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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家庭的演变,父亲角色的内涵正在发生转变,父亲的职能也逐渐凸显（伍新春,郭素然,刘畅,陈玲玲,郭幽圻,2012）,而父亲教养投入（fatherinvolvement）便是父亲发挥其职能的重要途径。父亲教养投入包括互动性（Interaction）、可及性（Accessibility）和责任性（Responsibility）三个维度（Lamb,2004）。在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因素模型中,人口统计学变量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儿童年龄、性别、手足数目,父亲受教育水平、工作时长等（Belsky,1984;Doherty,Kouneski,& Erickson,1998）。而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提示我们有必要将独生子女、城乡类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变量纳入研究范畴。本研究采用基于Lamb的三维模型编制的中国父亲教养投入问卷,对来自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域的1295名3-18岁儿童的父亲进行施测。结果发现,（1）父亲教养投入的程度在可及性、责任性和互动性三维度上依次降低;（2）在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维度上,城市父亲教养投入程度显著高于城镇和农村父亲(F（2,1286）=13.56,P<0.001;F（2,1286）=7.759,P<0.001;F（2,1286）)=5.84,P<0.01);（3）父亲在互动性维度的投入程度随着儿童年龄增长而下降(F（2,1230）=13.67,P<0.001),可及性和责任性的投入程度不受儿童年龄影响;（4）父亲教养投入不受儿童性别的影响;（5）在父亲教养投入的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维度上,独生子女父亲的投入度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F（1,1230）=25.47,P<0.001;F（1,1230）=22.103,P<0.001;F（1,1230）=13.390,P<0.001);（6）在控制了地域变量、儿童变量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可以正向预测父亲在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的教养投入（β=.143,P<0.001;β=.101,P<0.01;β=.147,P<0.001）,父亲的主观收入水平负向预测父亲的可及性投入（β=-.070,P<0.05）,父亲的每周工作时长负向预测父亲的互动性投入（β=-.107,P<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