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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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刑罚裁量制度，数罪并罚制度所要解决的是，当行为人在一个特定化的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实施了数个犯罪，如何予以定罪量刑的问题。其价值表现为在一个诉讼中较为经济地解决一个被告人由于实施多个犯罪而产生的刑事责任的总体评价问题，这既是对其危害行为予以客观报应的要求，也是由此对其人身危险性作出一个全面衡量，进而最终为确定其应执行的刑罚提供量刑依据。现行刑法第69条至第71条对数罪并罚制度进行了规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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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刑罚裁量制度，数罪并罚制度所要解决的是，当行为人在一个特定化的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实施了数个犯罪，如何予以定罪量刑的问题。其价值表现为在一个诉讼中较为经济地解决一个被告人由于实施多个犯罪而产生的刑事责任的总体评价问题，这既是对其危害行为予以客观报应的要求，也是由此对其人身危险性作出一个全面衡量，进而最终为确定其应执行的刑罚提供量刑依据。现行刑法第69条至第71条对数罪并罚制度进行了规定，如何理解这三个法条的含义是适用数罪并罚制度的基本前提。由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与数罪并罚相关的伺题纷繁复杂，对于在理解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应当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出发进行实质性的分析，同时兼顾有利于被告原则作出合理的结论。本文仅对数罪并罚制度理解与适用中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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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届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0月3日通过了专门为打击腐败犯罪而制定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2月10日，中国政府签署了该《公约》。《公约》的内容相当复杂，涉及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国际法等多学科领域。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仅就《公约》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和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几个方面的完善展开初步论述。
在所有的社会腐败问题中，贿赂行为无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各国及国际社会反腐败斗争的重点。从传统和现实两方面上看，无论是古代西方的罗马法体系、日耳曼法体系和东方的中华法系，还是当代的英美、大陆两大法系，与腐败相联系的贿赂犯罪所针对的都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它们都以“贿赂”为名，但细究其犯罪构成要件，我们却可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联系西方国家刑法的有关规定，深入分析这种区
2003年1O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公约》不仅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规则，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我们应研究《公约》的规定对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影响，及时做好应对策略，努力使《公约》最大限度地为我国反腐败实践服务，同时也应研究《公约》蕴涵的深刻的预防和打击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刑法增加洗钱罪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少以洗钱罪罪名起诉或宣判的案件。特别是厦门远华案、湛江走私案等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均涉及有巨额跨国洗钱行为，最终却没有以洗钱罪论处，而是以其他犯罪处理，出现刑事立法与司法实际背离现象。尤其是2003年12月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反腐败公约》)，该公约对洗钱罪的较多规定与我国立法有很大不同，这些都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第58届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0月31日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也是迄今为止关于治理腐败最为完整、全面而又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件。它对腐败的预防、腐败犯罪的界定、腐败利益的剥夺、反腐败国际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法律上的规范，对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败力度，提高反腐败成效，促进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而深远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第五章中共规定有九类腐败犯罪，分别为贿赂、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私营部门内的侵吞财产(职务侵占)、洗钱、窝赃、妨害司法等。对于该九类犯罪，我国刑法基本上都有所体现，仅在具体构成方面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别，其中，存在较大差别并需特别加以关注的是贿赂犯罪和洗钱罪。本文仅从实务部门的立场，就我国贿赂犯罪与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如何与《公约》规定相衔接的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新世纪加速推进。与此同时，腐败的跨国界蔓延使其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凸现，也使得腐败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问题。一股反腐败浪潮正伴随全球化进程而席卷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国的腐败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动向，反腐败斗争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本文试提出一些粗浅之见。
挪用公款罪是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也是实践中常见多发的犯罪类型，关于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的内涵、犯罪形态的确定、共同犯罪的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点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从以下方面阐述：一、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如何认定。二、挪用公款罪中“挪”与“用”之内在关系及其对定罪的影响。三、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如何认定。四、如何把握挪用公款罪的主观故意。五、挪用公款罪与民事借货纠纷的界限。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参股的企业、公司大量出现，成为国有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加之改革开放初期私有企业登记注册为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挂靠”情况的客观存在，司法实践中对国有公司、企业的性质及其工作人员的身份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成为凸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一、
缓刑作为近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监禁替代措施，以其特有的避免监狱烙印、促进罪犯更生的优势而成为“当代刑罚制度的宠儿”。缓刑的监督考察是缓刑制度中尤为重要的环节。缓刑的全部优势都是通过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得以发挥和实现的。缓刑监督考察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行刑手段，对实现罪犯再社会化的缓刑目标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建立了完备的缓刑监督考察制度，包括制定细致而有针对性的立法、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机构、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