛爱国因婚姻不顺出去找朋友排解内心的困扰，但是他发现以前说得着的人，现在变得物是人非。小说描写了父子、兄弟之间的隔膜，朋友之间的误会，夫妻之间的不理解，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这部小说没有了刘震云一贯的戏谑、滑稽和荒诞，而是被压抑、孤独、深沉的氛围所笼罩。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把消解孤独的希望寄托于寻找“说得着”的人。但是，这种向外寻找的方式不是解决孤独的方法。杨百顺辗转一生，找到了说的着得人“巧玲”，但最后这个唯一能说得上话的人丢了。牛爱国遇到了情投意合的章楚红，但是，最后章楚红也无踪影。作者暗示了把消解孤独的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孤独是亲情、友情、婚姻所不能消解的。 刘震云通过对牧师老詹的塑造来进一步点明主题。小说描写了老詹不远万里独自一人來到延津，每天在各个村庄来回奔跑，传教一生，发展的信徒寥寥无几，别人听了老詹的话，都嘲笑他。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在他心里有一座更为宽敞明亮的教堂，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作支撑，就不会因外人所动。作者试图让牧师老詹来开导、启迪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困顿小人物，让他们明白人应该有信仰，信仰可以让人变得充实，使内心不再感到孤独。在牧师老詹的启迪下，杨百顺对自己人生价值及意义的认识逐渐清晰。在小说的开头，作者描写杨百顺离家出走是想摆脱那个让他厌烦的家庭。那时，他离家出走只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他对自己人生目标、价值、意义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当他看到老詹死后的图纸，他开始明白老詹的话，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不仅是老詹对杨百顺的引导，也是作者对读者的启发，是作者对人的问题做出的深刻的发问与思考，是对“此在”为何存在的终极追问。
如果说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还需要塑造牧师这一外在力量来引导杨百顺等小人物的话，那么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刘震云所塑造的主人公李雪莲这一人物则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作者进一步阐释了真正的孤独者是那些即使不被人理解，却依然能够按照自己的人生目标继续前行的人。
小说《我不是潘金莲》描写了李雪莲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开始二十年的告状生涯，她的认真倔强和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很大的讽刺性。在告状的过程中，李雪莲的行为不被人理解，所有的人都不信她，但是她并不因为没有人理解她而放弃告状。她不畏外界压力，不妥协，坚持自己的信念继续前行。在这方面，李雪莲与杨百顺等人不同，她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外人的理解，而是倔强地做自己。从这一点上来看，刘震云塑造的李雪莲是自由的，个性独立的，她没有被外人、外界所束缚。
三、存在的虚无感
刘震云的小说总是充满宿命感和虚无感，这种虚无不仅包括他新历史小说所表现的历史的虚无，也包括对小人物描写所体现出来的存在的虚无。作者所塑造的这些小人物努力生活，拼命地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不能把握自己的人生。与之前的小说相比，《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这两篇小说的主题也有虚无的意蕴，但是，在虚无之外，作者仍抱有希望。
为了摆脱内心的孤独，杨百顺选择了离家出走，但是外出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自由和快乐。在老詹的启迪下，杨百顺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用竹子扎一座教堂，最后却因吴香香的阻挠未能完成。他的一生更换过许多姓名，但是每次身份的变换都不能消解内心的孤独。最后，当别人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却陷入了迷茫，对自己现有的生活失去了把握，最终，杨百顺只能再次选择远行。杨百顺离家出走时孤身一人，绕了一大圈，到最后还是一无所有，万境归空。而对于李雪莲来说，二十年的告状毫无结果，所有的辛苦都是白费，她离婚的真假说不清了，她是不是潘金莲的事情也说不清楚了。他们从原点出发，历尽艰辛绕一大圈又回到原点，从无中来，到无中去，给人一种存在的虚无感。
刘震云在这两部小说中表现了生活的偶然性和无规则性。无论这些小人物如何认真、努力地生活，生活总不给他们应有的回报，生命变得难以把握，个人显得渺小和无奈，他们的努力和回报不成正比。刘震云小说所呈现出来的虚无感和宿命感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表现，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讽刺。
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物在“生存的焦虑”和“抗争的无奈”中，展现了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给人一种虚无和无奈。但作者并没有让读者感到绝望，而是在小说中暗含一种不放弃的希望。在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的结尾，李雪莲想上吊，在上吊的过程中遇到一位果农，果农让她换棵树，别在一棵树上吊死。这句话看似一句笑话，其实另有一层含义，它暗含着寻找新的出路，不要把自己总纠结在告状这件事情上，放下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其实不是一件难事。最后，李雪莲笑了。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结尾可以看到，杨百顺一生都没有放弃寻找巧玲，临死还托付儿子继续寻找。小说中杨百顺的孙媳妇何玉芬告诉牛爱国，人要往前看，日子是过的以后，不是从前。从这句话也能看出作者对人生的态度，人要向前看，对生活充满希望。虽然牛爱国错过了章楚红，但小说最后一句“得着”表明了牛爱国不会放弃寻找。这种明亮的色彩与刘震云之前小说的绝望气息不同，这是作者对生活新的认识和理解。这种对生活的态度和鲁迅笔下过客“反抗绝望”的气质相似，是对之前小说蕴含的绝望气息的一种超越，是作者思想境界的进一步提升。
a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b〔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8页。
参考文献：
[1]马云鹤.消解孤独的两种方式——浅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J].当代文坛，2010（6）.
[2]贺仲明.刘震云小说荒诞意识的生成和意义[J].小说评论，2015（3）.
作者：张振杰，河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辑：李珂E-mail：mzxslk@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