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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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古藏文写卷发现已过去了100多年。由于该写卷对研究藏族古代社会、历史、民族、宗教、民俗、文学、语言、文字等方面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多年来吸引了国内外从事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巴考(J.Bacot)、杜散(Ch.Toussaint)和英国学者托马斯(F.W.Thomas)分别用法语和英语对敦煌卷子进行了分段译注，并于1940-1946年在巴黎出版了《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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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古藏文写卷发现已过去了100多年。由于该写卷对研究藏族古代社会、历史、民族、宗教、民俗、文学、语言、文字等方面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多年来吸引了国内外从事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20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巴考(J.Bacot)、杜散(Ch.Toussaint)和英国学者托马斯(F.W.Thomas)分别用法语和英语对敦煌卷子进行了分段译注，并于1940-1946年在巴黎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rire du Tibet)。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静如教授于1957年开始直接从法文释译巴考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并由常凤玄先生协助译为藏文。此版本使读者对吐蕃历史文书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此后，王尧、陈践先生于1992年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黄布凡、马德先生于2000年出版了《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杜)。本文意在针对英国黎吉生对敦煌残片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比王、黄以及黎吉生等三个不同的版本，对黎吉生敦煌残片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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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西藏山南地区措美县当许镇附近信教群众重新维修一座破旧的佛塔——噶塘蚌巴奇时，发现塔中内存有大量的古文书残卷，时当地群众和督导维修工程的县民宗局领导及时采取了一些初步的保护措施。《当许出土吐蕃笨教文书合编》一书的出版对我国藏学界意义不凡。笨教文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吐蕃史和笨教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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