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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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农会法》，以更侧重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综合性农民组织——农会，取代了大革命时代革命动员式的农民协会，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农民运动和农会的政治功能存有戒备心理，以致抗战爆发前，农会组织发展都缺乏实质性内容。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相继失守，国民政府先是内迁武汉，随后又西迁四川。对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来说，粮食与兵源都是极为关键的问题，因此取得农民的支持就相当重要。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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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十一届青年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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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农会法》，以更侧重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综合性农民组织——农会，取代了大革命时代革命动员式的农民协会，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农民运动和农会的政治功能存有戒备心理，以致抗战爆发前，农会组织发展都缺乏实质性内容。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相继失守，国民政府先是内迁武汉，随后又西迁四川。对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来说，粮食与兵源都是极为关键的问题，因此取得农民的支持就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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